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邀嘉宾

许耀桐（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教授）：继续地坚持全面改革是我们坚守的立场和出发点；当前的全面改革，必须实行渐进主义策略，走渐进发展的道路。

党国英（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成功的改革必须处理好三方面的关系：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劳动和资本的关系。这三方面的社会关系如果能大体处理好，一个国家的社会结构转型就会平稳实现。

陈红太（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研究员）：要打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这场攻坚战和持久战，必须深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以及其他各方面的体制改革。

辛鸣（中共中央党校教授）：今天的中国老百姓更关心的是经济小康之后的“政治小康”、“文化小康”，要求社会主义民主大进步，要求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

★文献回放

“我们的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以及其他各领域的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就不可能成功。”

——摘自温家宝2010年《政府工作报告》

■“我们的改革是全面的改革”这一论断，既是对我国30多年改革实践的经验总结，又是对未来深化改革提出的一个战略要求

主持人：改革是我们最为熟悉和关注的一个话题。前不久，温家宝总理在两会期间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我们的改革是全面的改革”的论断，格外引人注目。那么，这个论断蕴涵怎样的深意？

辛鸣：这一论断既是对我国30多年改革实践的经验总结，又是对未来深化改革提出的一个战略要求，表明我们党和我们的社会对改革本质的认识更加全面，对改革规律的把握更加深刻。同时，做出这个论断，也意味着中国社会进入全面改革时代。这既不是一厢情愿，也不是随口之说，而是基于对中国社会改革规律的把握，对中国社会改革要求的顺应。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发布的2010年《社会蓝皮书》认为：今年我国将进入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新成长阶段，经济增长率会出现止跌回升的态势，经济发展动力将更多依赖于产业结构升级、经济社会结构转型和国内消费的增长。这也表明我国的改革实践将从过去主要集中于经济改革过渡到全面改革。

改革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改革意味着对既有格局的打破与革除，因而在改革起始阶段不可能四处开花，只能选择容易改革的、必须改革的某一节点率先突破，然后以点带面，积累条件，逐步展开。经过30多年的改革，我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积累了殷实的物质基础，也积累了人民群众对改革的新期待，让我们有经验、有条件、有动力、也有压力在更广范围内拓展改革的步伐。同时，人民群众对改革的期望已经不再仅仅是物质的温饱。这一任务我们已经完成，中国已经摆脱贫困、跨越温饱，向全面小康社会迈进。今天的中国老百姓更关心的是经济小康之后的“政治小康”、“文化小康”，要求社会主义民主大进步，要求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正如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所讲的“更加幸福、更有尊严”的生活，“更加公正、更加和谐”的社会。

陈红太：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我国对发展、稳定和改革三者的关系有了更加科学的认识。发展需要稳定和改革，改革是为了更好更快的发展并在保持社会稳定的前提下进行。时至今日，实践证明这个排序和关系是正确的。最近，胡锦涛总书记一再强调，要尽快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这是对我国经济改革提出的新要求，也是我国目前改革的第一号任务。但能否尽快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党和政府的政策导向和制度供给，考量的是党的执政能力。而目前如何把我们这个党管好和治好，这个考验比任何时候都更加严峻。这就需要加快政治体制改革，保持党的先进性和增强党的执政能力，从而可持续地保持党的有效执政和实现有效政府。因此，要打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这场攻坚战和持久战，必须深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以及其他各方面的体制改革，尤其要加快政治体制改革，重点解决好有效执政、反腐败、保持社会活力和实现公平正义等问题，努力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实现改革的新突破，着力构建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形成有利于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制度安排。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展开的改革，本身就是全方位的改革、多层次的改革

主持人：关于中国改革的认识，近年社会上曾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改革只发生在经济领域。那么，提出“我们的改革是全面的改革”的论断是否也是对这种观点的纠正？

许耀桐：时至今日，在如何认识改革的问题上并不完全一致。这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就在于，有人把中国快速崛起的成就归功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就，因而谈起经济体制改革来，每每神采飞扬、溢于言表；至于其他方面的改革，或轻描淡写、不屑一顾，或认为可有可无、无关紧要。这就触及到一个根本的问题，我们所进行的改革究竟是单面的改革，还是全面的改革。其实，作为改革开放新时期标志的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其发表的《公报》中早就包含着我们的改革是全面的改革的意思。《公报》明确指出：“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认真的改革”，并“正确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以便“认真解决党政企不分、以党代政、以政代企的现象”。这清楚地说明：面对着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体制的弊端，我们必须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并且为了适应生产领域、生产关系领域改革的需要，必须进行上层建筑领域广泛的改革。三中全会虽然还没有直接使用“政治体制改革”的概念，但是关于“认真解决党政企不分、以党代政”问题的提法，实际上已经指出了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虽然也没有明确提出要进行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各行各业管理体制改革，但是关于要改革整个上层建筑的思路，也已经包含了要进行其他各个领域改革的主张。

事实上，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展开的改革，本身就是全方位的改革、多层次的改革。在我们所进行的全面改革中，无论是经济体制改革，还是政治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以及文化体制改革、教育科技卫生等管理体制的改革，其成果大家有目共睹。因此，把我们所经历的改革，称之为全面的改革，把我们改革所取得的胜利，评价为全面改革的胜利，是实事求是和当之无愧的。

主持人：如何把握“全面改革”的内涵？

党国英：从改革的基本任务看，中国改革包括两个基本方面：一是在私人生活领域放弃计划控制和“大锅饭”分配原则，引入市场经济原则，给民众以更多的自由，以确保经济活动的效率与活力；二是在公共领域逐步革除传统命令主义主导的政治体制，有序地发育民主政治，为建立一个公平正义社会创造一整套公共生活原则。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从来都紧密结合在一起，而且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人们在这两方面的活动会在更广大的空间里融合在一起，这就决定了这两方面的改革事实上不可能独立地分头进行。

从改革的难题看，全面改革也是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在实现社会转型改革中的历史经验表明，成功的改革必须处理好三方面的关系：一是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以解决公共资源在政府系统中的合理分配问题；二是处理好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以解决全社会的公平正义塑造问题；三是处理好劳动和资本的关系，以调节经济活动领域最基本的利益冲突，创造社会稳定的基础。这三方面的社会关系如果能大体处理好，一个国家的社会结构转型就会平稳实现。经验证明，这三方面的社会关系总是交织在一起，在改革实践中尽管可以分别制定政策，在一定时期重点缓和某一方面的矛盾，但在较长的时间跨度里，必须统筹兼顾，总体上形成全面改革的大局势。

■继续地坚持和推进全面改革，应是我们坚守的立场和出发点

主持人：深化改革是我们坚定不移的目标。但是，我们也注意到，近年来社会出现了一些对改革的误解，比如有的人对改革十分不满，把所有的社会问题都堆到改革的头上。那么，该怎么看待这种现象呢？

许耀桐：近年来社会上出现的对改革的种种误解触及到一个严肃的问题——我们是否无需改革了，还是要继续坚持进行全面的改革？对于有人想给改革刹车，甚至扭转改革方向往回拉，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已经旗帜鲜明地指出，“改革开放作为一场新的伟大革命，不可能一帆风顺，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

当代中国实行的改革就其艰巨性、复杂性、长期性而言，都是以往任何一次改革所难以比拟的。因此，在改革进程中，因全面改革引起系统的体制机制变迁、重大的权力配置变动、剧烈的利益格局调整，很容易导致对改革的焦虑，对改革的怀疑，乃至于对改革的动摇和愤懑。这本来也不足为奇，但重要的是，绝不能让这样的情绪，让这样的思潮，影响和阻滞了我们的全面改革。无论如何，继续地坚持和推进全面改革，应是我们坚守的立场和出发点。继续坚持全面的改革，就要坚定改革的信念，记得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曾经这样说过一句悲怆动容的大实话：“不改革死路一条。”今天，我们同样要说，不继续坚持全面改革，也是死路一条。

■要从过去主要依靠“摸着石头过河”的手段，转变到依靠科学发展观的方法

主持人：如何科学地推进全面改革呢？

许耀桐：我们现在所要进行的全面改革将进入一个新阶段。这就要求我们在推动改革发展方面有一个明显的转变，即从过去主要依靠“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的手段，转变到依靠科学发展观的方法，更加科学、自觉地推进全面改革。

首先，必须科学把握各个改革领域和各项改革之间的内在关系，特别是处理好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毫无疑义，在今后的全面改革中，我们仍然要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但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一定要加大政治体制改革的力度，突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点，正如温总理所说的，“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就不可能成功。”在过去的30多年中，政治体制改革主要是为了经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为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扫清政治上的障碍。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改革大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已经取得重大突破，这集中地体现在党政关系调整和领导制度改革，政治决策体制机制改革，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以及民主政治建设和开展基层自治组织选举，党的建设和推进党内民主等方面。当然，这种政治体制改革更多地表现为对制约经济社会的发展的“松绑”、“解困”、“扶持”等。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经济体制内在要求的日益强烈，政治体制必然需要进一步满足和实现人的自由、民主、平等权利的全面发展，并以健全完善的法治精神和法制秩序保障之，最终要确立起科学、民主、文明、法治、充满活力、能持续发展的政治体制。

其次，科学地推进全面改革，必须采取科学的改革方式和步骤。当前的全面改革，必须实行改革的渐进主义策略，走渐进发展的道路。推进全面改革，应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从地方开始，选择县（市、州）、乡（镇）这样的行政层级区间，向下衔接更为基层的社区，向上则能逐步推进到地（市、州）、省（区、市），以便覆盖到全国的范围。

陈红太：对党的十四大以后形成的“星火燎原”改革路径，我们仍要坚持。无论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还是要从根本上解决好党的有效执政问题，最重要的是要大力弘扬制度创新和实践创新，加大地方和基层制度创新和实践创新的推广力度。实践出真知，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党的有效执政的可持续供给的真经，只能到实践中去发现和寻找。

党国英：推进全面改革，不是要搞“休克疗法”，更不是要“革命”。改革举措的出台还是要有风险评估，要注意循序渐进,就像解开一个绳结，不能用“亚历山大一剑解忧愁”的办法，而应层层深入，每一步都寻找关键所在，最终获得的是一根完整的长绳，而不是一堆破碎绳头。

主持人：从改革的方位上讲，当前全面改革的重点在哪里？

辛鸣：全面改革当然是指改革要全方位推进，但我们今天讲全面改革，其着眼点主要是指要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因为从现状来看，这一改革是所有改革中的短板；从发展来看，这一改革又是所有改革的保障。但是，政治体制改革一定要以务实的态度进行，既要积极，又要稳健，还要讲策略，只有“三合一”才有真正的政治体制改革，才有真实的政治体制改革。最为关键的是，中国下一阶段政治体制改革要解决政治体制改革如何才能真正走向实践的问题。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需要决心，需要勇气，更需要策略、需要基础。只有真正搞清楚政治体制改革需要的主体培育、利益格局、技术准备，真正弄清楚消除阻力的方式方法，才可能为务实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提供可操作的路径图。

陈红太：经济领域目前主要是转变发展方式实现科学发展的问题；政治领域主要是党的有效执政，重点解决好治官的问题和民权实现的问题；文化领域主要是尽快建立有利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研究、教育、传播和社会化体制机制；社会领域则要在实现公平正义和自由发展上做文章，建立走向共同富裕的体制机制。

■温总理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论述，向全国人民释放了一个加快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信号

主持人：“政治体制改革”在党的代表大会报告和历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多有涉及，但相关表述基本以“积极稳妥推进”和“促进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协调发展”为主，而这次政府工作报告中的表述是：“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就不可能成功”。那么，这种表述上的变化释放了什么信号？

陈红太：温总理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论述向全国人民释放了一个加快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信号。这次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后，中国的政治体制显现出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而西方发达国家由于固有体制的弊端不仅不能避免这样的危机发生也难于对危机作出及时有效的回应。但中国领导层并没有满足于现行体制的优势，而是更加充分意识到政治体制对经济发展的至关重要，因而突出强调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和必要。这次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对目前政府工作做出了“政府工作与人民的期望还有较大差距”的判断，提出 “职能转变不到位，对微观经济干预过多，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比较薄弱；一些工作人员依法行政意识不强；一些领导干部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重；一些领域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等方面的问题。这说明我国政府对自身的优势和问题的认识都是清醒的。实际上，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还不限于政府工作，更重要的是党的建设和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有效执政体制的建设和相关改革急需加强。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的提法和表述主要是强调了政治体制改革重要性和必要性。

主持人：那么，就政治体制改革而言主要存在哪些问题？

辛鸣：纵观我国30多年的改革实践可以发现，客观上政治体制改革还是有一定的滞后现象，而且政治体制改革中存在的问题对中国社会改革发展已经产生了相当的非促进性影响。这种非促进性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相对滞后的政治体制及其他领域的改革制约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与完善。我国从1993年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到2003年又提出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但实事求是地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很多方面并没有真正得到完善，甚至有些方面还依然在建立的过程中，仍然处在破题阶段。二是在政治体制层面上的一些弊端甚至扭曲了经济体制改革的路径，消解了经济体制改革取得的绩效，以至于造成经济体制改革的异化。在经济体制领域的市场化改革无疑是一个基本方向，可以极大地调动各经济主体的积极性，优化社会资源的配置。但在十多年来的市场经济体制实践过程中，很多层面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权钱交易现象，以至于社会上出现质疑市场化的改革取向。

陈红太：目前，政治体制改革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符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科学发展型政府的体制机制尚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党的领导和执政方式、能力与经济、社会发展以及民权需要和保障之间尚有较大差距；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的关系在一些地方和基层错位，权力过于集中和家长制问题严重；对权力的监督、防止权力乱用和钱权交易等一直存在制度失效问题，腐败蔓延呈集团化、社会化态势；地区之间和社会阶层以及公民之间政治影响力和政治参与地位和机会不平等，以及民权实现的制度建设和保障机制的区域差距不断拉大；等等。

目前，我们对政治体制改革应坚持什么原则、走什么道路比较清楚，但具体目标和重点并不十分明确。我认为，未来全面改革应把政治体制改革的着力点聚焦在科学发展型政府建设上，治官以防止腐败和实现有效执政的可持续，民众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选举权、监督权等项权利的实现，实现公平正义的制度建构等方面，尤其是对地方和基层在上述方面的制度创新和实践创新，要加大推广和实现制度化的力度。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最迫切需要解决的是有效、廉政、活力、公正这四大问题

主持人：就政治体制改革而言，30多年来改革实践积累了哪些经验？

陈红太：经过30多年的改革探索，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已经积累了许多基本经验。第一，民主政治建设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第二，人民民主要制度化和法律化；第三，要实现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的有机统一；第四，要用科学社会主义统领文化融合和制度创新。这“四个要”所构成的制度框架和政策框架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它从大的框架和原则上回答了如何实现把市场经济竞争优势与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势有机统一或相结合的问题，包含了党的十六大对中国民主政治性质和发展趋向的概括，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其中，“要实现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的有机统一”，是最根本最核心的关系，这对关系决定着中国政治体制的性质，也决定着中国政治制度优势能否得到有效体现和充分发挥。

主持人：那么，未来什么内容的、什么程度的政治体制改革才是适应经济体制改革需要，并能推进和保障经济体制改革呢？

辛鸣：适应下一步中国社会改革深化要求的政治体制改革应该在以下三个方面破题。一是规范权力。对于一个正在快速发展和转型中的大国来说，强有力的政治控制力是福不是祸，但是信任权力不等于放纵权力。政治体制改革首先要在规范权力方面有作为。二是保障权利。有效保障社会公民的权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基础性要求。三是进一步巩固和充实我们的政治合法性基础。现有的政治格局是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历经革命、改革、建设奋斗所得，是历史的赋予，是既定的事实，执政合法性无庸置辩。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中国共产党，有能力也有必要进一步巩固和充实丰富我们的政治合法性基础。

陈红太：从保持和充分实现市场经济竞争优势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势的有机统一出发，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最迫切需要解决的是有效、廉政、活力、公正这四大问题。“有效”指的是党的有效执政和有效政府的可持续；“廉政”指的是能做到对钱权交易和权力乱用等腐败问题的有效控制；“活力”主要指“有序参与”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保障人民各项权利的制度化落实；“公正”指通过制度建构抑制贫富和贵贱分化，走向共同富裕和平等。最根本的是把党的建设搞好，实现向更加有效、廉政、民主、法治的执政党和政府转型。

（主持人：李庆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