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江青进入延安、与毛泽东结婚以及婚后生活的评述，多少年来众说纷纭，褒贬不一。应该说，这些评述中的相当一部分存在着“先入为主”之嫌，具体而言，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文化大革命”中江青的所作所为作为观察基点的，故很难用”深刻、全面、客观“加以形容。鉴于此，本文将根据所掌握的资料，截取江青及其与毛泽东婚姻史上的一段，即1937年底江青进入延安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时期作为考察时段，对江青入延安的动机、与毛泽东结婚及其婚后生活等相关的各种观点进行综合分析、评介，并阐述笔者的一点看法，为深入开展对江青的研究提供参考。

一、江青入延安的动机

1937年8月下旬（这是林克的看法，有关江青到达延安的具体时间还有其它看法：叶永烈认为是8月上旬，而李敏则含糊地称为1937年末），蓝苹（江青在上海时的艺名）从上海经西安来到延安。蓝苹为甚么要投奔延安？

一种观点认为，江青为政治目的而去的延安，“有人说，江青到延安就是怀着政治野心，她有明确的目标，攀登西北的最高峰”1。

第二种观点则强调情感的因素，这种观点以叶永烈为代表，“至于江青为甚么要从上海投奔延安，除了她在上海失意，除了当时投奔延安是左翼文化人的时代大潮，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原因，那便是黄敬去了延安！……虽然江青在上海跟唐纳、跟章泯同居，但是她对黄敬毕竟还是有很深的感情。”2

笔者认为，上述两种观点都失之偏颇，就第一观点而言，作为当时的一名演艺人士更多地考虑的是自己的生计以及名声等问题，不可能会有甚么政治野心，而且，这种观点主要出现在“文革”结束不久，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江青在“文革”时期所作的罪恶的极大痛恨而得出的，因此含有更多的感情成分；就第二种观点而论，情感的因素不会促使她千里迢迢、历尽艰苦投奔延安，而且，身处上海的蓝苹也不可能得知尚在北平工作的黄敬会在1937年4月去延安参加中共的苏区代表会议。

应该说，当时江青投奔延安的动机主要还是出于一种追求，这种追求就是民主、自由以及光明。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

其一，青年时代的江青在思想上追求进步、崇尚自由。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在俞启威被捕的当年，来到上海。2、30年代的上海是中国最为开放的城市，各种新思潮、新风尚都率先在这里出现，而追求进步、崇尚自由则是其中的主流思潮，江青身临其中，不可能不受影响。她在陶行知创办的上海一所学校作过教员，并随后成了“左翼教联”的一员，参加过一些进步、爱国的政治活动，被捕蹲过牢狱（1934年10月，江青被捕入狱，在狱中填写了自首登记表，两个月后由上海女青年会保释出狱）。1935年后，江青先后进入电通影片公司、联华影业公司。进入演艺圈后，江青曾发表〈为自由而战牺牲〉、〈悼鲁迅先生〉、〈再睁一下眼睛吧，鲁迅！〉等具有新潮思想的文章，主演话剧《娜拉》、《大雷雨》和电影《自由神》等具有明显进步思想的剧作品。这说明江青同广大的上海新兴青年一样具有追求民主、崇尚自由的思想，也就使得江青有可能接受中共的各种政治宣传，也就有可能使她能够动身前往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

当然，江青的上述作品曾在“文革”结束后一段时间里被作为批判其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依据。例如〈为自由而战牺牲〉一文，通过对美国历史学家房龙有关思想的分析，文章表达了作者崇尚自由、追求自由的愿望，“真是怪事，世界上没有一样有生气的东西是不喜欢自由的，尤其是称有万能的人类，有时竟为争自由牺牲了性命。……因为过去的许多事实，已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人类的历史，实在就是一部争自由的记录。”文中作者的思想是显而易见的，但却遭到了一些先生们的批判，“江青在这里贩卖的资产阶级观点，宣称“人类的历史，实在就是一部争自由的记录”，抹杀自有阶级以来的社会历史是阶级斗争史，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其它如〈悼鲁迅先生〉、〈再睁一下眼睛吧，鲁迅！〉等作品成为批判的对象3。

其二，抗战的影响。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呼声。具有进步思想的广大青年更是满腔热情、奔走呼号，主张建立抗日民族战线并为之进行不懈努力的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就成为了他们最为向往的充满民主、自由以及光明的圣地。张国焘曾回忆到：“……很多的青年男女学生，成群结队，不断的步行而来。……他们都把延安作为革命圣地，他们对国民党南京政府，有相当大的反感。他们主要指责国民党对日不抵抗，也不容纳他们有参加抗日的机会，因此他们寄希望于中共。”4上海等大城市的文艺界人士来到延安的尤为众多5，而当时的蓝苹（即江青），“能够吃苦，至少她反对日本人的侵略……。”这就使蓝苹能够象其它热血青年一样敢冒风险、千里迢迢投奔延安。同时，据徐明清回忆，青年时期的蓝苹性格活泼、个性强、爱争强好胜，这从她在上海的作为以及她的几次婚变上都可以看出来，因此R·特里尔称：“在30年代后期到达延安的青年中，蓝苹的意志力是出类拔萃的……。”6在如此的时代背景下，加之具有如此的性格，蓝苹动身前往并长期留在延安就不足为奇了。

当然，江青入延安也受到其它因素的影响，换句话说，江青入延安的动机中也含有其它的成分。

林克──曾经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多年，曾多次听毛泽东讲起与江青的婚姻过程，而且看过不少相关资料，“我不了解她们婚姻的全过程，但看过不少文章，听不少老干部谈论过，也曾听毛泽东和江青亲自同我谈过一些，还有我自己的观察和感受。”他分析到，“她在上海的演员生涯也并不顺畅，和唐纳的婚姻又闹得满城风雨，使她在上海也不好存身，只好另谋出路，也不排除她有找靠山的思想，但起初不一定有明确的目标。”7特里尔也说：

“蓝苹对唐纳来说是太强了，她的野心膨胀得连戏剧也容不下她。她的下一个男人必须无比强大，她的下一个专业领域要使她超出言语和形象，超出观众那稍纵即逝的感情，她要真正控制大事情。她亲口说过：“不要忘记，美丽不如权力重要。””8

“然而，她同时也希望自己成为众人注目的中心。她的一些朋友感到，蓝苹好象已经决心在共产党的活动中扮演一个角色，而不是纯粹的艺术上的角色。唐纳曾对他的一个朋友说：“瞧吧，她就要离开上海了，一旦决定下来，她就会想办法在延安钓一条鱼”。”9

应该说，按照江青的性格并联系到其在上海当时的处境，林克、R·特里尔等人论及的有关江青入延安动机中含有的其它成分的看法是经得起推理的，是能够成立的。

二、与毛泽东结婚

1938年秋，江青与毛泽东结婚。当然，这个结婚时间只是一般被采用的笼统说法，据叶永烈考证，具体时间为1938年11月19日10。在与毛泽东结婚之前，江青曾有过三次婚姻：第一次是在1930年，主要是为了生活而与一名姓费的青年结婚，此次婚姻很不成功，仅维持了几个月；第二次是在1932年-1933年间，与俞启威同居；第三次是在1936年，与唐纳结婚，并由此演出了轰动一时的“六合塔婚礼”事件（其它两对分别是赵丹和叶露茜、顾而已和杜小鹃）。

仅从江青上述几次婚变（另外，按照叶永烈等人的说法，江青为达到在演艺界出人头地的目的还曾与章泯短暂同居），依此能否得出其工于心计、玩世不恭、生活放荡的结论呢？显然不能！这是因为：

其一，在当时竞争激烈并且不讲究任何游戏规则的上海演艺界，象江青这样尽管受过科班训练但是没有任何背景的演员如果不采取某种不正当的手段是很难站住脚跟的，即使出了名，也很容易被各种势力扼杀。在当时，捏造、散布桃色事件是对付演员尤其是女演员杀伤力最强的武器之一，正所谓“人言可畏”，阮玲玉之死不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吗？理应受到谴责的是那个时代，对于演员这些受害者，当代的人们应该予以更多的理解和同情。

其二，至于江青的生活作风问题，这应该与民国初期的社会风尚联系起来考虑。在这一时期，广大中国人尤其是受过新式教育的青年的生活观念较过去发生了重大改变。他们崇尚自由、强烈要求张扬个性，而追求爱情以及生活的幸福是其中一个重要体现。正因为如此，易卜生的《娜拉》才会在中国人尤其是广大青年中间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徐志摩、郁达夫等人的个人生活态度、生活方式才能够被理解。作为当时一名新潮青年──江青的生活中出现几次婚变是不能作为其玩世不恭、生活放荡的依据的，进一步说，是不应该遭到斥责的。

对于江青与毛泽东结婚的评介，仅从两人家庭生活角度看，大致可以归纳成四类观点：

（一）相互利用论。这种观点认为江青与毛泽东的结合缺乏必要的感情基础，二人都是为了利用、欣赏对方的某一方面：对江青而言，她所看中的是毛泽东的权力；对毛泽东而言，他看中、欣赏的是江青的出众的自然条件和巨大的名气。例如：

“也就是说她没有爱过毛泽东，她与毛泽东的结合是为了实现她的政治野心。有人说，江青长得比较出众，她年轻、美丽、充满魅力，在延安人们把她当明星。她戏唱得好，名气大，因此，她得到毛泽东的喜欢”11。

（二）结局论。这种观点特别注重江青与毛泽东结婚后对毛泽东生活尤其是其晚年生活的影响。例如：

“在这个时期，毛泽东的生活也发生了变化。1938年秋，贺子珍离开延安一年后，毛泽东同从上海到延安抗大学习的江青结婚。这次婚姻上的错误选择，给毛泽东后来的生活，特别是他的晚年生活带来极大的不幸”12。

“作为下一代人，我只关心她和我爸爸之间的事情，作为爸爸的夫人，她应该给爸爸带来幸福，最起码能让爸爸在晚年感到充实，然而事实恰恰相反”13。

（三）情感论。这种观点实际考虑的是作为局外人是否从感情上（这种感情主要来自于对那位久经考验、身世坎坷的毛泽东的夫人──贺子珍的同情）认可江青与毛泽东的婚姻，同时也考虑到两人各自的婚姻体验：

“毛轻快地──如果不是没有困难的话──开始了他的第三次婚姻。……中央委员会就此事进行过争论。这位满身冲劲的女演员是甚么人？有没有可靠的政治背景？难道说一位参加过长征的老战士、一位三个孩子的母亲就应该把房间让给她吗？

……梦幻时期过去了。一个人可以不再接受一位女英雄的爱，以一位新来的女演员取代为自己生了孩子的母亲。难道毛忘记了长征的岁月？

可以肯定地说，这桩婚姻带来了兴奋：毛，一位农村来的孩子，热爱中国的传统，正置身于政治与战争之中。蓝萍，一位漂泊不定的女演员，不知道中国的古典文学，是一只在上海文化界的温室中飞来飞去的蝴蝶……。”14

（四）事实论。这种观点以既成事实为考察对象，尊重两人的选择，并综合了分析当时所处环境中存在的各种条件：

“他们的结合主要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个人的处境及性格有关。不论出自那一方的主动，毕竟是双方的相互选择。……毛泽东因为贺子珍的出走，感情上感到寂寞和孤独，需要一个温柔的女人来体贴和慰籍；江青则需要一个刚强有力的男人做依靠”15。

上述前三种观点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对两人婚姻的看法，均有可取的地方，但是也不乏偏颇之处：第二、三种观点仅考虑到局外人的感受，甚至联系到二人晚年的婚姻状况，没有考虑到二人当时所处各方面的境况；第一种观点倒是考虑到二人各自的不同层次的需要，但又不过是表面的泛泛分析，并且更多地带有感情色彩和夸张的成分，很难服人。众所周知，当时的共产党刚刚结束长征，被困于西北一隅，尚被中国大部分地区的报纸骂作土匪，客观地讲，与毛泽东结婚非但算不得甚么荣耀，或有甚么政治野心，而且还要担当一定的风险。另据李银桥称，直至1946年，当时的中共的处境已远非江青入延安时可比，即使如此，来自北平的一名女学生还看不上前程未卜的毛泽东一家，拒绝了毛泽东长子毛岸英的求婚，也受不了延安的艰苦生活，不久便跑回北平，并且在报纸上写文章辱骂延安16。可见第一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相比之下，本人认为第四种观点更客观、更能为人所接受。

另外，就第四种观点而言，需要作进一步补充的是，这一时期的江青从各方面来看均比较突出，并非如“文革”结束后很多文章所说的一无是处：

其一，延安时期的江青在思想上是要求进步的。这一时期的延安，各方面的条件都很艰苦，同时，中国共产党的处境还十分困难，夺取全国胜利只是一种理想和信念，因此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大城市的人士因不堪忍受而相继离去。江青“在30年代后期到达延安的青年中，……意志力是出类拔萃的。但是，她没有甚么政治背景、也没有政治经验”，17即便如此，她还是坚持留了下来，从中可以看出她当时的信念和思想水平，因而也得到了党内有关人士很好的评价。正如林克所言：“当时，延安的条件还是很艰苦的，江青能到延安并坚持下来，具有的抗日爱国的进步的追求还是应该肯定的。”18李银桥也说：“那时的延安，生活环境异常艰苦，斗争形势也很严峻，到了延安受不了又离开延安的不乏其人。江青在这个时候来到延安，坚持下来了，还是应该肯定的。”19

其二，这一时期的江青能够和一般群众打成一片。当时从大城市来到延安的人士尽管满怀救国热情，但却很难同群众打成一片，正如周扬回忆：“他们没感觉到是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没感觉到有一个要熟悉面前这些新对象的问题。他们还是上海时代的思想，觉得工农兵头脑简单……。身在延安，心在上海，心在大城市，……有自己的一套，而且有些作家的架子还蛮大的。”20江青并非如此。据李银桥称：

“那时，她（即江青）比较能接近群众，给工作人员剪头发，讲点是文化科学知识，教教针线活等。行军路上能搞点小鼓励，有时还给大家出谜语。有个谜语如今我还记得清：“日行千里不出房，有文有武有君王，亲生儿子不同姓，恩爱夫妻不同床。”谜底是“唱戏”。……她不再长发披肩，梳成两条辫子，在脑后盘成一个髻。……女青年喜欢叫她帮助梳妆，她也乐于帮助别的女孩子，……”。

其三，据毛泽东当年的警卫员李银桥回忆，江青还拥有一些独特的优势：

首先是她的容貌。“那时，江青长得还是比较出众，头发乌黑浓密，系一根发带，发带前蓬松着一抹留海，发带后面，曾经留过辫子，曾经让头发像瀑布一样披挂到肩际，眉毛弯弯的，眼睛大而有神，鼻子挺秀，嘴巴稍稍有些大，但是抿紧了嘴唇的时候还是别有一番动人之处。”可以看到，青年时期的江青具有相当的魅力。

其次是她有表演及其它才能。“她会唱戏，……但在延安，在陕北，我们那时把她当明星看待。她唱戏唱得好。她表演的《打渔杀家》，中央首长很喜欢，毛泽东也喜欢。她字写得好，也能写文章，特别是楷书写得好。”这些才能很能引起人们的注意。

最后是她的性格。延安时期的江青一方面能够比较文静，“江青不爱打枪，爱打扑克，织毛线，她织毛衣织得很好，能织出各种花样，会剪裁衣服，自己动手做，做得很漂亮”；另一方面又表现得相当的好动、泼辣，“江青喜欢骑马，驯烈马，越凶越爱骑。”这种性格既可以做家庭主妇，又能适应戎马倥偬的生活，足以得到革命领袖的欢喜21。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江青能够与毛泽东结婚是由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而最终形成的，但需要强调指出的一点是，当时的江青在各方面的条件都是很不错的，正如李银桥所说的：“那时大批有理想有文化的女青年投奔延安，许多首长都是在这批女青年中选择了自己的终身伴侣。作为全党领袖的毛泽东，在这样众多的女青年中，不可能同一个坏得一无是处的女人结婚。我们的党也不会同意自己的领袖同一个坏透了得女人结婚。”22

三、婚后生活

据称，江青与毛泽东的婚事遇到了来自于党内外人士的阻力。叶永烈说：“江青和毛泽东恋爱的消息传出后，反对者大有人在。内中，最为激烈的反对者是张闻天。他认为，贺子珍是一位优秀的中共党员，有着光荣的斗争历史，又经过长征的艰苦考验，多次负伤，应该受到尊重。但是，也有人以为，毛泽东要跟谁结婚，纯属毛泽东个人私事，他人不必多加干涉。爱情不等于“干部鉴定”，无法勉强。支持者中最为激烈的是康生。”23从各方面有关资料看，江青与毛泽东的婚事的确在党内引起了争论，至少进行过研究、讨论。例如，R·特里尔称，“中央委员会就此事进行过争论”，“斗争很艰苦。像周恩来、刘少奇这样的人物都感到不能太支持蓝苹，他们给当时上海党的领导人发电报，要求澄清蓝苹在上海的表现。上海方面答复说她被怀疑是国民党的“秘密代理人””24；李银桥也说，“毛泽东与江青结婚是经政治局批准的”25。应该可以理解，作为已基本确立在党内领袖地位的毛泽东的婚事已不仅仅属于个人行为，经过党组织的讨论、研究是必要的。当然，无论是讨论、研究还是争论，其结果是相同的，即同意江青与毛泽东结婚，所不同的是，在江青婚后的生活尤其是政治生活是否受到党内限制上存有分歧。

一种观点是党对江青作出了限制性的规定。R·特里尔称，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毛泽东的婚事，同意了毛泽东的意愿，但对江青作出了限制性的规定：“江青只能以一个家庭主妇和事务助手的身份，负责照料毛泽东同志的生活与健康，将不在党内机关担任职务，或干涉政治。”

“女人少的地方，女人权力就大。”尼姆·韦尔斯在调查了延安的社会情况后发表了这个看法。然而对蓝苹来说，这个定义不确切。蓝苹没有权力，她只能做毛泽东的不出声的媳妇儿。“蓝苹不属于女将之列，党不同意她在政治上起作用。党给了她两条约束性的规定。”26

有关党对江青作出的限制性的规定，流传最广的还是所谓的“约法三章”。据叶永烈考证，这“约法三章”流传甚广，却因没有原始文件为据，那“三章”的内容也就有着许多不同的“版本”：

版本之一：

“一、不准参政；二、不准出头露面；三、要好好照顾毛泽东同志的生活。”

版本之二：

“（一）江青不得利用她和毛泽东的关系作为政治资本；（二）她只能成为毛泽东的事务助手，不得干预政策及政治路线的决定；（三）她不得担任党内机关的重要职务。”

版本之三：

“（一）只此一次，不准再娶；（二）毛与贺子珍的婚约一天没有解除，只能称“江青同志”，不能称“毛泽东夫人”；（三）除照顾毛的私人生活外，不得过问党的内外一切人事和事务。”值得提到的是，那位美国的维特克在《江青同志》（《ComradeChiangCh'ing》，后来又译作《红都女皇》）一书中，没有说“约法三章”，但提及了：今后二十年或一生之间，江青只能专心家事，不准干预公事。

另一值得注意的是，崔万秋在其所著《江青前传》中，提及国民党军队攻下延安时，曾查获王若飞的日记本，内中记述了“约法三章”的内容。王若飞当年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他记下“约法三章”是可能的：

“第一，毛、贺的夫妇关系尚存在，而没有正式解除时，江青同志不能以毛泽东夫人自居；

“第二，江青同志负责照料毛泽东同志的生活起居与健康，今后谁也无权向党中央提出类似的要求；

“第三，江青同志只管毛泽东的私人生活与事务，二十年内禁止在党内担任任何职务，并不得干预过问党内人事及参加政治生活。”

台湾方面公布的王若飞所记“约法三章”，文字较严谨，内容也比较准确。只是尚未见到公布原件手迹。这一“版本”的“约法三章”，是当时的原始文字记录。其余种种“版本”，是凭借记忆回忆或口头传说，所以彼此有出入。

叶永烈指出：“根据王若飞所记“约法三章”，第一条规定了毛、贺、江三人的关系，第二条规定了江青的任务，第三条规定了对江青所作的限制。这三条，条理清楚，用词稳妥，是种种“版本”中最为可信的”27。

第二种观点是否定所谓“约法三章”说。毛泽东当年的卫士长李银桥持此观点，他在权延赤著《卫士长谈毛泽东》一书中说：“还流传甚么“约法三章”？江青打倒了十几年，真有这个约法三章，约法人早就出来证明了。没人证明么。”28在《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一书中，李银桥再次否定“约法三章”，说：“毛泽东与江青结婚是经政治局批准的。社会上盛传的“约法三章”，我没见过哪个人出面作证。总之，世界上没有未卜先知的神仙，30年后就能知道江青要祸国殃民。就我所见，是毛泽东不允许江青插手政治大事。”

从考证学角度看，上述两种观点均依据第二手资料，或推断，或凭回忆，或采用别的书上的观点甚至道听途说，因此缺乏足够的说服力。不过，笔者认同第二种观点。从常理推断，李银桥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多年，所见所闻应属真实，具有一定的可信度。另外，下面的两个方面也可以对李银桥的观点作进一步的印证。

第一，“约法三章”说与情理不合。从逻辑学角度看，凡事必有因，中共既然制定所谓“约法三章”，也就是对江青及其历史尚未完全信任，抱有一定的提防心理。前文已经分析了江青入延安的动机及与毛泽东结婚的所具备的条件，因而这所谓的“约法三章”就缺乏产生的前提和可能。况且，毛泽东素有“与天斗争，其乐无穷！与人斗争，其乐无穷！与人斗争，其乐无穷”的斗争意识，可以说，这种意识贯穿他的一生。既然有这种性格，又怎么能够容忍别人无根据地限制自己及其夫人的生活呢？

第二，“约法三章”说与事实不符。建国前的江青并非如“约法三章”内容所说的不能出头露面，不能参加政治活动。实际上，她不仅照料毛泽东的生活，而且也参与了一些社会政治活动。

李敏在《我的父亲毛泽东》一书中说：“爸爸娶江青时，45岁，那时江青24岁。婚后不久，江青从鲁艺调到了爸爸的身边，任军委档案秘书。听爸爸说，他们从凤凰山搬到了杨家岭，住在三口新窑里。窑洞在山脚下，砌上了石头，刷上白灰。窗门是木制的，糊上纸，可透进光线。门外有一小块碾过的地，摆着简单的桌子、石凳。三间房分别为起居室、爸爸书房兼卧室、江青卧室。地上铺砖，桌椅是木料的。房子里没有自来水也没有电灯。……开始爸爸和江青过着平常的生活。……江青的主要工作是照料爸爸的饮食起居。不久李讷妹妹出生了，江青几乎不露面了。……在40年代至50年代初的10年里，江青没有甚么惹人注目的活动，她只在党内担任中宣部文艺处副处长。”（黑体为笔者所加）29

林克也回忆到：结婚初期，他们的生活是和谐的。江青主要照料毛泽东的饮食起居，担任家庭主妇的角色。1940年生了女儿李纳，1949年患子宫癌，先后四次去苏联治疗；……1938年春节，参加《血祭上海》的演出，4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担任中宣部文艺处副处长和电影指导委员会的成员30。

可见，婚后的江青之所以不再那么活跃，主要是她的角色──照料毛泽东的饮食起居所决定，同时还有身体因素，但决不是甚么“约法三章”所限定。直至建国初，江青给人的印象也是很不错的。1949年，宋庆龄在北京参加开国大典后回上海，毛泽东派江青到车站送行(众所周知，那时江青不大在公众场合露面)。据说，宋庆龄后来对别人讲过江青“有礼貌、讨人喜欢”。1956年，宋庆龄在上海宴请印尼总统苏加诺，江青和刘少奇夫人王光美都同席做陪，“据说她对江青的举止文雅、服饰得体，很表赞赏”。那一天交谈中，江要宋劝毛泽东打领带、穿西服，因为孙中山常常如此，而且外国人总认为中共官员的穿著太单调。后来如何，未见记载31。

四、结论

行文至此，似乎可以给自入延安至建国前的江青一个评价：这一时期的江青，思想方面能够要求上进，具有较坚定的信念和理想；行动方面，能够参与进步的社会政治活动；生活方面，与毛泽东结婚后，能够照料毛泽东的饮食起居，正如李银桥所说：“当时，她还是革命队伍中的一员。”应该指出的是，这一时期的江青也有很多的缺点，李银桥对此曾进行了归纳：“她是带着自身的种种毛病和缺点──“个人主义”、“剥削阶级作风”──来到革命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尾巴没有割掉””。应该说，这些缺点对当时的江青而言是不可避免的，只不过如李银桥所说，江青“她的虚荣心，爱出风头，争强好胜，小心眼儿容不得人；她的自私自利，只考虑自己，不考虑他人；她的脾气恶劣，反复不定；她的喜欢走极端，喜欢记仇报复，等等，都在日后有了一定气候时陆续暴露了出来。”这就不能得到人们的谅解了。

笔者还想要说的是，长期以来，人们对江青采取的这种全盘否定、将她说的一无是处的很多看法似乎是有失公允的。当然，这种现象主要是由于，江青作为“四人帮”之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深深地刺痛了广大中国人善良的心灵所造成的，是可以理解的，但却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作为。历史的车轮已碾过二十世纪，现在距离“文革”结束已有28个年头，距江青去世也已有13个年头了（江青于1991年5月14日自杀），人们应该能够以更多的理智而不是感情来对待那段历史，对江青的评价也能够采取较为冷静、客观、全面的态度，从而使得现代的人们了解、认识到一个真实的江青。

注释

1转引自林克：《我所知道的毛泽东──林克谈话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页95。

2叶永烈：《江青传》﹙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页137-138。

3武汉大学《批判“四人帮”资料》编写组：《批判“四人帮”资料》，第二册，1976，页278。

4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页343。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893-1949》﹙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页639。

6[美]R·特里尔著、刘路新译：《江青全传》﹙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5﹚，页103。

7林克：《我所知道的毛泽东──林克谈话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页98。

8王正和：〈不可思议的中国人〉，自东方网（下载位置：http://www.eastday.com/epublish/gb/paper148/20020115/class014800023/index.htm）

9[美]R·特里尔著、刘路新译：《江青全传》，页109。

10叶永烈：《江青传》，页164-165。

11参见林克：《我所知道的毛泽东──林克谈话录》，页95-96。

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893-1949》，页527。

13李敏：《我的父亲毛泽东》﹙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页333。

14[美]R·特里尔著、刘路新译：《毛泽东传》，页180-181。

15林克：《我所知道的毛泽东──林克谈话录》，页96-99。

16李银桥：《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页153-154。

17[美]R·特里尔著、刘路新译：《江青全传》，页109。

18林克：《我所知道的毛泽东──林克谈话录》，页96-99。

19李银桥：《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页54。

20周扬：〈与赵好升谈历史功过〉，《延安文艺回忆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页36。

21以上有关李银桥的回忆，转引自叶永烈：《江青传》﹙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页159-161。

22李银桥：《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页55。

23叶永烈：《江青传》，页162。

24王正和：〈不可思议的中国人〉，同前网。

25李银桥：《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页54。

26[美]R·特里尔著、刘路新译：《江青全传》。

27叶永烈：《江青传》，页162-163。

28权延赤：《卫士长谈毛泽东》﹙北京：北京出版社，1989年﹚。

29林克：《我所知道的毛泽东──林克谈话录》，页99。

30李敏：《我的父亲毛泽东》，页332-334。

31参见《南方周末》2002年03月21日14:51,http://www.sina.com.cn。

梁家贵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来源:《二十一世纪》网络版第十八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