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左起：阎长贵（江青机要秘书）、王宇清（毛泽东警卫员）、许春华（江青护士）、张素兰（江青服务员）、王保春（（陈伯达秘书）、吴旭君（毛泽东护士长）、叶群、江青、林彪、李志绥（毛泽东保健医生）、徐业夫（毛泽东机要秘书）、孙占龙（江青警卫员）。

编者按：阎长贵，山东聊城人。生于1937年2月，1961年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分配到《红旗》杂志（今《求是》杂志）工作。1967年1月至1968年1月任江青机要秘书，后被江青投入秦城监狱近八年。1975年5月流放湖南西洞庭农场劳动和工作近五年。1979年9月平反，次年3月调回《红旗》杂志。1998年退休后，主要从事“文革”回忆和研究。2008年11月，阎长贵重回湖南西洞庭农场看望老友，之后转道长沙访友。其时，湖南《湘声报》资深编辑、文史学者向继东先生采访了他。此文经阎长贵先生审阅。

进入《红旗》，师从关锋

向继东（以下简称向）：阎老您好！先谈谈你是怎样去《红旗》的吧。

阎长贵（以下简称阎）：我是1961年夏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分去的。至于怎么分去的，我不知道。那时我们的心态是“党和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一切听从党安排。　

向：完全是组织的安排？

阎：是的。直到二十多年后，我问当时负责我们毕业分配的人，他的回答竟使我大吃一惊。　

向：为什么？　

阎：1983年春，我和大学同班同学、班党支部书记李冠英一起到读书时的系副主任、党总支书记齐一老师（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家去看望他。一进门，齐一就说：“我把你们两个都送到火坑里去了！”齐一说的“你们两个”，并不是我和李冠英，而是我和李春生。李春生是我的系友，比我晚一年毕业，分配到解放军政治学院，后调任林彪的学习秘书。林彪事件后，他受到好几年审查。齐一看到我吃惊，就向我解释说，你们的分配都是我做的。接着问我：“你知道你是怎样分到《红旗》去的吗？”我说不知道，也确实不知道。　

向：齐一是怎么说的？　

阎：他说，1961年夏的一天，康生办公室给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打来电话，要我们从哲学系中给《红旗》杂志挑一个人，条件是：不要“又红又专”的，要走“白专道路”的。齐一说，作为总支书记，他听到这个消息，不知怎么应对。他想：我们不是天天宣传走“红专道路”，教育学生“又红又专”，怎么要走“白专道路”的呢？齐一和总支副书记马奇等人商量说：“康办可以这样说，但我们不能这样做，如果出了问题，我们负不起责任啊！”齐一对我说：“那时论学习，在你们年级几个班里，你不是最突出的，在你们同学中已经有人在报刊上发表论文了。我们商量，要挑一个不论在‘红’的方面，还是‘专’的方面都过得去的人。这样，我们就选定了你，向《红旗》推荐，接着《红旗》来人看了你的档案……”　

向：在学校，齐一那时认识你吗？　

阎：认识。我不能不相信齐一的话，但我心里总有狐疑：康办怎么能这样说、这样做呢？到了1990年代，我又问了我到《红旗》杂志时的顶头上司关锋，他也把类似的情况说了一遍。

向：当时大力宣传要“又红又专”，而又选用要走“白专道路”的人，这也就叫“二律背反”吧？

阎：我想也是的。关锋告诉我，1961年夏，《红旗》杂志领导去北戴河休息。有一天，《红旗》杂志副总编辑兼秘书长邓力群来到他房间说：“老关，给你成立一个中国哲学史研究组，你带几个人，一方面帮你做点工作，一方面你也把他们培养培养。”关锋说，他很赞成邓力群这个建议，于是邓力群说：“那好，咱们去找康老！”关锋和邓力群一起到康生那里把此事一说，康生也很赞成，他并且强调了调人的条件：要走“白专道路”的，不要“又红又专”的。关锋说，他听到康生这样说，很不以为然，但在康生面前又不好说什么。后来，大概康生要他的秘书给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打了电话。

向：你到《红旗》后是怎么分工的？

阎：就分在关锋的“中国哲学史组”。当时，关锋在中国哲学界是有一定知名度的。要我跟他学习和研究中国哲学史，我当然高兴。关锋原名周玉峰。山东庆云人。1919年生，1933年秋在山东庆云县立简易师范学校加入中共，在部队任过连指导员，在地方任过县委书记、地委宣传部长等职，建国后任山东省委宣传部理论处处长等职。1956年从山东调北京，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哲学组组长。1958年《红旗》杂志创刊后，任《红旗》杂志编委兼中国哲学史组组长。1966年4月被任命为《红旗》杂志副总编辑。

向：“文革”初期，关锋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后来还兼任中央军委文革小组副组长，并主持《红旗》杂志的常务工作。

阎：关锋在“文革”前，其文章和观点甚得毛泽东赏识。毛泽东不止一次批示、称赞他的文章，召见他谈话，布置这样或那样的任务。关锋在“文革”中是冲锋陷阵的。从“文革”开始（按照毛的说法，“文革”是从发表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开始的）到1967年8月，关锋不仅撰写署名的大批判文章，还积极组织和推动工农兵群众走上大批判舞台。他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后，《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的社论大部分都是他和王力写的。可以说，关锋是制造和鼓吹“文革”舆论的总管和先锋之一，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立下了“汗马功劳”。

向：但后来怎么一下就把他抓了呢？

阎：我想是为了某种政治需要吧，如安抚和稳定军队等－－因为当时“文革”触动军队了，在全国到处掀起“揪军内一小撮”的声浪。1967年8月30日，关锋被抛出来。对他先是实行隔离审查，1968年被关入秦城监狱，关了十四年多。1982年初释放出狱，处分是：开除党籍，免予刑事起诉。

向：出狱后给他安排了吗？

阎：没有安排，就发生活费，开始是一百五十元一月，后来加到五百元。当时要他离开北京，在山东德州市给他盖了一栋二层小楼，他因身体不好没去。可能是上世纪90年代，中纪委同意，不让他去山东了，让他留在北京，与家人在一起；其生活（包括住房、经济收入、医疗等）责成《求是》杂志社按局级待遇负责管理。关锋去世前，其月收入（不知是否叫“工资”？）可能是三四千元。关锋刚出狱时，神情比较呆滞。经过一两年的恢复，就 “重操旧业”，开始中国哲学史和思想史的研究，用他自己的话说，做“蛀书虫”了，“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

向：他算《求是》的离休人员吗？

阎：不算，他不享受离休待遇。我和他都住在北京沙滩北街2号院。1982至1988年，组织上告诉我不要与他联系；我执行了组织的决定。从1989年起，我和关锋开始联系，经常去看他，和他聊天与讨论问题。我感谢他把我带入理论研究之门，因此对他终身执弟子礼。我们在一起能够敞开思想，无所不谈，谈哲学，谈过去的人和事。谈到他被抓的原因，他说是自己与陈伯达有的观点不一致，可能是陈要整他。他从来没说过，也不认为是毛和江青要整他。

最近（2008年12月），戚本禹两次来京。我们见面时，戚谈到1967年8月30日周恩来主持的那次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传达毛泽东的决定，宣布对王力、关锋隔离审查。宣布审查后，是戚本禹把他们两个送到钓鱼台二号楼隔离的。戚本禹对二号楼的警卫战士说，他们还是首长，你们要好好对待他们。戚回到十六号楼会议室后，大家都没说什么；一会儿，周恩来离开会场，江青哭了。“文革”后，戚本禹把江青哭的事情告诉关锋，关锋认为江青哭是真的，所以他对江青始终怀有好感。

向：关锋晚年是不是有所觉悟？

阎：怎么说呢？他对毛一直怀有知遇之恩。毛泽东关于《海瑞罢官》的谈话，是他和艾思奇记录的。田家英把毛泽东所谈 “《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从记录中删去了，关锋不同意，反映到江青那里，认为不应该删去。

向：关锋是什么时候去世的？　

阎：他是2005年去世的，终年八十六岁。　　

向：1982年出狱到去世有二十多年。他搞学术研究，有什么著作问世？　

阎：他著述很多，如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百多万字的《老子通》（此书台湾还出了繁体字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法学发生学》，还有和别人合著的在上海出版的一百多万字的《孙子兵法大词典》等等。他说自己“文革”后的研究成果远远超过“文革”前。　　

向：关锋还做过法学研究？ 　

阎：是的。他是从思想史的角度做的，正因为这样，他写了一部《法学发生学》。　

向：你和康生接触过吗？ 　　

阎：“文革”前，康生我不认识，没有近距离和他见过面，但我在无形中被他 “关照”过。因为他要挑选走“白专道路”的人，我“幸运”地被选上了。

戚本禹推荐我给江青当秘书

向：关锋是你的老师，戚本禹也可算你的“恩人”了。　　

阎：也可以这么说吧。“文革”开始之前，《红旗》杂志做了机构调整，我从关锋任组长的中国哲学史组调到戚本禹任组长的历史组。在“文革”中，我一直是在戚本禹手下工作。　　

向：你是农民的儿子，做江青的秘书可能你从没想到过吧？

阎：没有，做梦也没想到过。

向：有的书上说，姚文元是江青的秘书，还有说戚本禹是江青秘书的。

阎：其实，正式由中共中央办公厅任命为江青秘书的，我是第一任，在我之前，江青没有配专职秘书。江青在“文革”中先后有四任秘书，第一任是我，第二任杨银禄，第三任刘真，第四任刘玉庭。

向：你是怎样成为江青秘书的？　

阎：当然是组织安排的。《陈伯达遗稿》中说我当江青秘书“可能是关锋推荐的”，其实关锋当时是不大赞成我给江青当秘书的。关锋有次见了我，还说：“你政治上弱，不敏锐，不适合给江青做秘书。” 　

向：说你“政治上弱”是有所指吗？　

阎：我没问过关锋。但我有一件事是受过关锋批评的，那就是对1966年2月彭真主持制订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问题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的看法。在一次讨论会上，我说《二月提纲》很好，说明中央重视学术讨论，制订学术讨论的文件，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恐怕还是第一次。对我的这种看法，关锋批评我没有政治头脑，看不出问题来。　

向：那戚本禹是怎样推荐你的？　　

阎：具体过程我也不清楚。1966年冬的一天，我和戚本禹在钓鱼台院子里散步，他跟我说：“江青想让我给她当秘书，我不行，比较粗。我看你比较细，我推荐你去给她当秘书。”我说：“不行，我没当过秘书，不知道怎么当。”他说：“不知道不会学吗？收发文件你不会？只要细心就行。反正我已向江青推荐你了。”　

向：戚本禹当时是什么职务？他说了算？　　

阎：他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当然，也不是他一句话就行了。后来汪东兴告诉我：“你的档案是我审查的，你给江青当秘书是我挑来的。”但戚本禹的推荐和介绍，我想是起了关键作用的。　　

向：当时你很高兴吗？　　

阎：我当时并不感激涕零，作为一名中共党员，服从组织和领导的安排就是了。1967年1月9日晚上，戚本禹来到我们办公室（其实就在他办公室隔壁），兴冲冲地对我说：“已经定了，调你去给江青当秘书，现在就搬到她住的十一楼去！”我马上整理了几件衣服和洗漱用具，就跟着戚本禹去了。　　

向：从此开始了秘书生活。　　

阎：有人说：“给林办选秘书，比选状元还难。”我想，给江青选秘书也不是一件容易事。在选定我之前，究竟经过怎样的推荐和审查，我一点也不知道。后来听说，当时有四个人参选，我是其中年纪最小的（二十九岁），参加工作年限最短的（五年），干部级别最低的（行政二十二级），工薪收入最少的（五十六元）。三十多年后，我准备写回忆录时，才向戚本禹打听他当时是怎样向江青推荐和介绍我的。　　

向：戚本禹被判了十八年徒刑吧。他出狱后住在哪里？　　

阎：住在上海。1996年戚本禹刑满释放后，政府要他改个名字，他改名“戚文”。我打电话问他，他说：当时推荐怎么谈的和谈了些什么都不记得了，但是不管怎么谈，大概有这样几个方面吧：第一，家庭出身好，社会关系简单、清楚；第二，政治可靠，工作认真负责；第三，有一定的写作能力，写的文章曾受到毛泽东的表扬。我认为这也符合实际。　　

向：你做了江青的秘书，周围的人都刮目相看吧？ 　　

阎：我自己感到没什么不同，但别人可能有点另眼相看。记得有一次在钓鱼台十七楼看电影，曹轶欧（康生妻子）见了我说：“噢 －－你到十一楼工作了！”似有赞扬，又有惊讶。我心里想，“十一楼”（江青住的楼）和“十六楼”（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所在楼）有什么不同啊！？这大概也是我迂腐、不谙世事之处，因而终未讨得江青欢心，反被她投入监狱。

向：你在当江青秘书之前做什么？

阎：我先在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江青办信组”工作，主要处理江青的群众来信。“江青办信组”这个组织不是“文革”一开始就有的，是慢慢发展来的，大概到1966年9月，扩大到七八个人，由我负责。人员主要是向各单位抽调，记得红旗杂志有两人，马列主义研究院两人，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哲学研究所一人，军队干部两人；学历大多是大学本科，还有研究生。　

向：“文革”前江青没秘书，那什么事都是她自己做吗？　

阎：那时江青在党和政府中没有实际职务，就说信件吧，虽然有，但恐怕多数属私人性质，数量也不会太多，当然就自己处理了。担任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后，社会上给她写信的多了，江青看不过来。以前可能是戚本禹帮她处理来信，到1966年7月中旬，也许是戚本禹觉得太忙，又把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信访科的梁川借来帮他。　

向：你是什么时候从《红旗》调到中央秘书局的？　

阎：1966年6月3日。7月4日，戚本禹又把我带到钓鱼台，安排在中央文革小组简报组工作，到8月中旬，戚本禹叫我离开简报组，协助梁川处理江青的群众来信。不久，梁川回秘书局信访科了，就是我一个人处理江青的群众来信。8月31日，江青以代理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身份主持毛泽东第二次接见红卫兵大会以后，群众的来信越来越多，一天几百封、上千封，甚至有时一天达到两千多封。每天都是用麻袋装着送来的。这时才调人组建了“江青办信组”。大概与此同时，又调进二三十人组建中央文革小组办信组，地点就设在离钓鱼台不远的花园村，处理大量给中央文革小组的群众来信，其中有几个人专门处理给组长陈伯达的信。江青办信组设在钓鱼台十六楼，直接归戚本禹领导。江青办信组给江青办信，但编制不属于江青，也不属于中央办公厅，而属于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

向：你是怎样处理群众来信的？　

阎：戚本禹在“文革”前当过多年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信访科科长，有经验。他告诉我，基本上分三种情况：第一，必须送给首长看的，这是指首长亲属、朋友和熟人来信，以及关于重大、重要问题的来信，而凡属于送给首长看的信，都要做出摘要并附原信一并送阅；这样的信，每天至多只能选三至五封；第二，根据信中所说问题的性质，转有关部门和有关地方，包括转林彪处（当时称林总处）、总理处、各副总理处、各部委、各省市等等；这类信最多，大概占百分之九十八以上；第三，凡是反对和攻击首长的，都转公安部，由公安部处理。戚本禹还说：“不好处理的信，你们拿不定主意的，可随时问我，反正我办公室就在你们隔壁。”

我们那时都是怀着“热爱毛主席”和“崇敬江青”的心情来做这项工作的，加班加点是常事，每人每天要处理二三百封群众来信。信的内容有申冤的，有告状的，有反映情况的，有揭发问题的；有公事私事，有大事小事，有历史问题，有现实问题。我主要处理中央各部委的群众来信。此外，我作为负责人，还要从各人送给我的比较重要的信中选出三至五封送给江青看。那时，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加班到十一二点，可大家都有一种神圣的使命感，谁也不说累，都觉得这是应该做的。　

向：江青是山东人，选你做秘书，可能还因为你是山东人吧？据说江青原来有个叫孙立志的秘书，也是山东人。　

阎：孙立志我认识，大家都叫他孙秘书，我也叫他孙秘书，其实他的职务是警卫员，即警卫秘书。因为我和孙是老乡，还一起聊过。有一次，孙立志对我说：“江青同志说你还有点劳动人民味道，还没被‘化掉’。”我当时不知道他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也没有往江青选秘书的事情上想，只是说“谢谢江青同志”。正式成为江青秘书后，江青还亲口对我说过这话。　

向：这个话，在当时应该算是很高的政治评价。

阎：是的。这恐怕也是江青接纳我做秘书的重要原因之一吧。

当第一夫人秘书的滋味

向：给江青当秘书也不容易吧？

阎：确实不容易。我主要是收发和管理文件。当时江青的文件很多，有中央文件和收发电，有军委文件和收发电，有中央文革的文件和收发电，还有中央文革小组办事机构编的《简报》、《要事汇报》、《快报》、《来信摘要》等等。每天都有几十份，甚至上百份，摞在一起有半尺高，论字数大概有几十万。把这些东西都送给她，莫说是看，就是数一遍也很费时间。可我不送呢？如果她听陈伯达或康生说看了什么文件或材料，而她没看到，就要骂我了，说我“扣了”或“贪污了”她的文件和材料。

向：你是否被骂过？

阎：没因为这件事被骂，因我从没“贪污”过。遇到上述情况时，往往都是我送了而她没有看。我把文件和材料大体分成三类：一类是必须看的文件和材料，这类包括中央文件、中央负责人（或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之间的传阅件；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和其他要人给她的亲启件；关于“文革”的重要事件和重要动态；关于党和国家的、历史和现实的重要事件和重要动态；还有有关部门或个人直接请示她的信函和材料等。这类东西，除了是她必须和应当了解的之外，绝大多数是需要她表态的。在我印象中，中央文革小组的几个领导人，对文件和材料批示意见和表态最多的是江青，其次是康生；陈伯达很少表态，他往往只是划个圈而已。另一类是参阅件，这类文件和材料，一般说来也比较重要，但并不一定需要批示和表态。还有一类是浏览件，这类文件和材料，对江青来说，有时间可以翻翻，没时间不翻也关系不大。

向：分在哪一类就是你做主了。

阎：但责任重大，必须认真仔细，不能出错。我分好后，分别放在三个卷宗里，每天江青起床前，我就送到她办公室。有时，有些中央领导之间的传阅件，或写着“急件”和“特急件”的，机要交通送来后，除非江青睡觉，都要马上送给她。江青把文件看过后，或批示，或不批示，都顺手放在茶几上。有她批示的文件，一般又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她写了信封的，如送给毛泽东、林彪、周恩来或陈伯达、康生看的一些东西，她大都已封好，并贴上了密封签，这是属于不让秘书知道的事情，我只负责登记，然后交机要交通员送达。还有一种她批示的文件和材料，由我按照她的批示，写信封装好交机要交通员。一般说来，一天两次，即上午一次，下午一次，从她办公室取来她看过或批示过的文件，该发走的登记后发走，该存档的分类存档。

向：你每天的工作很辛苦吧？

阎：工作量确实很大。除非江青午休，或晚上睡觉了，我每时每刻也不敢离开办公室，如果江青按铃了，我不在，那就要挨骂了。有一次，江青按铃叫我，恰好我离开办公室一会儿，一回来江青就说：“你干什么去了？”我赶快说：“报告江青同志，我……”江青根本不听我解释，两眼直瞪着我，声色俱厉地说：“谁叫你离开办公室的，你误了我的事，你负得起责任吗？”我说：“江青同志，我错了，以后一定注意。”江青仍然很生气，嘴里说着“我用不起你这个大知识分子”之类的话。过了一会儿，看到我很委屈难过的样子，她态度才有所缓和，说：“还愣在那里干什么？快把这信发走。”　

向：是写给谁的信？　

阎：是给毛泽东的信，上面写着“急件”二字，并已封好。我立即通知机要交通把这封信取走。有一次，我和戚本禹谈起这件事，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挨江青的批评，也是一种光荣呢！你想想，全国这么多人，能有几个人可以直接挨江青的批评？”

江青第一次跟我正式谈话时曾说过，她连每天是几号、星期几都不知道，只知道工作，不知道休息，也没有星期天。于是，我每天上午给她送文件时，都在第一份卷宗上面用曲别针别一个小纸条，上面写着：今天是×月×日，星期×，上午×点，下午×点或晚上×点有××会议，以便她知道这一天的安排。　

向：你除了收发和管理文件外，还做些别的吗？　

阎：要接电话。每天电话一个接一个，有通知江青开会等事情的，有向江青请示什么而又不便直接打给江青的，有要见江青让我同江青联系的，等等。

向：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阎：忙得很。在“文革”中，江青比陈伯达、康生还要忙，而陈伯达、康生的秘书都不止一个。我几次跟江青说：“一个人忙不过来，希望再加一个人。”跟汪东兴我也说过，汪说那得看江青的意见。一开始江青也没当回事，见我说的次数多了，还可能是汪东兴跟她也说过，有一次，江青对我说：“我看你是挺忙、挺累的，可是主席才用一个秘书，我怎么好用两个秘书呢？”停了一会，她又说：“不过，我们都是主席的秘书。你忙点、累点，还是先干着吧！”我只得答应“一定努力干”，从此不再提这事了。可到1967年国庆节前，突然增加了杨银禄，我当然高兴，只是跟江青天天见面的还是我。

向：你当秘书时家人来看过你吗？　

阎：来过。1967年夏天，我爱人来北京看病，住在钓鱼台北门外警卫连家属宿舍。我们一起工作的同事，都结伴去看我妻子。警卫战士刘真、王振荣、李仁庆，除了替我陪妻子到医院看病，还不断地给我妻子送些蔬菜，什么豆角啦、茄子啦、西红柿啦，等等。这些蔬菜都是他们几位在十一楼前的一块小地里种的。当时按照毛主席的指示，钓鱼台的许多空坪隙地，不像现在这样种可观赏的花草，而是种蔬菜和庄稼。毛主席所住的中南海丰泽园也是这样。　

向：1967年1月至1968年1月，你正好给江青做了一年的秘书。　

阎：是刻骨铭心的一年。　

向：后来怎么“失宠”了？　

阎：其实我从来没有被“宠”过。1967年底的一天，我收到一封从中央文革小组办信组转来给江青的信。信是北京一个电影制片厂的一位女演员写来的……（编按：接下来，阎长贵谈了因给江青送错了一封信，被打成反革命关进秦城监狱，后又被下放到湖南西洞庭农场劳动改造的过程。关于这段经历，阎长贵已有专文《成为“坐探”以后》刊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温故》第十辑）

我所认识的李讷

向：从你发表的文章里，看你和李讷很有一些交往。　

阎：是的。李讷是江青和毛泽东的女儿，比我小三岁。我们都是大学毕业，我学的是哲学，她学的是历史，有共同语言，当时关于“文革”的观点也比较一致，所以谈话投机，常在一起聊天。有一次，我和李讷两人在离“文革小组”会议室不远的一间房子里聊天，江青和陈伯达来了，江青说：“你们两个出去，我们有事儿说。”我们只好出去了。有一天晚上，李讷很晚还没回到钓鱼台，江青很急，怕出事，我和王广宇（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工作人员）开车到处去找她。　

向：你和李讷聊天一般谈些什么？　　

阎：因为我给江青办信，信中谈到江青的一些情况（当然不包括骂江青的），我有时也跟李讷说说。有一次，一封信中寄来一张江青30年代的照片（不是剧照），我拿给李讷看，她脱口即说：“漂亮的小妈妈！”在李讷看来，妈妈比她长得漂亮。这也是事实。从形体和相貌看，李讷七分像毛泽东，三分像江青。

向：李讷喜欢父亲，还是喜欢江青？　　

阎：她跟我说过：“别人是严父慈母，我可是严母慈父；我不怕爸爸，有时却怕妈妈。”我想，李讷说的是实话。　　

向：你对李讷印象怎样？　　

阎：总的来说，我对李讷的印象是比较好的，觉得她朴素、大方，一点也没有高干子弟那种骄横气。　　

向：我知道李讷是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的。“文革”开始后她在哪里工作？　　

阎：在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我们就是在这里认识的。她和当时北京的造反派接触很多，很多情况毛泽东都是从她那里听到的。北京地质学院的“东方红”说她是毛泽东的联络员有道理。关于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及其头头朱成昭的情况，我也是从她那里知道的。　　

向：李讷当时跟谁住在一起？　　

阎：她当时在钓鱼台跟江青住在一起，中南海丰泽园也有她的住室。　　

向：我在书中曾看到，说毛泽东的子女是不和父母一起吃饭的。 　

阎：是的，他的子女都是吃大食堂，在中南海、在钓鱼台都一样。江青偶尔叫李讷一起吃顿饭，李讷高兴极了，忙跑来告诉我们：“今天妈妈留我吃饭了！”李讷到大食堂吃饭不方便，一般是警卫战士帮她从食堂带回来。江青也常嘱咐我们：“给李讷带好饭啊。”　

向：李讷是何时去《解放军报》的？ 　　

阎：李讷后来从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调到《解放军报》工作。1967年1月，李讷和几个青年一起造反，打倒了《解放军报》总编辑胡痴，当年夏天又打倒了党委书记赵易亚，她成了《解放军报》负责人。有一天，李讷很高兴地跟我说，林彪接见了她，很鼓励她，支持她。她说：“我跟林副主席讲，自己对办好《解放军报》没信心。林副主席十分认真地跟我说：你现在都二十七岁了，一个军报的担子还担不起来？你知道吗？我二十五岁在中央苏区就是军团长了，到延安，二十七岁当了军政大学的校长。干事情要有信心，我相信你能干好！” 　　

向：据说你在李讷主持的《解放军报》曾发表过一篇批判刘少奇的大文章，是吗？　　

阎：那是江青要我写的。有一天江青对我说：“你是写文章的，你也可以写一篇嘛！”我说太忙，没时间。江青说：“抽点时间写嘛！”江青给我这个任务，当时感到是对我的信任，于是下决心写一篇，也好在江青面前表现表现。我那篇文章的标题为《资产阶级的战略与策略》，江青看后要我送陈伯达和姚文元修改，改后交《解放军报》发表。送给陈伯达，他说不看了。姚文元看了，并做了修改，把标题改为《资产阶级反革命的战略与策略》。这篇文章在1967年11月13日的《解放军报》发表后，空军司令员吴法宪还一再表示感谢我对军报的支持。　　

向：你要感谢李讷发表你文章呢。　　

阎：其实江青要我写的，哪里都可以发表。　　

向：你当江青秘书以后，是否和李讷联系更多了？　　

阎：反正，我们有什么话都可以直接说。我甚至觉得，之所以选我做江青的秘书，李讷恐怕也起了些作用，因为她一直很关心给江青选秘书的事。后来听说，1966年冬的一天，在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里，她对另一位拟作江青秘书的王某提问，从家庭出身、工作经历以及爱人的家庭情况，都问得很详细。办公室的一位同事笑着问她：“肖力（当时叫她“肖力”的比较多）干什么？你对我们老王审干哪？”　　

向：你后来遭到江青的迫害，怎么不叫李讷帮着说说话？　　

阎：一点机会都没有。从江青要我向杨银禄移交文件，到宣布对我“例行一下手续”（汪东兴的话），不到一天的时间，我根本没有见到李讷。　

向：李讷这一生也不容易。　

阎：李讷1970年和中央办公厅部分人员一起下放到江西进贤县“五七”干校劳动。这时，李讷和一位姓徐的年轻人建立了恋爱关系。那时候李讷的堂姐毛远志、堂姐夫曹全夫都在这所“五七”干校，曹全夫是干校的党委书记，立即向毛泽东汇报了此事。毛泽东尊重女儿的选择，赠送了一套马恩全集作为结婚纪念品。一年后，李讷生育一子。不久，李讷和徐又离婚了，独自回到北京。1974至1975年，李讷先后任北京平谷县委书记和北京市委副书记。1976年10月，抓了“四人帮”，李讷工作就挂起来了，直到1986年,才重新分配到书记处研究室工作，后来又到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工作。

向：李讷的第二次婚姻是什么时候？　

阎：是1984年初吧。这是在李银桥夫妇的热心撮合下，李讷才和王景清结合的。王景清是李银桥在中央警卫团的老战友，陕北神木县人，比李讷大十几岁。王景清在延安警卫团时，见过小时候的李讷。1980年代初，王景清在云南怒江军分区任参谋长，后调入北京卫戍区第二干休所离休。　

向：你是哪一年重新与李讷有联系的？　

阎：1990年代吧。李讷现在住北京万寿路甲15号大院，我们仍保持着来往，逢年过节我还去看看她。90年代的一个春节我去看她，几句寒暄后，她向王景清介绍说：“他是给母亲做过秘书的人。”王景清接着说：“你吃苦了！”看来王景清也知道我坐牢的事情。　

向：往事如烟。90年代以来，你和李讷见面是否谈到过毛泽东和江青？　　

阎：没谈过，也不好谈；可印象中有两次涉及到毛泽东和江青。一次是1994年我到宁夏为《求是》杂志组稿，遇到李讷的两个系友（在北大历史系比李讷低一届），是一对夫妇，男的叫陈育宁，在自治区党委工作，女的（名字记不清了）在宁夏人民出版社工作。他们要我转告李讷，请她写点东西，比如毛泽东怎样培养教育她等等。回京后，我用电话向李讷转达了这个意见。她说不写。她还说：现在很多书和文章都是胡编乱造。沉默是最好的回答。　　

向：第二次是什么时候？　

阎：第二次是1996年。我到山东诸城，见到诸城市委书记，他跟我说：“诸城有‘四大家族’，一是孔老二的女婿家（公冶长，孔子侄女婿）；二是毛泽东的丈人家；三是康生的姥娘家；四是李清照的婆家……诸城是李讷的姥姥家，她应该到这里来看看嘛。”他要我转告李讷，她有什么困难诸城可以帮助；她需要车，诸城可以给她配。他还特别说到江青骨灰保存的事，说江青骨灰还在李讷的家里，这不好嘛。据说江青有个遗嘱，死后骨灰要葬回老家诸城。市委书记说：“我们可以接受。我们诸城有个凤凰公墓，李讷可以在这里修墓、立碑。她如果同意，人已经死了，也不必通过中央办公厅了，我们去个车拉就行了。”回到北京，我把诸城市委的好意和建议，也用电话转告了李讷。　　

向：李讷怎回答？　　

阎：李讷说；关于有什么困难和车的问题，她很感谢诸城市委。关于江青骨灰，她说确实在她家里。但现在恨江青的人还很多，运回诸城，修墓、立碑，她又不能去守墓，如果被扒了、毁了，自己不就更不孝了吗？以后再说吧。我把李讷的意见及时转告给诸城市委，他们说尊重李讷的意见。后来，我听说江青的骨灰还是葬在北京的一个公墓了。　　

向：四十多年过去了，你和李讷都是古稀老人了。现在见面是否还回忆当年那些事？

阎：现在见面一般只是问候问候，有时谈点当前的问题，不会谈涉及毛泽东和江青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