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江青来到上海：有一天，江青派车把郑君里、黄晨夫妇和赵丹与我接到永福路上的一个深宅大院，记得赵丹还是从《聂耳》的拍摄现场，未及卸装即被送到这里。进门后见到了江青和一位市领导二人，他们也未介绍这是什么地方，但凭我们的感觉，这可能是那位市领导的宅邸，

大家坐下寒喧一番后，他们便清我们到餐厅入席。一见那桌面的摆设，我们马上感到今天的宴请非同一般。特别是当大师傅每端上一只菜报上好听的菜名并介绍每道菜的用料和制作方法时，简直把我们听得一楞一楞的。这些美味珍肴令我们既开眼界，又感惊异：当年——1959年，正是在经历了狂热的超英赶美的大跃进运动、跑步提前闯入共产主义的人民公社运动——在这一空前的浮夸风呼啸之后，悖逆而来的却是全国的大饥荒，许多农村此时已经出现严重的非正常死亡，而他们的家宴却奢华依旧。

席间，江青突然指着赵丹和关陌里，对那位市领导说道：“我在上海只有这两个最好的朋友了。今天我就把他们俩托付给你老了。”然后江青又煞有介事地对赵、郑二人说：“你们今后在上海有什么事需要帮助的话，可以直接找他。我希望你们今后一定要多听我们的，不要去听他们的。”

江青嘴里冒出来的“我们”和“他们”，让我们四人一头雾水，着实有点懵，但又不便当面究其详。

1964年国庆15周年之际，那位市领导又找了赵丹和我谈活，他问道：“你们最近有没有创作新作品？”我马上兴奋地告诉他：“我正接受一个重要任务：《七月流火》，主人公是茅丽瑛，这是陈荒煤交给的重点片创作，指定我来写电影剧本，由赵丹担任导演，女主角和女配角也都将从上影演员剧团精选……”不料，此话一出，好象刺激了他的哪根神经，他立即沉下脸拍着桌子厉色地问道：“茅丽瑛是谁？！你们认识她？”我回答说：“我们不认识她……”他当即打断我的活：“既然不认识她，为什么非要写她？！我们早就说过不要去写什么古人和死人，应当大写13年嘛，但你们还是要写死人。你们就是不听我们的，还是听他们的！”

当天夜里，我们赶紧给在北京的张光年打电话，清他立即把将在《文艺报》上发表的《七月流火》六人笔谈(赵丹、黄宗英、张瑞芳、葛琴等六人)的文章撤下；张光年问：“昨天张瑞芳也提山要撤稿。发生什么事了？”我称：“不便说，但无论如何请先把稿撤下来。”

隔了没几天，上海市在华山路丁香花园举行中秋赏月晚会，那位市领导喜笑颜开地同文艺界人士交谈、聊天，但最后仍然严肃地强调他在1963年初提出的大写13年的重要性，要求大家积极地去大写13年。

1965年初，第三届全国人大会议期间，江青在人大会堂山东厅——山东省的代表团会议上，突然一反常态，拍着桌子，当众歇斯底里地冲着赵丹怒斥：“你搞什么名堂！这几年你们搞来搞去还是搞他们的那套，就是不听我们的”赵丹又一次被江青所指的“他们”搞懵了。但赵丹见她如此失态当众训斥，不免心中一悸，预感这是一个不祥之兆。在江青看来，赵丹和我、郑君里和黄晨，这四个人实在是扶不起来的刘阿斗，稀里糊涂“拎不清”，既然如此，那就走着瞧吧！

果不其然，时隔大半年，从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刷<海瑞罢官>》到1966年的“5·16”，一场旷古、未遇的政治浩劫开始了，其来势之凶猛，令人不知所措：1966年的10月9日凌晨，上海发生了一起神秘的抄家案，闪电式地对赵丹、郑君里、顾而已、陈鲤庭、童芷苓等五人进行了抄家。这帮家伙行动诡秘而迅速，且只抄日记、书信、手稿、照片相册和底片，以及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电影画报，临走时还警告被抄家者：“不准对外讲出去，否则就要你们的脑袋！”这次抄家不仅本单位、街道办、派山所和公安局事先不知道，甚至连当时的市委也不知道，他们称这是一批来历不明的红卫兵所为。

这件事直到公审“四人帮”的时候，才知道是江青通过林彪的老婆叶群直接指使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和上海的死党江腾蛟，秘密选派空军警卫排的战士和一些空军于部的子女，化装成红卫兵进行的。材料被迅速地送到北京后即山江青、叶群、谢富治三人在林彪毛家湾寓所的厨房内一一销毁。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江青应该说放心了吧？不，她仍心犹不甘。材料虽付之一炬，但郑衬里、赵丹、顾而已等人还在，嘴巴还会讲。为此，在她的授意下，1967年11月26日，张春桥亲笔批示把郑君里、赵丹、顾而已、贺绿汀等18名三十年代在上海曾和江青共过事的人，全部抓起来隔离审查。他们都被诬陷为：“特务、叛徒、历史反革命、黑线代表人物”，受到了骇人听闻的肉体和精神迫害；其中郑君里和顾而已先后含冤而死。其他虽得以幸存的人，也都个个九死一生。

来源: 《档案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