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鱼台，江青曾在这里呼风唤雨，不可一世。这个寂静、神秘的地方因此成了一系列“文革”风暴和政治事件的策源地。沧海桑田，物是人非，当钓鱼台深藏的历史之谜似乎已经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湮没之时，曾任江青秘书的杨银禄却披露出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真相。《庭院深深钓鱼台———我给江青当秘书》（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记述了杨银禄自1967年10月调任江青机要秘书到1973年6月被江青打成“反革命”，在钓鱼台工作近六年的经历，通过作者自己的观察、感受、思考，为读者描述了一个较为真实可信的江青形象。不是一味的丑化，不是简单的评价，有助于读者客观地了解江青其人，也有助于读者从一个侧面了解“文化大革命”。
钓鱼台居所的几番变化
“文化革命小组”成立后，其办事机构原设在钓鱼台国宾馆15号楼，后搬到11号楼，不久就固定在16号楼。陈伯达、江青及其他“文革”小组成员陆续搬进了钓鱼台办公和居住，陈伯达住15号楼。江青住5号楼。5号楼位于钓鱼台的东北角，在江青住进前，周总理曾在5号楼工作和休息过。江青进住5号楼是周总理亲自安排的。康生早在组织撰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论战文章即“九评”时，就在钓鱼台8号楼办公和居住。就这样，钓鱼台一下住进了两位政治局常委和毛主席的夫人、“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江青及中央“文革”小组其他重要成员。
江青患有比较严重的植物神经失调病症，对声音特别敏感。1966年底，她觉得5号楼距离钓鱼台围墙外的北边和东边两条马路太近，车来人往的不够安静，就提出搬家。经过认真挑选，她选中了11号楼，很快就搬了过去。11号楼距离马路较远，周围环境也较幽静。它的东南边12号楼，是毛主席办公和休息的楼，但他很少到那里工作和休息； 正南边是一个小湖，西边的玉渊潭公园，为了钓鱼台的安全早已关闭； 西北边是10号楼，没有住人，北边是一片很大的绿地，东边是14号楼，距离11号楼较远。对江青来说，11号楼是一个比较理想的住处。
1968年下半年，江青看了一份介绍苏联情报机关克格勃的资料，便怀疑她居住的11号楼也被安装了窃听器。于是，她马上派毛远新在11号楼的里里外外、上上下下进行搜查。查了几天，自然是一无所获。但江青仍然不放心。再加上秋冬时节她一场重感冒，就开始讨厌11号楼，产生了再次搬家的念头。
一天，江青对我说：“小杨呀，我不想在这栋楼继续住下去了，我总怀疑11号楼有窃听器，觉得不安全，这算是第一个原因吧。第二，这栋楼离12号楼太近，如果主席来12号楼办公或休息的话，我怕影响主席。第三，我看10号楼比11号楼大一些，房间可能多一些，到了10号楼我可住在一层，以后不再费力地爬二层了。况且10号楼离9号楼近，我和春桥、文元同志研究工作也比较方便。你给总理打个电话，把我的想法跟总理说说，如果总理同意我的意见，你再给东兴同志打个电话，请他派人到10号楼仔细检查检查，看有没有安全隐患，检查完了，再用紫外线消消毒。一切都搞完了，我再搬。”
周总理对江青非常了解，他接到我的电话，立即就答复了：“好嘛，江青同志的想法是对的，我同意，我现在就给东兴同志打电话请他准备一下，江青同志还有什么要求吗？”我说：“江青同志说要检查一下那栋楼的安全情况，然后再用紫外线消消毒，别的没有提什么要求。”总理说：“那好嘛，我请东兴同志办。”
我把总理的意见报告给江青，她非常高兴，提出马上到10号楼去看看。我说：“那栋楼好几年没有住人了，可能很脏了，等打扫好了你再去看好吗？”她说：“不碍事，我现在就去。”我忙说：“请江青同志等一等，我请钓鱼台的领导把10号楼的钥匙送来，叫他们在那里等，不然咱们进不去呀。”江青说：“那好，还是你想得周到。”等钓鱼台管理处的处长张振良和一位对10号楼比较熟悉的服务员到了那里，我和警卫员就陪同江青到了10号楼。那位服务员把所有的套间打开，请江青看，江青看了以后非常满意。钓鱼台接待外宾的楼分三类，第一类是18号楼，是最大、最好的一栋；第二类是6号楼和10号楼，仅次于18号楼；第三类又次于6号和10号楼，所以江青看了10号楼以后表示很满意。
根据江青的要求，对10号楼彻底整理完后，她于1969年春节前就从11号楼搬到了10号楼。江青搬到10号楼的第二天，林彪和叶群到10号楼来看望江青。他们来了以后，林彪可能是累了，没进会客厅，也没进江青的办公室，就一屁股坐在楼厅的沙发上不动了。江青和叶群见状就坐在林彪的左右。
江青首先开口说：“欢迎林副主席和叶群同志来看我。”林彪坐在那里只是微笑，默不作声。叶群却很活跃，她探过身子，微笑着对江青说：“今天林彪同志和我来是祝贺江青同志乔迁新居的。林彪同志知道江青同志搬到新住处非常高兴，他祝江青同志身体健康，说江青同志身体健康可以为党为人民多作贡献，也是党和人民的福气。”林彪还是不说话，只是点点头。叶群继续说：“我看这栋楼房很不错，面积比较大，活动方便，空气比较好。如果天气不好，外边散步不方便，江青同志可以在楼里散步。江青同志刚搬到这里来，可能还不太适应，住久了就习惯了。江青同志如果觉得楼房内外有什么地方需要改造的，我叫邱会作（时任总后勤部部长）给你办。”江青说：“谢谢林副主席和叶群同志的关心，林副主席身体也不太好，天气这样寒冷，还来看我。请林副主席保重身体。现在这栋楼房不需要修理，以后如果需要的话，再麻烦你们。”叶群说：“请江青同志千万不要客气！”
我们刚到10号楼时，楼厅、走廊、卫生间铺的是胶毯，只有卧室、办公室、大客厅铺的是地毯，她怕走路时跌倒、摔伤，就叫钓鱼台管理处给她统统铺上厚厚的纯毛地毯，把大块大块的好地毯剪成长条的和小方块的，让人非常心疼。
为保持室内安静，江青让管理处把卧室、办公室的窗子，在双层玻璃的基础上，再加两层，屋门加上密封门。她进出楼，为了不被风吹着，命令邱会作为她建了一个直接通往楼内的钢筋混凝土汽车库。后来又在17号楼建了一个同样的汽车库，供她使用。
钓鱼台里深挖洞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苏联在中苏边境、中蒙边境陈兵百万。
为了防止苏联可能突然对我国发动侵略战争，中央决定成立全国人民防空领导小组，周总理亲自担任组长，黄永胜、谢富治、吴法宪、阎仲川任副组长。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提出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战略方针。其时中苏在珍宝岛发生了武装冲突，国际国内的形势比较严峻。
1969年，有一天，江青对我说：“现在国际形势日趋紧张，战争随时有爆发的可能，我们应当有所准备。如果敌人的飞机到北京上空进行狂轰滥炸怎么办？敌人投掷原子弹怎么办？这些问题你们想到了没有，组织上把我的安全交给了你们，你们如何才能保证我的安全？你们要怀着对党中央、对毛主席、对我的高度负责的精神，在我住的楼房附近搞一个临时避身的防空设施。我的意见是在我住的楼北边挖一个较坚固的防空洞。防空洞进出通道要多拐几个弯，这样可以防冲击波、光辐射。究竟搞成什么样子的，要搞出几种方案给我看，方案定了以后，马上动工。”
我听了以后，对她说：“要挖防空洞，就得准备建筑材料，施工时就得进工人，这就需要报告汪主任，他同意了才能施工。”江青说：“报告谁好是你们的事，开工的时间越快越好。敌人已经武装到了牙齿，对我国有突然袭击的可能，我们应该有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各种准备。包括思想准备、物质准备、医疗准备、武器装备的准备，以及防空、转移的准备，等等。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嘛。我有预感，敌人很快就要动手了。挖防空洞的事迫在眉睫。唉，挖防空洞，本来是你们应该想到的事情，还要叫我操心，你们这叫失职行为，万一我的安全有点闪失，你们一个个小小芝麻官负得了责任吗？你们如何向党中央交代？如何向毛主席交代？”
我说：“我们马上向组织上请示报告，争取早日动工。”江青很不耐烦地说：“不是争取，而是马上动工。”
按照江青的意见，我立即请示了汪东兴，汪东兴表示同意，江青亲自到现场选定了防空洞的具体位置，并确定了进出口的方位。在施工过程中，江青几次到施工现场检查施工质量，并告诉工人们：“防空洞内要有照明设备，要留有通风口，冬天能防冷，夏天能防潮湿。”她督促施工人员加紧施工，早完工，早备用，她说有备才能无患。防空洞完工以后，江青几次钻进去体验生活，练习怎样才能进得快，防得好。
她告诉我们：“防空洞内要摆上床铺、卧具、沙发。要储备够一周用的食品和饮用水。如果敌人连续轰炸几个小时，十几个小时，我在防空洞里能休息，有吃的、喝的，不能因为缺吃少喝困在洞里，总而言之，我现在不能死，我要好好活着跟帝国主义斗，跟修正主义斗，跟阶级敌人斗！”
1969年10月，林彪发布了一号令以后，江青怕她的防空洞不够坚固，难以防御敌人重磅炸弹的袭击，就匆匆跑到北京远郊区深山某地躲藏起来，那里有现代化的坚固的防空设施。11月7日下午她回到钓鱼台，专门看了17号楼的地下室。江青在钓鱼台住了一个晚上，又匆匆回到西山，并叫我打电话让中办警卫局二处把17号楼的地下室改建成永久性的坚固的防空设施。中央办公厅为此写了专题报告，并做出设计方案，经周总理批准后，修建工程随即开工。工程竣工后，江青亲往检查表示很满意，以后还陆续就防空设施提了一些要求，例如在防空工事里存放一些压缩饼干、腊肉、腊鱼片，急救药棉、棉签、纱布、酒精、碘酒、小手术器具和缝补衣服的针线等。
傅崇碧“冲击钓鱼台事件”
江青处处以毛主席夫人自居，总想自己说了算。她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陈伯达是组长，她却高居于组长之上。讨论起草九大的政治报告时，有一次江青公开跟陈伯达大吵，当着“中央文革碰头会”其他成员的面，对陈说：“我看不起你！”并在陈的面前狠狠摔了一个水杯。在那次会上，张春桥、姚文元没有说话，会后，她把张春桥、姚文元叫到10号楼，批评了他们在关键时刻，不坚持原则立场，不帮她说话。他们回去以后，给江青写了检讨并恭恭敬敬地送到10号楼递给江青。我收文件时将张、姚的检讨收回保密室。第二天，江青又要了回去，塞进了她自己的保险柜，作为有时不帮她说话的证据。
发生在1968年3月8日的所谓傅崇碧“冲击钓鱼台事件”，完全是江青自己导演的一场闹剧。事件的要害在于：江青认为，我是钓鱼台的霸主，是我命令傅崇碧调查鲁迅手稿的。你傅崇碧到钓鱼台是向我汇报调查情况的，你进入钓鱼台应该请示我批准才能进入。你为什么不请示我，而请示陈伯达？你陈伯达又有什么权力批准傅崇碧进来？江青这样一闹，既整掉了傅崇碧，又给了陈伯达一个眼色看看，这叫一箭双雕。
江青回到11号楼以后，不但没有看出她不高兴的样子，反而得意洋洋地对我说：“陈伯达同志的眼睛里没有我，傅崇碧的眼睛里也没有我，看来不给他们一点厉害不行了。你知道什么叫杀鸡给猴看吗？这就叫杀鸡给猴看。”
在我看来，江青闹得够厉害了，因为我在场目睹了一切，江青还认为不够劲，不过瘾，还要继续闹下去，闹个天翻地覆，把傅崇碧置于死地而后快。
3月9日晚上，江青在钓鱼台16号楼召开会议时说：“傅崇碧带人、带枪闯钓鱼台16号楼‘中央文革小组’，行为可疑！他的秘书皮包里装了几支手枪，并用皮包击打我的腰部，企图打断我的脊梁骨！”姚文元在一旁随声附和作伪证。江青不愧曾是一名演员，会演戏，越演越像。我是在场的见证人之一，事情根本不像江青说的，但是她居于高位，又是一个特殊人物，权势巨大，当时不少高层领导人惧怕她，对于她的话岂敢不“非常重视”？
3月10日，谢富治、杨成武、吴法宪、汪东兴召集会议，参加会议的单位有北京军区、北京卫戍区、中办警卫局等。会上又讲了傅崇碧进钓鱼台的问题，并规定了七条：一、任何人进中南海、人民大会堂、钓鱼台、京西宾馆、国防部大楼都要事先打电话报告，经批准后方可放行，而且必须是首长批准，秘书和警卫批准不算数；二、被批准进去的人只能是本人，其随员不得进到院里楼内；三、被批准进去者到指定的会客地点等候，不得乱窜；四、送文件的通讯人员，不得直接送到首长住房（办公室），信件要经过中办秘书局转递；五、不管任何人的汽车，进入这五个地方时，哨兵不仅要认车，而且要认人；六、任何人进入首长住地时，不准携带武器和危险物品； 七、今后中央开会时，不准送文件到会场。这七条规定是杨成武代表与会领导归纳并宣布的。
来源: 文汇读书周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