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马克思现实关怀的哲学品格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必须关注“现实”、解决“现实”问题，并在此过程中实现其丰富和发展，这是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一种很强大的声音。这反映了人们对当前中国社会生活急切的参与欲望，反映了人们对于教条主义和抽象思辨的研究方式的不满，因而值得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但是，如果拒绝简单的答案，把问题引向深入，就将看到，理论与现实关系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要让哲学真正以一种符合哲学本性的方式在“现实”中发挥作用，必须对一些重要的前提性的问题进行自觉的领悟和反思。这些前提性的问题首先便是：究竟什么是哲学意义上的“现实”？哲学关注和介入现实恰切的方式究竟是什么？
从哲学史上看，对“现实”的思考和关注并不是自马克思开始的。自哲学产生之日之起，哲学就一直在努力去理解“现实世界”并寻求阐释现实世界的哲学思维方式。例如，在亚里斯多德那里，“潜能”与“现实”的关系已经成为一个重大的哲学问题。黑格尔在《小逻辑》中就这样说道：“哲学的内容就是现实”[①]，“哲学所研究的对象就是现实性”[②]。众所周知，黑格尔是哲学史上最大的唯心主义者，按一般的理解，他是最脱离“现实”的沉溺于醉醺醺的思辨的哲学家，可为什么他说哲学的内容就是“现实”而且哲学的研究对象就是“现实性”？
要理解这一看似矛盾的事实，需要分析哲学中所谓“现实”与常识所说的“现实”之间的区别。常识所说的“现实”，一般所指的是“现存”的经验的“事实”世界，即“现存”的“事物、社会状况、典章制度”等等，正如民间谚语所说，“眼见为实”，被人们的感觉所证实并被生活经验所确定的事物，就具有“现实性”。但是，哲学所说的“现实”恰恰要超越这种常识意义上的“现实性”。从哲学的眼光出发，常识意义上的“现实”是未经反思的、缺乏内在根据的“偶然”存在，它们只能归属于“现象领域”，因而恰恰是缺乏真正的现实性的。与此相反，哲学自其诞生的那天开始，就服膺于这一信念：“现存的不可能是真实的”，“直接经验的世界——我们发现自己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必须被理解、改变甚至颠覆，以便显露出它的实际面目”[③]，因此，从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开始，“哲学就是从有限世界出发来构造一种现实，这种现实不以潜能和现实的重大差异为条件，它控制了它的否定要素，它本质上是完善的、独立的——自由的”[④]。哲学所做的第一件事，并非要肯定现存世界，相反，它所致力的恰恰的是消解和否定现存世界，去“构造”或者“创造”出一种“理想”中的、超越性的“现实”。这也就是说，对于哲学而言的“现实性”，恰恰是建立在怀疑和不承认“现存性”的真实性与合理性的前提之上，它要否定和超越“现存”世界，去追求和寻找一种属于哲学的“真实”，只有这种“真实”，才是哲学家所认可的属于人类自己的“合乎理性”的生存世界。对于柏拉图而言，这种“真实”是“理念”，对于黑格尔而言是“精神”。黑格尔关于“现实”的理解颇具代表性：“就此说的哲学意义而言，稍有教养的人，应该知道上帝不仅是现实的，是最现实的，是唯一真正地现实的”[⑤]，很显然，在此，黑格尔所说的上帝不是神学意义上的神，而是他所悬设的作为逻辑学、本体论与辩证法三位一体基础的“活生生的精神”。对此，恩格斯在评介黑格尔名言“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⑥]时，曾中肯的指出：“在黑格尔看来，决不是一切现存的都无条件地也是现实的。在他看来，现实性这种属性仅仅属于那同时是必然的东西……，所以，他决不认为政府的任何一个措施……都已经无条件地是现实的”，“按照黑格尔的思维方法的一切规则，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这个命题，就变为别一个命题：凡是现存的，都一定要灭亡”。[⑦]
可见，运用哲学的方式、从哲学的视角出发把握的“现实”，与“非哲学”的常识意义感知“现实”具有重大的区别。第一，哲学所把握的现实不是价值中立的既成“事实”，而是寄托和凝聚了哲学家的价值关怀和理想憧憬的一种“虚灵的真实”；第二，哲学对现实的把握不是对现存状态的消极肯定与默认，而是通过对现存状态的否定和批判所实现的一种新的生存境界的澄明；第三，哲学对现实的关注不是为了解决某个具体问题提供某种现成的技术性和工具性的策略和方法，而是要通过对现存世界的反思，为理解人的生存状态提供一种思维方式、价值理想和人生境界，从而促进人们对自身生存境遇的自觉理解和自我意识，并因此推动人与社会不断的自我调整、变革与跃迁。因此，哲学对现实的关注，总是具有反思性、批判性和超越性的品格。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把哲学对现实的这种理解和把握称为“超越现实（常识意义上的）”的“现实性”（哲学意义上的）。
哲学对现实的这种特有的理解和关注，所体现的是哲学作为一种特殊的意识形式和人文向度的特殊本性。正是在这种对于“现实性”的理解和关注方式，哲学才显示了哲学特殊的功能和作用，即通过对现存世界的超越和否定和对一种“更高的现实”的想象，去批判现存世界，规范和引导人们的生活，开拓未来社会。离开这一点，哲学就将或者成为顺从现存世界的“乡愿之学”，或者成为纠缠和沉溺于事实的“实证之学”。
当我们承认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包含着哲学的维度的时候[⑧]，这实际就意味着，马克思哲学在理解、关注和把握现实的时候，同样禀赋着上述反思性、批判性、理想性和超越性等特征。
与传统形而上学和思辨哲学不同的地方在于，马克思不是把“现实”理解为超感性的概念世界（例如柏拉图、黑格尔等），因而也不是把这种反思性、批判性、理想性和超越性归结为抽象的理性，而是从“实践”出发去理解“现实”。正如著名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条所指出的那样：“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所以，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的发展，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 ①。把“现实”当作“实践”去理解，意味着：第一，“现实”不是静止的“现在”，而是在感性实践中不断自我生成并向未来敞开的历史性过程，“面向未来”的“历史性”是“现实”的本质特征；第二“现实”不是永恒的“现存”，而是要在实践活动中不断被改造和超越的对象，“自我改造”和“自我超越”是“现实”的另一根本特征；第三，“现实”不是价值中立的僵死“事实”，而是一个在感性实践活动中追求人的自由和解放的价值空间，“价值指向性”是“现实”的又一个重要特征。
从这些特征可以清楚地看到，马克思哲学在对“现实”的理解中，所贯注着的是一种真正的哲学精神，这种精神概括而言，第一，是一种“不崇拜任何东西”的批判精神，马克思关注“现实”，不是为了维护现存世界，相反，它要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必然灭亡的理解”，它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⑨]，“如果我们的任务不是推断未来和宣布一些适合将来任何时候的一劳永逸的决定，那么我们便会更明确地知道，我们现在应该做些什么，我指的就是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⑩]，否定现存世界，为未来的可能世界敞开新的空间，这才是马克思“现实关怀”的核心内容；第二，是一种“实际地改变和反对现存事物”的超越精神，马克思“关注现实”，不是为了让现存世界永恒化，相反，它要宣告现存世界的有限性与“过时性”，从而去寻求和创造一种新的人的生存样式，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才强调；“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11]第三，综合以上二者，是一种否定现存状况、面向未来，寻求希望的“乌托邦精神”，马克思关注“现实”，不是为了注解和维护现存世界，相反，它所贯注的是现存世界的深刻的怀疑精神，是为了在众人志得意满之时去发现和揭示现存世界的“破绽”和“缺陷”，从而避免人与社会在无人质疑的温床上陷入僵化与停滞并保持着自我超越的勇气和希望。在马克思看来，真正具有“现实性”的不是现存状态，而是否定现存状态以后所彰显的“不在场”的未来。因此，关注“现实”，实质上是关注那“不在场的在场”，关注那“不可见的可见性”，因而所体现的是一种解构现存世界并在这种解构中“发现”新世界的乌托邦精神，对此，马克思明确说道：“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
二、意识形态批判与“形而上学现实运作”的批判：马克思现实关怀的基本样式
马克思的现实关怀是以一种真正符合哲学本性的方式表现并得到落实的，它体现为两种基本的样式，第一，通过意识形态的批判，破除虚假观念的遮蔽，促进对人生存状况的自我意识以推动人的自我理解；第二，通过对“形而上学的现实运作”的反思和批判，揭示使人的生活陷入抽象化的物质力量以及这种物质力量背后所体现的社会关系，推动人们以一种实践的方式来改变和摧毁不合理的生存状态和现实关系，从而激发人们对于未来可能生活的想象力，并以此促进人与社会的不断自我跃迁。
意识形态批判是马克思介入现实的重要方式之一。正如学者们已经指出的那样，“意识形态”是一个纷纭复杂、充满争议的概念，尤其在现当代哲学中，它更被赋予了异质性的内涵。但人们普遍承认，马克思是意识形态批判最为重要的创始人和奠基者。在马克思那里，“意识形态”摆脱了“价值中立”的描述性涵义而成为了一个批判性概念，在此，“批判性概念意味着特点为意识形态或意识形态的这种现象是误导的、幻想的或版面的；把一些现象的特点视为意识形态就带有对它们的含蓄批判和谴责”[12]。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曾把“意识形态”归结为这样两个特征：第一，把特殊利益说成普遍利益；第二，把“普遍“的东西说成是统治的东西[13]。在社会生活中，总是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这种一种“权力话语”，即它试图把某种特殊集团的利益普遍化和永恒化，把特殊利益宣称为所有人的共同利益，并从此出发而获得统治的合法性。这里所谓“统治”，所包含的是这样一层含义：“当既定权力关系是‘系统地不对称’时，那就是说，当特定代理人或代理人团体被长期赋予其他代理人团体被排除的以及很大程度上得不到的权力（不论这种排除的基础何在）时，我们就谈到‘统治’”[14]；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就是要反思这种权力话话语统治所具有的虚幻性，揭示权力话语普遍性外观下的特殊利益，剖析它对人的现实生活的扭曲和统治机制，使人们对它保持高度的警觉，从而帮助人们从种种貌似合理的统治或权力关系的控制中摆脱和解放出来。
只要看看马克思所留下的著作，就不难发现，意识形态批判构成了其理论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对黑格尔哲学进行深刻的批判，是马克思一生反复进行的重要课题之一，在马克思那里，这种批判不是一般的理论批判而是具有意识形态批判的性质和意义。马克思把黑格尔视为资产阶级原则的哲学表述，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既是对现代国家和对同它相联系的现实所作的批判性分析，又是对迄今为止的德国政治意识和法意识的整个形式的坚决否定”[15]，“黑格尔站在现代国民经济学的立场上。它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看作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他只看到劳动的积极方面，而没有看到它的消极方面”[16]，因此，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实质是对在观念中得到表达的资产阶级原则的分析和批判因而被提升到了意识形态批判的高度；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几乎贯注他的一生，在马克思看来，国民经济学的规律实质所表达的是“异化的规律”，反映的是“私有财产的本质”，因此，当国民经济学宣称自己所发现的“经济规律”具有普遍性和永恒性的时候，它实质上具有把某个特殊的阶级——资产阶级的利益普遍化和永恒化的意识形态性质，就此而言，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批判性质，其旨趣是要揭穿其“非批判的实证主义”面目，揭示其所宣称的“客观经济规律”的暂时性与狭隘性；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是马克思在其著作中不断深入进行的一项重要工作，当马克思批评其“观念决定生活”的唯心主义立场的时候，并不像人们一般所理解的那样，这是一种纯粹的“哲学批判”，事实上，“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实质在于它们用形而上学的思辨掩盖了生活中实实在在存在的奴役和统治关系，它把“思想、观念、概念”等变成“某种独立的东西，把它们视为“人们的真实枷锁”，试图通过意识的改变来消除束缚着人们的限制，在马克思看来，这种方式所起到的是维护和捍卫“现存世界”的作用，它以“对词句的斗争”粉饰和掩盖了现存世界的真实矛盾和人真实的生存困境，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才这样说道：“青年黑格尔派玄想家们尽管满口讲的都是‘震撼世界的’词句，却是最大的保守派”[17]，因此，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就是要解除被其所遮蔽了的“德国哲学”与“德国现实”、“词句的批判”与其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从而改变“德意志意识形态”所要“保守”的那个“现存世界”。就此而言，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在实质是一种意识形态批判。
对“形而上学的现实运作”的批判是对现实生活中所存在的使人与社会陷入抽象化的物质力量及其所反映的社会关系的批判。这是马克思表达其现实关怀的更为基础的一种方式。
众所周知，形而上学是整个西方传统哲学的核心，自从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奠定了形而上学的基础开始，“途经普罗提诺、笛卡尔、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一直延续到康德、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18]，在漫长的哲学史中经久延续，逐渐形成了一整套理解事物的固定思维范式。概括而言，它具有如下三个最基本的特点：（1）它把寻求终极实在、最高本体和世界的“最后本质”作为人的思维和生存的最高宗旨和目标；（2）它把寻求单极的、同一性的“一元化原则”当作解决思想和生存问题的基本原则；（3）它把寻求非时间、非语境的“非历史”的、“永恒在场”的“本真存在”作为思维和生存的最高支撑。这三者表明，所谓形而上学思维范式，就是一种试图从一元化的、非历史的终极本体来把握人与世界的思维范式，是一种迷恋于最终主宰、“第一原理”和最高统一性的思维范式。寻求绝对实在的“绝对主义”、寻求一元化原则的“总体主义”、寻求永恒在场者的“非历史主义”，这三者构成了其最根本的特征。
对上述形而上学思维范式的批判是现当代哲学的重大主题，现当代哲学家们从各不相同的视角对其所包含的理论弊病与内在困境进行多方面的剖析。马克思是哲学史上最早对形而上学思维范式进行深入批判和解构的思想家之一。海德格尔曾这样评价道：“形而上学就是柏拉图主义。尼采把自己的哲学标示为颠倒了的柏拉图主义。随着这已经由卡尔·马克思完成了的对形而上学的颠倒，哲学达到了最极端的可能性。哲学进入其终结阶段了[19]”。但与尼采有着重大不同，马克思对形而上学的批判不是一种纯粹的理论批判，他并不局限于寻求和追溯形而上学的理论渊源和思想谱系，而是认为，要消解思想理论形态的形而上学，必须揭示其在现实生活中得以存在的社会历史基础和根据，消解“形而上学的现实运作”。基于这种立场，马克思在哲学史上开创了 “形而上学的社会历史批判” 这一形而上学批判的独特方式。
在马克思看来，这种“形而上学的现实运作”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具体地体现为“资本逻辑”的统治。
“资本逻辑”的统治，首先体现在资本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统治人们全部生活的终极的“绝对存在”，它如同“普照的光”，把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都隐没其中，它主导着人与世界、人与人以及人与自身的关系，构成了全部社会生活的轴心原则，它“至大之外”——没有什么还能逃避于资本力量的掌握而自存，它“至小无内”——没有什么能幸免于资本力量的侵蚀而表现为自为的合理的东西。在此意义上，“资本”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一切存在物的内在“本质”和“实体”，一切存在物都必须在资本面前证明其存在的“目的”和“意义”，否则就将失去其存在的价值和必要性。
与此相关，“资本逻辑”的统治，还体现在它是一种吞噬一切的“同一性”和“总体化”力量。一方面，它使资本的关系成为统治现实生活唯一的、绝对的关系，把人的生命和社会生活中的一切丰富内容，都还原和蒸馏为抽象的“交换价值”。 “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20]；另一方面，它具有操控一切、使一切发生扭曲和颠倒的魔力，“它是一切事物的普遍的混淆和替换，从而是颠倒的世界，是一切自然的品质和人的品质的混淆和替换”[21]，它如同传说中的巫师，把一切人的和自然的特性变成了它们的对立物，把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卑贱变成尊贵，懦夫变成勇士。
最后，“资本逻辑”的统治，还体现在它是一种试图永远维护其统治地位、使现存状态永恒化的“非历史性”的保守力量。马克思指出：“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它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特有的社会性质”[22]，因此，资本的逻辑在根本上是一种社会关系的逻辑，在这种社会关系中，作为资本人格化代表的资本家必然把由资本逻辑所控制的社会状态宣告为完美的“千年王国”，这一“千年王国”代表着理性的实现，因而也就意味着“历史的终结”，对此，马克思这样总结道：“你们的偏私观念使你们把自己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从历史的、在生产过程中是暂时的关系变成永恒的自然规律和理性规律”[23]。
在这种“资本逻辑”的统治之下，“抽象对人的统治”就成为了一种必然的命运：
（1）资本的“绝对性”意味着物对人的统治，死的劳动对活的劳动的统治。人由此成为了一种失去了自由、创造本性的消极被动的“现成存在物”。他的“活动就是受动；力量是无力；生殖就是去势；工人自己的体力和智力，他个人的生命……是不依赖于他，不属于他、转过来反对他自身的活动”[24]。
（2）资本的“总体性”意味着人成为了一种完全失去生命丰富性和全面性的片面而贫乏的存在。人“变得如此愚蠢和片面，以致一个对象，只有当它为我们拥有的时候，就是说，当它对我们来说作为资本而存在，或者它被我们直接占有，被我们吃，喝、穿、住等等的时候，简言之，在它被我们使用的时候，才是我们的”[25]，资本如同呑噬一切的黑洞，把人无限丰富的需要化约和同一化为对物的占有机能。
（3）资本的“非历史性”意味着人自我超越和自我否定向度被完全窒息，在资本的统治之下，工人“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因此，工人只有在劳动之外才感到自在，而在劳动中则感到不自在，……他的劳动不是自愿的劳动，而是被迫的强制劳动”[26]，在此情形下，人们的活动不再是一种自我主宰的活动，人的生命完全失去了自我超越和自我否定的能力。
不难发现，资本逻辑的统治原则及其后果，与我们前述形而上学思维范式所遵循的理论原则与特质二者之间具有一种内在的同构性，“绝对主义”、“总体主义”与“非历史主义”，既是“资本逻辑”的统治所遵循的原则，也是形而上学思维范式所贯彻的原则。如果说形而上学是一种“颠倒的思维方式”，那么其根源就在于现实世界是一个“被颠倒的世界”，对此，马克思曾论述道：“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而他们以前是互相依赖的。但是，抽象的观念，无非是那些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的理论表现”[27]，这里所谓“个人受抽象统治”，意指的即是个人受“资本逻辑”这一抽象力量的控制，所谓“抽象的观念”，意指的即是以理论形态出现的形而上学，而理论形态的形而上学不过是形而上学的现实运作在观念上的表现。
三、几点基本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作出如下几点基本结论：
第一、当强调哲学关注现实的时候，我们必须自觉地意识到并明确哲学对现实的理解及其关注现实的方式与常识和实证科学的重大区别，真正在哲学的层面上，以一种符合哲学本性的方式去体现和落实这种现实关怀。这一点上，我们必须充分吸取沉重的历史教训：在历史上，我们曾一度极为强调哲学“为现实服务”，但由此造成的后果，一方面是哲学失去了应有的精神品格，被降低为流俗的经验常识并由此被庸俗化与实证化，另一方面是“现实”没能从哲学中获得应有的启示和帮助，当社会生活陷入非理性灾难的时候，哲学没能发挥其应有的反思批判功能并提供积极的思想力量。
第二、当强调马克思哲学是一种关注和改造现实的哲学的时候，我们应该自觉到，马克思主要是通过提供一种特有的思维方式、通过意识形态批判与对“形而上学的现实运作”的批判来表达、体现和落实这种现实关怀的。马克思不是收集“事实”和“材料”，然后对这些“事实”和“材料”进行分析综合的实证科学家（马克思从不把自己称为“政治经济学家”，而是把自己所作的工作称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即充分表明了这一点），也不是针对具体问题提供“解决具体问题”和“有效”“药方”“咨询决策”和“政策建议”专家，更不奢望建立一劳永逸的原则，提供一把能打开一切“锁头”的“钥匙”。马克思的现实关怀所立足的完全是哲学层面，所运用的完全是哲学的方式，所体现的完全是哲学的精神。
第三、意识形态批判与对“形而上学现实运作”的批判作为马克思现实关注的两种样式，在不同的历史条件和时代语境中会有不同的表述。在不同情境中，人和社会的发展会面临着形态各异、内涵变动的意识形态幽灵（从马克思、阿道尔诺、阿尔都塞、哈贝马斯、齐泽克等人对意识形态概念从不同角度所作的阐释即从一个侧面表明了这一点），因而意识形态批判也需要随之充实不同的内涵与主题；同样，“形而上学现实运作”既可以表现为“资本的逻辑”，也可以表现为“权力的逻辑”、“技术的逻辑”，等等，当现实生活中某种力量或关系占据绝对的的统治性地位，并因此而导致人的生存和社会生活抽象化的时候，就表明形而上学的幽灵已经在现实生活中开始运作，因此对“形而上学现实运作”的批判也需要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动而充实不同的内涵与主题。马克思为我们提供了现实关怀的两种基本方式，它是开放的，今天我们强调哲学关注现实，最为恰切的姿态就是对今天生活中活动着的种种意识形态幽灵和“形而上学现实运作”进行深入的批判与反省，从而驱除使我们的生活陷入抽象化的抽象力量，以捍卫我们的生活的具体性和丰富性。
第四、综合以上三点，当我们主张哲学要关注现实的时候，应该充分自觉到“现实”所具有的深刻的哲学的内涵，充分自觉到哲学的“现实”概念所具有的价值理性向度以及哲学在关注现实时所应渗透的批判精神、超越精神与乌托邦精神。只有以此为前提，哲学对现实的关注才能发挥其积极的作用，通俗地说，才能“帮正忙”。否则，哲学就有可能成为现存世界的婢女而沦为工具性的“肯定性思维”与“统治性逻辑”，从而陷入“无批判的实证主义”，以此方式来关注现实，并不会真正有助于现实的跃迁和进步。对此保持清楚的自觉意识，无论对于哲学还是对于我们的现实生活，将是双重的幸事。
--------------------------------------------------------------------------------
[①] 黑格尔：《小逻辑》，43页，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②] 同上，45页。
[③] 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111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
[④]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114页。
[⑤] 黑格尔：《小逻辑》，44页。
[⑥]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11页，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
[⑦]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5-216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⑧] 在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就马克思理论体系中究竟是否存在“哲学”维度，一度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争论一方主张马克思“消灭了哲学”、认为马克思理论实质上是“经济社会学”、“纯粹的历史科学”，另一方则主张马克思只是改变了哲学的存在样式、性质和功能，但仍然保持着哲学的向度。在一定意义上，这场争论在实质上是围绕马克思哲学究竟应该以何种方式来理解和关注现实来进行的。（参见拙文《理论样式的变革与马克思理论的哲学维度》，《学术研究》2007年第1期。）
[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2页。
[⑩]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16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5页
[12] 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60页，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54-55页，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
[14] 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66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8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2卷，163页，1979年版。
[1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66页。
[18] 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思想》，28页，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
[19] 《海德格尔选集》下，1244页，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
[2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75页，同上版。
[2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45页。
[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577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89页。
[24]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55-56页。
[25]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85页。
[26]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54－55页。
[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111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