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文革中的红卫兵问题，现在国内外许多人实际存在有不少认识上的模糊与误区，其中最大的误解就是：以为文革中的红卫兵，其产生、发展、蓬勃直到消亡的过程中始终是同一批人，并始终是同一种观念与身份。
实际上，文革中的“红卫兵”旗帜虽然飘扬了几年，但在文革的不同阶段中，“红卫兵”的含义是大不相同的，往往是此红卫兵非彼红卫兵的。
在文革中，红卫兵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即：“老”红卫兵时期，造反派红卫兵时期，所谓“反军”与“拥军”的两派红卫兵时期，红卫兵下乡退出文革时期。
现在对红卫兵问题认识常常有这样几个误区：
第一个误区是：将文革初期大破“四旧”的举动与整肃批斗迫害老师及其他文化人的暴行，都归罪于整个“红卫兵”队伍。而实际上，文革初期的那些所作所为，仅仅只是被后来称之为“老红卫兵”的势力干的，而与在以后奋起“造”省委市委及学校党委的“反”的红卫兵并不相干。所谓“老红卫兵”，即是文革初期以“红五类”子弟（即家庭出身为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的学生）为基本队伍，以高干军干子女为头目的第一批红卫兵组织，北京的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由原北京东城、西城红卫兵纠察队等组成，简称“联动”），湖南的红色政权保卫军红卫兵等，都属于这一类。而以后掘起的造反派红卫兵（如北京“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湖南的“长沙市高等院校红卫兵司令部（高司）”“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造反有理军”等），则其组织构成已不注重家庭成份，其领导层也大多是平民子弟了。
“老红卫兵”们大约在一九六六年底至一九六七年元月之前，便因“保爹保娘”（造反派红卫兵这样讥讽“老红卫兵”），保省委市委，充当了文革期间首批保守派，而基本被得到中央文革支持的造反派红卫兵击败而瓦解，退出了文革历史的舞台。
“老红卫兵”组织虽只表演了半年时间不到，但由于他们是中国红卫兵运动的发起者，（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第一、二次接见的百万红卫兵中，基本是“老”红卫兵）是首先提出“造反有理”口号的始作俑者，而同时又是文革初期那践踏人权迫害文化人的基本力量，因而，“老红卫兵”便被远距离观察中国文革情况的外国人与虽身处文革时期但被迫或主动置身于文革风暴之外的中国人，当成了中国文革期间红卫兵的唯一形象。因此，现在的各种媒体无论用何种体裁，只要一讲到红卫兵，就会将其都形容为德国法西斯希特勒青年团一样的模样，而这，恰恰是对历史真相的误解与曲解。
第二个误区则是：将红卫兵都视为造反派，以为红卫兵就都是造反派。
其实，红卫兵组织在整个文革期间的不同阶段，其构成与性质也是不相同的。
“造反有理”的口号虽说是以清华大学附中一批“老红卫兵”率先喊出，在大破“四旧”中也的确显示了一些造反派的作风，然而，“老红卫兵”组织毕竟没有真正做成造反派。就是首先给毛泽东写信的清华附中“老红卫兵”首领彭小蒙与在天安门城楼上给毛泽东佩上“红卫兵”袖章的宋彬彬，他们最终也都反被烙上“保守派”的历史印记而退出了红卫兵舞台。
随着“老红卫兵”们的败退出局，受中央文革直接或间接支持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如首都三司、北航红旗、上海红革会、湖南“高司”、四川八·一五、湖北“三新”（新湖大、新华工、新华农）等红卫兵造反组织则迅速崛起，又开始了一段新的“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风光。
在与以“老红卫兵”组织为代表的“保守派”作斗争中，造反派红卫兵是起了举足轻重的大作用，直到一九六七年一月夺权风暴时，以大、中学生为主体的造反派红卫兵基本上是这股造反潮流的领头力量，这个时期政治行动的中心，常常是由造反派红卫兵集聚。但是，随着所谓一九六七年“二月逆流”的到来，造反派红卫兵也开始了分裂。分裂为所谓“拥军派”与“反军派”。
出现这种分裂的原因与催化剂有二个方面：
（一）是工人造反派势力日趋强大，以学生为主体的红卫兵一统天下的局面不仅不复存在，而且必然退居次要，工人阶级的力量也必然是将上升为第一位置，但已领略“中心”风光的部分红卫兵头头试图抗拒这种现实的转变，进而发展到与工人造反派的对立。
（二）由于军队的介入。中央让各地军队介入地方支持左派，但谁是“左派”却又没有严格标准，对于已都打着造反旗号的（那时已没有人敢自称是“保守派”了）群众组织，各地军队便只好按军人的标准（守纪律），来选择和支持一些他们认为是“左派”的造反派组织，这样，面临被选择命运的造反派队伍发生分裂便是必然了。
一般来讲，青年学生红卫兵较易得到军队的青睐，因为学生红卫兵，就意味着单纯、可靠（不会有历史问题）。故，在这场分裂中，相当多的造反派红卫兵倒向了“拥军派”阵营（如湖南“高司”，重庆大学八·一五等）。而另外一些造反派红卫兵因种种原因，使他们依然站在了工人造反派组织一起，哪怕地位已降为次要（如湖北的“三新”即新湖大、新华工、新华农，湖南的井冈山红卫兵，高校风雷红卫兵，四川的“反到底”红卫兵等）。
所谓“反军派”，也并不就是笼统的反对军队的造反派，而一般只是反对地方军区对自己进行压制的造反派，这些造反派后来一般与奉中央命令支持造反派的野战军部队结成了联盟。实际上随着文革运动的深入，不论有没有中央明确指示，各地军队也大都分为了两派，而这派别的性质就是介入地方支持造反派运动之后，受地方影响而各不相同的。在这个阶段，有相当部分的大、中学生红卫兵站到了以工人造反派为主体的所谓“反军派”一边，反对马上稳定政局，而支持继续造反。
第三个误区，即是将“红卫兵”这个概念与“造反派”的概念等同起来。
文革的造反运动之火，应该说确是红卫兵点燃起来的，红卫兵是文革造反的始作俑者。但做造反派的不仅仅是红卫兵，而且包括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工人、农民、医生、教师、机关、干部、学生甚至包括一部分军人，其中尤以工人人数为最多。而以大、中学生为主体的红卫兵仅仅是造反派的一部分。
文革自一九六六起至一九七六年止，前后达10年之久，而红卫兵在这个舞台上的演出却仅仅二年半时间，即从毛泽东于一九六七年七月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写信，表示支持红卫兵“对反动派造反有理”之始，至一九六八年十二月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的指示后，作为红卫兵的大中学生们便退出了政治斗争而几乎全部被动员去了农村，从那以后“红卫兵”就不复存在了，而另一种身份“知青”（即“下乡知识青年”）便取代“红卫兵”桂冠而被戴到了青年学生的头上。
红卫兵退出去了，在其后的七、八年间，但文革并未停止，造反派的活动更没有熄灭，只是造反派的队伍中从此少了“红卫兵”即青年学生这股力量了。到了文革末期的一九七五冬至一九七六年夏。“四人帮”及迟群、谢静宜等人又一次启动了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作为他们的政治斗争工具，发动两校的大学生们写贴了不少大字报，去“反击右倾翻案风”，去批判邓小平，似乎想重新祭起“红卫兵”的造反精神。然而，历史已不会倒回去了，此时的大学生们也远非文革初期的红卫兵。如果文革初期的红卫兵运动还多少带有很多理想与自发的成份，那一九七六年的北京大学的学生们所写所贴大字报的举动，则已有着几近百分之百的官方指令色彩，已根本不能与当年的意气风发的红卫兵运动相提并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