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2月8日下午，我走进蓝旗营小区，拜访北大原常务副校长王义遒先生。谈话间，我问起厉以宁先生的近况。王先生告诉我，厉先生已经不在这个小区居住了。我有些意外，但是没有多问。告别王先生后，我步出小区时，望了望厉先生居住过的那栋楼房，想起他那间堆满书报杂志的会客厅，有些怅然。小区里很安静，没有什么人影，树木萧条，感受不到丝毫春天的气息。我想，等到春天到来时，该去看看他老人家了。
万万没有想到，时间过去还没有20天，就传来了厉以宁先生去世的噩耗。网络里都是怀念文章，讲述着他的一生功业与荣耀。我坐在家中的书桌前，看着窗外拂动的柳条，感受到悄然而至的春意。
春天已经来了，但是厉以宁先生却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
六年前，也是一个春天，我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最后一次采访了厉以宁先生。
当时，厉以宁先生刚刚从闭幕的全国两会会场回到校园。从1988年开始，厉以宁先后在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任职，总计30年，成为每年全国两会上一个熟悉的身影。
在采访中，他对自己30年参政议政历程做了总结：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任职的15年里，主要做了两件事，一个是参与立法，一个是推动股份制改革；在全国政协工作的15年里，主要也是两件事，一个是扶贫，一个是为民营经济鼓与呼。他总结说，不管是在人大还是在政协，主线就是改革，“参与改革，推动中国的现代转型，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
这段话让我深受感动。我当时站在光华学院新楼五层的走廊上，透过巨大的玻璃，北京大学如一幅画卷铺展在面前。左侧是高大挺拔的博雅塔，右侧是古香古色的人文学苑，正前方则是波平如镜的未名湖。我想起北大中文系谢冕教授的那篇名文《永远的校园》——
“这真是一块圣地。数十年来这里成长着中国几代最优秀的学者。丰博的学识，闪光的才智，庄严无畏的独立思想，这一切又与先于天下的严峻思考，耿介不阿的人格操守以及勇锐的抗争精神相结合。这更是一种精神合成的魅力。科学与民主是未经确认却是事实上的北大校训。二者作为刚柔结合的象征，构成了北大的精神支柱……”
每一所大学都有着自己的历史，有着自己的故事。在世界上的众多大学中，可能很难找到一所像北京大学这样，和一个民族命运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1898年成立的北京大学就是中华民族在危难时期，仁人志士推动变法的产物。从那时起，中国向现代文明国家转型就增加了一股新力量。如果说，改革开放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次重启，那么作为一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念兹在兹的改革不仅是他个人的追求，更是几代知识分子所献身的伟大事业的延长线。
虽然厉以宁已经是87岁高龄，但他仍精神矍铄，思路清晰。在谈话的间隙，他还跑到楼道里与年轻人一起吸烟，轻松地交谈。我想起第一次采访他，当时是改革开放30周年，也是一个春天，他还在老的光华管理学院里办公。谈话中途，他也要出去吸烟，然后才笑呵呵地走回来，继续我们的采访。在那之后，我曾多次采访他，或者邀请他出席论坛，或者到他府上闲聊，但印象最深的，还是第一次和最后一次采访。
第一次采访厉以宁先生，他主要回顾了参与推动股份制改革的历程。最后一次采访，他就像站在历史的高岗上，俯瞰大江东去，更多了些总结改革开放历史的味道。
就在2017年的春天里，我们聊起了1987年的改革往事。那一年，国家体改委委托刘国光、吴敬琏、厉以宁等八位著名经济学家，各自领衔组织课题组，研究经济体制改革的中期规划。整整30年过去，我问他，当年搞改革规划时有没有意识到改革会搞这么久，有没有改革的时间表？
厉以宁笑着回答道，没有想过时间表，“我们都知道，中国一定要走改革的路，但是这条路并不是一条笔直的大道，而是弯弯曲曲的。不过我们谁都没有讲出来，否则，人家就会觉得你们搞改革的人都没信心，那他们更没信心了。虽然不讲，其实大家心中是有数的。”同时他又乐观地说，“自从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有各种各样的争论，也有多种多样的曲折，但是中国改革一直没有停止过。经过这样那样的困难，回头一看，我们又上了一层台阶。”
说老实话，当时我内心并不赞同这样的乐观主义。可是在过去的几年里，阅读着改革开放史，眼看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我越来越体会到老一代知识分子的心情。他们经历过荒诞时代，经历过许多人间苦难，因此会用更长的时间尺度来看待国家和社会的变化，也希望后来者戒除焦躁情绪，以积极乐观的心态面对现实世界，尽力而为。就像厉以宁先生所说，“我们既要看到改革的艰难，也要看到改革在不断进步，不要悲观。”
“人老矣，兴如前，白头犹在咏新篇。静观世界文风变，积雪消融又一年。”这是厉以宁80岁时述怀之作。他是一个具有人文情怀的经济学家，每有兴会就挥毫赋诗作词，已有两卷本《厉以宁诗词选集》流传于世。他签名赠我时，特意问我爱人的名字，然后将我和她的名字并列，郑重地写上“贤伉俪惠存”，落款则是他与夫人两人的名字。写诗赋词当然是出于个人爱好，可能也有借此舒展情怀之意。他的诗词写景抒情之作居多，字里行间充盈着积极向上的乐观精神，应该不是偶然的。
对于改革，厉以宁是有个人独特见解的。他认为，从1979年起，中国进入了双重转型阶段：一个是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的体制转型，一个是从传统的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现代社会的发展转型。两种转型的重叠，在世界上是没有前例的。改革就是推动双重转型，而双重转型的关键在于体制转型。因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体系，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个方面支配着城乡居民的生活，不但形成利益集团，而且具有强大的制度惯性。
“因此，中国改革的难度非常大，绝非一代人的事业，”厉以宁说，“要在实践中培养一代新人。中国改革迫切需要一代新人。年轻人到基层去，边工作边学习，将来成为推动改革的主力军。”
改革为什么需要“一代新人”？当时我觉得难以理解，六年后的今天，回想起厉先生的话，深感意味深长。恐怕，他不仅仅是在感慨岁月流逝、感慨老一代正在凋零，而是意识到改革深入下去的困难、意识到中国转型前路艰难吧。
在告别的时候，厉以宁告诉我：“我的理想是经世济民，社会繁荣百姓安居。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骄傲，就是我们参加了改革，这是我自己可以得到安慰的。”我目送他在学生的簇拥下远去，没有想到，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
在过去的六年里，我常常关注厉先生的行踪。他像往常一样活跃，为学生上课、接受采访、发表文章、参加会议、出版书籍，可见他仍然奋力走在思想的前沿。但是随着新冠病毒疫情的暴发，关于他的消息越来越少了。可以理解，毕竟已是鲐背之年，又是特殊时期，必须减少活动。偶然我会想，他可能和平时一样，每天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坐在书桌前，一笔一画地写完一千字，然后再做其他事情吧。三年积累，他应该会有更多的思想产品问世吧。
遗憾的是，当我们终于迎来2023年春天的时候，厉以宁先生却离开了。随手翻看《厉以宁诗词选集》，恰巧看到了他写于1978年的一首《木兰花·校园初春》，历史转折时刻的轻快心情跃然纸上：
湖边残雪风吹去，墙外麦苗青几许，
一行燕子报春来，小径花丛闻笑语。
黄昏忽又潇潇雨，乍暖还寒何足虑，
隆冬已尽再难回，历史无情终有序。
是的，尽管“天意从来高难问”，但是“历史无情终有序”。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或许会遭遇挫折，但向现代文明国家转型的大势无可阻挡。老一代在凋零，新一代在成长，新的希望在广袤的大地上悄然萌动。我坚信，艰巨的现代转型终有完成之时，真正的春天终有降临之时。
（写于2023年3月1日，厉以宁先生辞世第三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