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国川：大学不应向金钱低头

数年前，笔者曾参加北京某名牌大学的学术会议。午宴之时，院长致辞后，一魁梧大汉登台，绘声绘色地宣讲其论文，“轩辕”、“孙悟空”、“科学发展观”等光怪陆离的元素杂揉在一起，匪夷所思。大学教师与管理者们原本正襟危坐，此时忍俊不禁，后来更演化为哄堂大笑。这不仅没有影响演讲者的兴致，反而让他更加兴奋，手舞足蹈，竟至引吭高歌。最后，午宴就在“其乐融融”的气氛中达到高潮。

这位演讲者，就是最近的新闻人物廖凯原先生。一篇网络热传文章《北大清华复旦交大的节操值多少钱》，将这位国际软件屋公司创始人兼董事长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因为他向这些大学巨额捐资，这些学府则允许他在校内成立研究机构，宣扬其自创的“轩辕反熵运行体系”、“凯原量子信息力学”等怪诞理论。

当年笔者在现场，仿佛就像观看周星驰的无厘头电影一样，觉得廖凯原先生非常好玩，天真得甚至有些可爱。只是对高校中人感到不解：既然那么放肆地公然嘲笑，又为什么要坐在那里听呢?假如廖凯原不是捐出巨款，你们会来听他的怪诞理论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没有想到的是，数年后大学与捐款者间的“秘事”被公诸社会，舆论大哗。其实，“廖凯原现象”并非孤例。此事所反映出的问题，难道不值得深思吗?

社会人士向大学捐赠巨款，理应受到褒扬。但是任何人都不会因为捐款而自动成为一位学者，哪怕他有浓厚的学术兴趣，也要遵守基本的学术规范，得到学术共同体的认可。如果仅仅由于捐款，大学就接受他作为学术共同体的一员，甚至允许捐款者以学者身份在本校内从事学术活动，必然破坏学术活动应有的严肃性，让大学蒙羞，让学术受辱。

学术和商业是有边界的，正如学术与政治有边界一样。在成熟的现代大学制度里，学术与商业的界限很清晰。商人可以向大学捐款，获得美名;大学也可以接受商人捐款，赞襄学术。但是二者坚守各自的边界，各得其所，不会以学术为交换筹码。学术不是财主的婢女，大学不应该向金钱低头。

为什么在中国大学里却出现了“廖凯原现象”呢?多年来，官、商、学不分的学术腐败现象，已经严重困扰了中国大学的健康发展，损害了大学声誉和教学质量。例如，很多高官轻易获得博士学位，退休高官轻易成为大学的院长，大学内部的评价体系唯行政职称是从，而不考虑学术贡献和品质，等等。“廖凯原现象”只是中国大学乱象的一个缩影。因此，我们不应该质疑和贬低商人捐助教育的善举，而要反思大学体制的弊端。

大学是最需要风骨的。作为学术殿堂，大学要坚守学术本身的逻辑和标准，不向金钱与权势低头。这就需要建立真正的现代大学制度，只有完善的制度才能保障学术的尊严。“廖凯原现象”最大的意义，不是揭开了大学里的“内幕”，而是提醒人们：中国教育改革还在路上，中国距离真正的现代大学制度还很远。这是一个令人遗憾的现实，也是一个不能不正视的现实。

尤为遗憾的是，“廖凯原新闻”所涉的所有大学，至今都未对舆论质疑做出公开回应。人必自重，而后人重之;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作为培养人才之所，大学最珍贵的是声誉和形象。眼看着中国大学的声誉下降，形象磨损，怎能不令人痛心疾首、扼腕叹息呢?!

(作者是资深媒体人，“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秘书长。“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是一个非营利性的民间独立智库。)

刘远举：金钱不是学术自由的敌人

美籍印尼华裔富商廖凯原捐赠北大、清华、复旦、上海交大四大名校，各名校聘其为教授，并为其举办讲座或设立中心。这个事情，最近引起了不大不小的一些批评。批评者的观点是，廖凯原只是“民科”水平，其研究“更是不着边的玄幻文学，纯属中国特色的神话”，中国高校为了钱，节操尽失。

类似的观点，在四年前，也就是2011年，清华大学第四教学楼变成“真维斯楼”时也有过。这些观点，根本上看，无非是认为，高校是圣洁之地，是整个社会精神的堡垒，是神圣的象牙塔，不该受到商业化的侵蚀。

不过，作为研究学术、教书育人的地方，高校接受捐赠的标准，应该考虑的是，是否干涉学术自由，而不应考虑世俗的高低贵贱、聪明或愚蠢之分。高校需要自由，而在现代社会，自由往往与金钱密不可分，只要能增进学术自由，金钱就是好事。

《走出象牙塔：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一书的作者，曾任哈佛校长的德里克·博克在探讨大学接受社会捐赠问题时提出了两个观点：第一，接受捐赠并不意味着赞同捐赠者的观点和活动;第二，接受捐赠并不是对捐赠者良好品格的肯定。这应当是现代大学制度下，一所大学理想的运作状态。这也就是说，捐赠者的品格或者观点高下，并不影响高校是否接受捐赠。

博克认为，在面对捐赠时，大学应该坚持一个重要的立足点——“拒绝任何可能明确地限制他们做出重大学术决定一类自由的捐赠。”而显然，建筑外墙上的标志，一场平等那怕是观点错误的演讲会，并不会直接改变高校的学术自由水平，也不会改变教授们的学术观点，更不会被强行地灌输给学生。所以，从这个角度讲，看到真维斯的标志，看到廖凯原的演讲，就大呼“校将不校”，仿佛中国高校贞洁的“思想之自由、独立之人格”遭到了重大侮辱，显然言过其实。

在学校的要求下，教授们或许要出席廖凯原的演讲，但他们不会在自己的课堂上讲授廖的理论。退一步看，廖凯原虽然拿出一笔钱设立奖学金，奖励那些愿意学习他理论的学生，但是，廖凯原奖励那些愿意学习他的理论，或者说，愿意听他说什么的学生一笔钱，这是他的自由，同时，也是学生的自由，其中并没有强迫。有学生表示：大家陪他玩玩，都高兴。相比而言，中国学生学习的课程中，有一些课程绝非“陪他玩玩”那么简单，而是必须学，学得好不好，记得牢不牢，关系到考生的一辈子。前者是自由的，后者是不自由的。

前几天，中国知名媒体人“石扉客”在一次会议上抱怨新闻学界缺少对新闻业界的关怀与温暖。我想，假如中国各个大学的新闻学院有十个、一百个廖凯原进行资助，使新闻学系的实力增强，学术水平提高，新闻学教授将有更强的能力、更大的空间向媒体提供支援。

权力、资本对媒体的影响，乃至对学术的影响，一直是理论界的争议所在，而中国特色的问题往往因为现实冷酷而更加明晰——企业家的支持有利于中国大学和学术自由的发展。所以，廖凯原捐赠中国高等学府的一系列举动，或许格调并不是那么高，但对于当下的中国而言，却仍然是一种进步。

(作者是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项目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