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3月10日的《时事开讲》中，时事评论员何亮亮对两会期间某省省长因不满记者提问，抢夺记者录音笔事件做出了点评。他认为，事件中涉及到官员、媒体、民众三方的尊严。官员当然要有自己的尊严，但维护自己尊严的同时也要尊重媒体，因为媒体代表了民众的尊严。
姜声扬：在两会期间，出现了官员对媒体记者动口又动手的事件，那官员的尊严是否真的如此神圣不可冒犯，媒体的尊严又其何以堪，而民众的尊严又应该放在哪里呢。今天节目当中时事评论员何亮亮先生不会就这个事件的对或错做一个判决，但是会从各方的观点进行一个分析，我们来听听他的分析。
何先生，可不可以谈一下，首先官员的尊严究竟指的是什么?
何亮亮：就是这个事件，我们知道现在正在开全国两会，两会两个部分一个是人大，一个是政协。在人大这一部分，因为它照例的，人大各省代表团会有选择的开放给媒体记者报道。因为不是每一个团，说老实话，如果每一个团每天都开放的话也会很乱。
姜声扬：也很累。
何亮亮：对，记者也很累，但反正就是3月7号那天，中部某省的一个人大代表团开放，开放出现了一个意外的事件，省的人大代表团讨论结束了之后，该省的省长就被媒体记者包围了，这个已经不稀奇了，我们看到中国每天都在发生，特别是两会期间，因为这是中国一年一次的盛会嘛。海外的记者，包括中国内地的媒体记者都利用这样的一个机会，向地方的领导人发言。
发生在这个省长身上的事件实际上是这样，当有一位来自北京的年轻女记者问到说，请问省长您对去年发生的邓玉娇事件怎么看，省长很不高兴，他第一反应就是斥责这位女记者，他说你是哪个单位的，你是哪一家媒体的，这位女记者说我是《人民日报》的。省长意思就是说我要找你们社长，他意思是说你这样提问是不对的，我要找你们的社长，后来把她的录音笔拿走了。后来第二天这个录音笔还给了这个女记者。
姜声扬：还还给她了。
何亮亮：对，这个事件有报道了，网络上有很多的报道，这两天在中国内地有很多的议论，网民有很多的议论。我看到这个事件以后，第一我不觉得奇怪，因为官员们往往会有这样的反应，我试图从官员，省长事件只不过是一个代表，是又一个典型吧。我就在想为什么官员们会有这样的反应。
我们记得去年，在河南省郑州市有一个土地规划局的局长，他们因为当地的土地用途变更的问题，有一个原来应该是做福利用地的，后来盖了豪宅。也是一位北京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一位女记者去采访的时候，把麦克风递到他面前的时候，这位局长也是勃然大怒，讲了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你代表谁，你是代表党，还是代表人民的利益。
这个话题当时在中国的网络上引起了非常热烈的议论，后来这位局长还因此受到了处分。因为根据中国共产党的理念，中国共产党是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不是对立的，但是在那位局长看来，党和人民的利益是对立的。
作为一名媒体记者，如果你是代表老百姓来讲话，你就不能代表党讲话，这样的一个说法，当然是错误的。问题是这样，问题就是这位局长的反应，其实是第一反应，是自然的反应，为什么?就因为中国现行体制，官场很多官员，他们对于媒体记者的采访，特别是那些没有事先布置好的采访，他们是警惕的。他们第一反应，特别是当你触及到一些他认为这是不合适问题的时候，他的第一反应就会问你是哪里的。
姜声扬：这是他的第一反应。
何亮亮：都是这样，你看去年在全运会期间也出现过，因为当时有媒体说，中国的跳水项目，金牌是早就安排好的，你记得吗?那位女性总教练，当媒体记者问她这个问题的时候，她的第一反应是你是哪里的，你是哪个单位的，你看这不是如出一辙吗?因为跳水的总教练，郑州市的一位局长，以及我们今天看到的某省的省长，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你是哪里的。他说你是哪里的，这个反应是什么呢?就是你是哪个媒体的。
姜声扬：我找你算帐。
何亮亮：或者找你领导，分别我们看到的就是，河南的局长和我们说的某省的省长，他们所面对的情况是什么，这个媒体是来自中央的媒体，而不是地方的媒体，因为地方的媒体，他很容易就可以压制他，地方媒体的记者也不敢向他们的省长提出这样的问题。
官员可能觉得自己的尊严受到了冒犯
姜声扬：但是中央记者。
何亮亮：对，来自中央的媒体。这个事件引起很多讨论以后，我想这位官员这么做的原因之一，是觉得自己的尊严受到了冒犯。邓玉娇事件已经是过去了，当然它在中国的网络事件，在中国的传播历史上都会留下他的地位。因为没有网络的声援，这个弱女子很可能就成为一个牺牲品了;这个案件，很可能得不到公正的审判和处理。但是我们要看到，每一件事情会有不同的看法，因为每一个人的利益是不一样。
中国有一句话叫做屁股决定脑袋，从屁股决定脑袋，你是官员，你官员有官员的身份，我是个民众，我也有我的身份，我们两个的身份并不是完全相同的，所以碰到问题的时候，你的想法和我的想法会不一样。
所以当一位官员，不管是一位局长，甚至是一位跳水队的教练，她也是个官员，中国一切都是官场化，更不用说是省长。当这个媒体记者提到这个问题冒犯他的时候，他下意识地，而且他真实的反应就是你是哪里的，而且要想办法不让你做这样的采访。
这种现象的出现不是个人因素造成的，而是官场本身就造成的。一般来说很多官员他们是不太尊重舆论的，他们也不太尊重民众，当然他们有他们的尊严，而且他们也应该有他们的尊严。
但是当一个官员，在特别是我们现在这个网络的时代，出席像人大这样的一个会议，记者是无处不在的，在这种情况下，有一些话或者有一些举止，即使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但是它一旦被报道以后，反而可能引起人们对它尊严的一种反感。所以我想这个事件，对于很多官员来说，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该事件媒体也有责任
姜声扬：稍早前我们谈到了在两会期间发生了官员对媒体记者动口又动手的事件。现在我们再来看一看媒体这一方面，媒体是不是有做错了地方，还是媒体的尊严也受到了伤害呢?我们再请何先生来为我们做分析，何先生可不可以给我们讲一下，媒体这一方面，你又怎么看呢?
何亮亮：对，这个事件，当然它涉及的直接当事者，就是两方面官员和媒体，但是还有个第三方，我说的是民众，民众我们等会再说。
就这个事件来说，我看到这两天中国内地的网络上面，大部分的网民是批评省长的，但是也有为省长辩护的。比方说，有一位地产商，很有意思是一位地产商，而且这位地产商，据说他一直是鼓吹中国应该维持高地价，高楼价的。
这个事件，本身是跟地产没有关系的，他只是在说这件事情，他觉得省长没有错。他说，第一就是那位女记者犯了错。女记者犯的错在什么地方呢?这是一个细节，我觉得女记者也确实是有一个技术上的错误。这个女记者说，我是《人民日报》记者，其实她是《人民日报》属下的一家报纸的记者。
姜声扬：她夸大了。
何亮亮：对，那么这样说，当然你说这个错不是很严重的错误。中央媒体的记者，这个牌子好像更有效一些。
姜声扬：后台比较硬。
何亮亮：对，所以，如果她说我是《京华时报》的记者，也许对方根本不当你是一回事，但是当她说我是《人民日报》记者的时候，也许对方会觉得你是中央的机关报，所以也许不会这么严厉。
从这里面就看到，第一就是作为官员来说，他首先想知道你是谁，你代表了谁，你是哪家媒体的，然后再来决定他的态度。
如果你是个地方媒体的记者，他可以根本不理你，但是你是中央媒体的记者，他也许会客气一些，其实也不一定，除非是《人民日报》社长，因为是同级的嘛，他也许才会对你客气一点。
所以这位地产商说的这件事情，他说，首先女记者你自己就错了。
姜声扬：虚报。
何亮亮：我觉得这个错，不是一个很严重的错误。她如果把头衔说的很完整一些比较长：我是《人民日报》旗下《京华时报》的记者，这样讲就完整了，就没有错了。但是我刚才也分析了，为什么这些中央媒体的记者，他要强调自己中央媒体的身份。
另外，这位地产商也说，他认为邓玉娇事件已经过去了，记者没有必要为了这个事情在去纠缠，再向省长去质询，我想这是一个方面。
第二方面，我们知道《京华时报》。北京有几家大的都市报，原来的媒体有《北京日报》、《北京晚报》，还有在90年代崛起的《北京青年报》，北京很大，所以它有很多委员会又办了一个《新京报》。《新京报》是广东的《南方都市报》集团在北京办的，然后，还有一家就是《京华时报》。
《京华时报》是属于《人民日报》社的，我很有兴趣的，就是对于这样的一个事件，其他媒体会是什么态度，我看到其他媒体没有什么态度。
姜声扬：没有表态。
何亮亮：对，没有表态。也有一位网民他对南方一家报纸没有正面的去结束这个问题。他觉得不高兴，因为这家报纸比较能够代表民意。他觉得会不会是因为这位省长以前在广东做过副省长的原因等等。但是我最关心的，还就是直接的当事者，就是《京华时报》的态度。
《京华时报》今天在它们报上发表了一篇特约评论员的评论，题目就叫做“官员应该如何面对记者的提问”，这个题目是一个相当温和的题目，它并没有去批判那位省长，但是它实际上是涉及到了这个问题，它甚至没有讲到省长很严厉的去对待那位女记者的问题，但是，我们一看就知道了，因为它是直接由此而引发的。
我想，我可以引用一下《京华时报》的评论，它这个话，我觉得是说的是这样。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和民意基础者，作为相干信息的掌控者和权威信息的发布者，特别是在两会的政治生活中，政府官员不得不更多的面对来自媒体记者的提问，也更有责任有义务来回答媒体记者的提问或刁难，或尖酸，或愚蠢，或幼稚，或让人难为情。
虽也表现出了各自的素质，但是从根本上来说，都是在替读者提问，只不过记者提问可以更技巧，官员回答也可以更技巧，我想这就是《京华时报》对于它们的记者受到了严厉的一种反映。
姜声扬：算是很中立的一个反映。
何亮亮：比较中立了，因为中国所有的媒体全部是公营的，或者说是国营的。所以它们有一定的纪律，特别是涉及到一个省长，这样的一个报导的时候，我不知道有没有也跟它们打过招呼，就是希望它们不要再把这个事件。
姜声扬：搞大。
何亮亮：就不再在渲染这个事件了，或者其他的媒体可能是兔死狐悲，它们看到这样的问题，它们可能觉得这个问题很敏感，因为其他媒体也许也会碰到这样的问题，因为你想一个《人民日报》旗下的一个记者在向一个省长提问，也许这个问题很愚蠢，真的。
我说也许很愚蠢，这是个人的看法，省长可能觉得这个问题很愚蠢，但是会引起这样一场不算很大的争议，也还是引发了很多人的关注。出现了这样事件的时候。其他媒体更多的可能想到的，还是不要趟这个浑水。我们也不要来报导，也不要来评论这个事情，反正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
我想从媒体的角度来也是很自然的。因为，我们刚才讲到的一些媒体也有个特点，它们往往在对外地的，外省的一些不公平，不公正的事情，一些腐败的事情，它们有比较多的报导和评论。
那些相关的被批评，被点名到的地方首长，他们会很愤怒，他说为什么你们本省就没有这样的报导。其实它们也有，不是说没有，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我想实际上是这样子，从媒体的角度来看，现在中国的媒体发展是很快的，虽然全部是公营的，但是媒体有纸媒，有电子媒体，有网络媒体。
就以去年邓玉娇事件来看，你看当时在湖北那样一个小地方，聚集了全国几十家，甚至上百家媒体的记者，人们都在关注这个事情。你以最近的犀利哥的事情来看，犀利哥最后从宁波回到他的江西老家，全程是有几家媒体的记者陪同，而且在拍摄。
从这里可以看出，一旦出现一个新闻的时候，你很难用这样的一个标准，即在甲地发生的新闻乙地不能报导，因为民众是全国性的关注。特别是网民发生的事情，不会说某一个省的民众，你只能关注你那个地方的事情，媒体你只能报导你那个地方的事情。
姜声扬：没有这样子。
何亮亮：所以我们看到这次两会集结也是同样的情况，也许两会本身没有太多突发的新闻，所以这次省长跟媒体记者这样一个小小的冲突。它就引起了媒体的关心或者引起了媒体的不关心。不管是关心，还是不关心，我觉得都可以看出中国的媒体生态的一些特点。
媒体代表民众 官员需认真对待
姜声扬：两会期间发生了官员和媒体的冲突，民众又是如何来看待，民众又站在哪一边，我们再何先生为我们做分析。何先生，民众对这个事件，他们的感官是什么，而且这个事件，这个官员可能做了比较错误的范例，在以往有没有成功的范例?
何亮亮：第一就这个事情民众的反应。当一位省长他比较严厉地去斥责一位女记者的时候，你可以推想一下民众的反应。我自己没有做过民调，我只是从网络上看到各种各样的论坛，就这个事件所做的讨论，绝大部分的网民是批评这位省长的，甚至有的说了很激烈，也是很严厉的话。
姜声扬：除了一个地产商之外。
何亮亮：对，地产商我只看到一条。我就想到这个问题，如果我们做两个不同的民调，一个民调是只针对民众的，问他对于这样一个事件，你是站在省长一边，还是站在批评他的一边。我相信恐怕大部分的民众是站在批评省长一边的。
如果我们在官场，不管级别，只对官员做一个民调，省长对这个记者做出这样的反应，你认为省长的举动有道理吗?还是没有道理?我不敢推测比例，我相信很多官员会认为省长这样的一个举止是有道理的。
刚才我讲，这跟体制是有关系的。官员对记者提问的第一反应是恼怒的，他是不高兴的。当然也有例外的情况，我想到的就是前总理朱镕基，200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60周年前期，在北京出版了一本《朱镕基答记者问》，这一本书其实并不是一本新书，而是朱镕基担任副总理之后，他历次在记者会和在一些公开的演讲，集成的一本书。
朱镕基做总理时，大家都很注意他有一个特点就是他总是很善待媒体记者。那个时候包括在上海的一些香港记者等等，向他提出一些问题的时候，他从来是来者不拒，他总是能够让记者们得到一个答复，虽然这个答复，也许你不是很满意。其实朱镕基在做上海市长时，做为一个地方官员时，就很善待记者了。善待这个词是中宣部的部长刘云山提出的，今天还有一个谈话讲到对媒体，其中就包括善待媒体。
从这里我可以想到，其实民众，包括媒体，就是喜欢像朱镕基这样的官员。官员不是什么话都可以说的，特别是有时候记者会想让你上当，提的问题本身都带有陷井性质的。但是我想只要拿朱镕基来作为一个例子，官员还是有办法应对媒体的。而且从现在媒体角度去看，媒体它代表的毕竟不是记者自己，毕竟是他这个受众，不管是电视机前的观众，还是报纸的读者，他们是通过媒体记者的提问，希望从官员那里得到一个回答。这个回答也许民众不是很满意，但是至少他得到了这个回答。
我想这是在网络，在现在这样一个所谓信息时代，处理官员和民众的关系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点。而官员如果做到了这一点，他实际上就是对民众负责，民众会通过媒体感觉到，你是在善待我们的，民众的要求其实并不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