2013年7月18日，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的杜润生迎来了百岁生日。许多人都到北京医院去看望这位百岁人瑞，其中包括同事、弟子、仰慕者和他的乡亲。

民国政府建立的第二年，1913年7月18日，杜润生出生在山西太谷县的一个农民家庭。整整一百年过去了，而今那所老宅已经破败不堪，庭中荒草没膝，与周围一座座新建的民宅形成鲜明对比。但是他的家乡父老还记着他，亿万中国农民没有忘记他。

从晋中的农家弟子到北平的大学生，从抗日军人到土改领导人，从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到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的一生经历了太多的历史事件，其中许多都关系到农民的命运。作为中共党内最资深的农村问题专家，他是农村改革重大决策参与者和亲历者。在许多人眼里，杜润生就是“中国农村改革”的代名词。

确实，即使退休以后，杜润生念兹在兹的仍然是中国农民。不过，这位饱览了新中国政治风云的政治家的眼光没有局限在农村，他对于中国改革和未来有着深刻的洞察和长远的思考。

在许多人看来，中国采取“渐进式改革”，避免了苏联式的崩溃，成就了中国经济奇迹。杜润生很早就对“渐进改革”进行了反思。在他看来，“渐进改革”的副作用是延长了双轨制，“双轨制既有垄断成分、又有竞争成分，给民营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机会，也带来的问题。一是价格扭曲，妨碍资源配置的合理化；二是制造寻租、腐败；三是生产要素流动不足，市场化踏步不前。许多扭曲现象变成原因，原因又产生结果，以致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双轨制造成的诸多问题，只有通过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才能消弭。也就是说，需要政府转变职能，缩小直接经营范围，由市场配置资源，尽早走出双轨制，形成有竞争性市场环境，生产要素能自由流动，否则就会造成权贵资本主义。杜润生提醒道：“落后国家走向现代化，资本主义发育是不可避免的，可是资本主义也有好坏之别。从历史上看，西欧某些国家在工业化进程当中使农民悲惨地破产。中国要避免坏的资本主义发育方式，首先必须尽快遏制业已萌芽的权贵资本主义。”

遗憾的是，由于改革没有及时跟进，权力进入市场，权钱交换，在滋长腐败的同时也生长出一批权贵资本主义。社会各个利益集团为追求本身利益最大化，相互博弈，财富重新分配，出现了两极分化。杜润生敏锐地指出，这种局面导致极左派对市场经济的批判与攻击，他们认为“市场经济本质是复辟资本主义”，而且“利用群众对两极分化的不满情绪，倡导回到毛泽东时代”。杜润生对于极左派的主张进行了准确概括：“根本反对市场经济，要恢复毛泽东时代。不但是传统的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而且自己还加进‘民粹主义’的东西，比斯大林还‘左’。极左派就是想走这个路子。”

杜润生说：“人们思想不统一，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制度安排，赖以抵制危险的思想风暴，从而任其转化为政治实践。”那么，什么样的制度安排能够“抵制危险的思想风暴”呢？就是民主政治。

在1949年以来的政治风暴里，杜润生亲身体味了传统政治的残酷。在五十年代说过“斯大林严重破坏法制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这类明智之语的毛泽东，最终也没有避免历史悲剧。由于党内决策缺乏民主，导致了“大跃进”、“文革”。至于做出了市场经济导向的重大决策的邓小平，“他有权威主义偏爱，对民主呼声是实行淡化处理的。‘六四风波’的负面影响也主要是削弱民主生活。”

可是，经济发展的成就却被某些人士视为政治体制优越性的证明。杜润生不同意这种判断，而是很早就呼吁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要推进政治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就是建立民主政治。在90年代以来写的一系列文章里，杜润生指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利益日益多元化，人民内部矛盾突出起来。单纯依靠抑制、堵截等于激化矛盾，急风暴雨的运动方式，历史证实副作用很大，不宜再用，“唯一的选择是及时建立民主制，这是制度演变应有的取向。”

在1997年的一次座谈会上，杜润生提出：“讲稳定，要靠多种措施，重要一条是学会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而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离不开民主，有民主才能充分暴露矛盾，并分批解决矛盾，避免矛盾总暴发。”在三农问题凸显的2001年，他警告说：“农民可以是顺民，安分守己，努力劳动，如果生活不下去，走投无路，也会成为暴民，成为不稳定因素。这问题要好好解决。”21世纪以来一味维稳造成的诸多后果，证明了杜润生的先见之明。

在杜润生看来，为化解冲突，只有启动政治改革，发扬民主，推进法治，“构建一个透明的政府，尊重人民的知情权。贯彻执行行政许可法。有法可依，执法必严，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用改革的办法从源头上防治腐败。”

杜润生对于民主有深入思考。他指出：“当代潮流是社会民主主义，它区别于传统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主张推行宪政民主，保护所有公民自由权利；也区别于自由主义，主张政府拥有调控市场职能，维护法制秩序，打击破坏分子非法行为，防止资本主义过渡竞争，从多方面关怀低收入弱势群体。”

为了推进民主，杜润生重视社会舆论的重要作用。“重视利用各类新闻媒介传递信息和体现社会公众监督的职能。开放言论有利于暴露矛盾，化解矛盾。要正确处理保护言论自由和端正舆论导向的关系。”

杜润生告诫说，“民主恐惧症，是特权势力特有的病灶，怕民主也就是怕群众，历史是群众创造的，怕是没有用的”，“如果改革的程序不科学、不透明、不民主，遗留问题很多，将来也许改革要重来。”

要发扬民主，保障人民参与国事的权利，更重要的是必须以法治取代“人治”。“民主需要法律保障，由国家制定《宪法》实行宪政民主，用以保护人民的各种民主权利不受侵犯，特别是制止政府侵犯人民权利的行为，”杜润生在一篇文章里写道，“一切政党个人都应在宪法范围内活动。所以叫民主法治。”他直言不讳地说：“怎样建设一个执政党，怎样保持其旺盛的生命力，也就取决于如何对待民主政治。”

对于法治（ruleoflaw），杜润生也有极为精彩的论述：“只有法律，而没有强有力的、拥有独立审理权力的司法执法机构和民间法律咨询服务组织，就算不上是法治国家。文化程度发展不平衡的农村居民应该是法律保护的重点对象。中国政府，惯于用行政系统发布原则性政策指导工作，特别涉及财产权力问题，尚待制订法律条文，规范人们的行为，这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宏观调控内容。忽视这点，就无从建立交往中的信用，否则依森林法则，弱肉强食，不会造成良好的预期和有序的市场。”

2005年，已经92岁高龄的杜润生在出席首都经济学界春节联谊会时发表演讲，再次呼吁“搞经济改革，不能忘了政治改革。我们需要一个透明的民主政府，需要一个属于公民的社会。要搞群言堂，不能搞一言堂，要搞政治文明。要在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物质文明下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的文明国家。我国人多、资源少，但我们需要有民主、有自由，要成为全世界的榜样。”

88岁时，杜润生为一位三农学者新书作序，专门引用了林肯的故事--

林肯在签署《解放黑奴宣言》后，有人问他：你怎么敢将成千上万的黑奴从奴圈里解放出来呢？你不怕天下大乱吗？林肯很平静地回答：政治家做很多事情需要的仅仅是勇气而已。可怕的是对一些不确定性的恐惧。

这个意味深长的故事，寄托了杜润生对于中国政治家的希望。十几年过去了，新一代政治家登上舞台，他们是否听到了这个故事，他们是否愿意倾听这个故事？

（注：本文引文摘自《杜润生自述》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