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哲学的“两面性”及其思想风险
哲学作为人类思想文化的重要“扇面”，包含着对于美好事物的执着而高远的憧憬和追求，于是，以哲学为志业的哲学家们自然会把自身对美好事物的憧憬和追求对象化和投射到哲学上，认为哲学具有毋需反思的美好甚至“神圣”的价值和品格。这种对哲学的自我理解无疑有其深刻的历史与现实根据。然而，当人们沉浸在对哲学的自我陶醉之中时，往往容易遗忘哲学的另一面，那就是它所蕴含的思想风险以及为此所应承担的重大思想责任。自觉地反思哲学的思想风险及其思想责任，对于深化哲学的自我理解、提升哲学的自觉意识具有十分特殊的意义。
在哲学史上，人们对哲学形成了如下一些最为常见的理解：哲学是以追求最深刻的真理为根本使命的学问———这是自苏格拉底、柏拉图以来西方形而上学哲学传统所奠定的哲学的自我期许和认同；哲学又是一门最自由的学问，就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我们认取哲学为唯一的自由学术而深加探索，这正是为学术自身而成立的唯一学术”（亚里士多德，第5页）；因其追求最深刻的真理，并是最自由的的学问，所以哲学禀赋批判和反思的资格，如康德把建立理性批判的法庭以“保证理性合法的要求而驳回一切无根据的僭妄”（康德，第5页）作为哲学的本职工作；哲学是一门“崇高”的学问，是“真善美”统一的学问，等等。
上述关于哲学的自我认知有意无意地抹杀了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无论在历史还是现实中，哲学所扮演的都并非是完美无缺的角色：哲学既可能是“好东西”，也可能是“坏东西”；既可能推动人走向自由和解放，也可能把人带向奴役和专制；既可能促进人的自由创造并因此推动社会的文明进步，也可能成为僵化教条并因此阻滞社会的文明进步；既可能增进“真善美”，也可能滋养“假恶丑”；既可能成为使人逐渐从幼稚走向成熟的启蒙力量，也可能试图让人停留于幼稚的蒙昧状态而成为启蒙的敌人。这一事实表明：哲学是一种具有“两面性”的复杂存在，包含着“自我异化”的思想风险。
因此，揭示并自觉哲学所具有的这种“两面性”，是推动哲学的自我理解深化的十分重要的方面。这种揭示和自觉将表明，哲学并不具备某种天然的优越性或“善德”，从事哲学是一种“思想冒险”，哲学的思想、话语和行动既有可能带来“善果”，也有可能结成“孽缘”。
概括而言，在历史与现实中，哲学的这种“思想风险”有如下突出表现：
其一，哲学抱着“真理在握”的自我优越感，从种种抽象观念和教条出发，要求和剪裁现实生活，最终把活生生的人变成实现抽象观念的工具，并因此给人与社会发展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这在人类思想史上尤其是近代以来的社会发展中已经留下了极为沉重的教训。英国哲学家伯林总结20世纪以来的政治观念时指出，近代以来形成的种种抽象观念，无论是保守主义、激进主义还是自由主义，不管有多大分歧，但在深层都分享着共同的哲学信念，那就是认为只有运用哲学家通过其特殊的心灵能力所发现的真理，其时代的社会和政治问题才能得到最终的解决。（伯林，2003年，第74页）在这种信念的支配下，“一种新的人类献祭的形式已经出现了，活生生的人被摆上了抽象物的祭坛”（同上，2009年，第19页）；为了在现实中实现“哲学真理”，“你必须硬起心肠，不要计算付出的代价”（同上）。奥斯维辛集中营中的缕缕青烟、古拉格群岛的“监狱工业”等，均在这种哲学信念中蕴藏着深刻的思想根源。对此，现当代哲学的众多思想家，如阿多诺、波普尔、列维纳斯、罗尔斯、伯林等人，已经从不同的视角进行了十分深入而令人警醒的反省和揭示。
其二，哲学与权力的结盟，使得哲学成为敌视人的“冷血”力量。当人们论证哲学作为“权力他者”的“不服从”的美德、哲学的不妥协的“批判精神”、哲学与权力“谈判”的勇气时，所强调的是哲学的超越世俗的精神品格。然而，在历史上哲学也曾或者成为教会专权的奴婢，如论证“一个针尖上能站几个天使”的经院哲学家，或者成为世俗权力的附庸，如为法西斯纳粹提供理论论证的思想家们。这就是哲学与权力结成了相互支持的联盟。
其三，哲学与现实利益、特别是物质利益的结盟，使得哲学成为既得利益的辩护者与传声筒。人们经常论证哲学超越一切世俗功利而以真理为唯一要务，哲学摆脱一切外在的物质利益的羁绊而禀赋自由的本性。然而，在历史和现实中均不难发现，哲学也可能或者为“资本的暴虐”提供合法性辩护，或者为“金钱”与“政治权力”的内在结合乃至非正义的制度安排的合法性提供辩护，等等。
其四，哲学可能脱离具体的语境，以先知先觉的姿态，把在某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针对特殊问题而产生的思想理论，搬到另一根本不同的语境中，要求以之来规范和引导这一语境中人们的思想、行动以及社会发展。例如，当一个社会在整体上处于“前现代”状态时，不加批判地引进“后现代”的思想，并以之为根据来对刚刚萌芽的“现代性”现象大加鞭挞；在从来没有经历过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冼礼的社会中，把一切不公平、不正义的社会现象完全归咎于市场经济，把市场经济视为万恶之源，并把前市场经济的野蛮粗陋的集体主义理想化为人间天堂，如此等等。这种做法完全脱离具体语境，把西方人的问题当成我们的问题，把西方哲学所批判的对象当成我们的批判对象，把西方哲学所否定或主张的价值不加批判地视为我们也应予否定或主张的价值，从而必然导致对中国社会现实生活的历史方位与价值坐标的把握和判断产生错位。
二、哲学的两面性与自我异化的思想根源
那么，哲学为何会产生上述两面性?哲学的思想风险是如何产生的?为什么会陷入“自我异化”?
毫无疑问，这是一些十分复杂的问题。哲学总是存在于由社会、文化、政治、历史等各种关系所构成的场域中，只有把它放到此场域中进行具体解剖和分析，才能对这些问题做出全面的解释。本文只限于从哲学自身出发，分析其思想根源。笔者认为，哲学的两面性与自我异化，与哲学的自我认知有着深层的关系：哲学自我认知的两个极端，即“成神似的自恋”与“放任的自我矮化”，是造成上述问题的两个重大思想根源。
“成神似的自恋”与“放任的自我矮化”是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前者把哲学无限地拔高，后者把哲学无限地贬低。两者虽然在姿态上彼此相对，但殊途同归，都将导致哲学的自我异化并带来思想风险。
“成神似的自恋”体现了哲学企图成为至高无上的立法者和监管者的雄心壮志。这种自我认知建立在三个基本信念的基础上：首先，“所有真正的问题都应该有且只有一个真正的答案，而其他的答案必然是错误的”；其次，“必定有一条可靠的途径导向这些真理的发现”；第三，“真正的答案，如果找到了的话，必定彼此融洽，俱成一体，因为真理不可能是相互矛盾的———这一点是我们先验地知道的”。（伯林，2009年，第9-10页）哲学正代表着对这种“真正的答案”的把握，它凌驾于各种具体知识、文化形态乃至生存样态之上，把一切碎片融成一个统一的模式，并因此成为“至高无上”的神圣之学。
熟悉哲学史的人不难理解，哲学“成神似的自恋”最为典型的代表是今天被称为“柏拉图主义”的传统形而上学。罗蒂曾指出：“这种认为所有各种东西总有一天会被看作是相互适合、能够结合成为一体的观念，是柏拉图留给正统的一神论神学的遗产。它就是海德格尔所谓‘本体论-神学传统’所具有的凭证”。（罗蒂，第8页）在此不拟对这一理论传统进行专门探讨，而只着重分析它可能导致的后果及其与哲学的思想风险和自我异化之间的内在关系。
首先，哲学“成神似的自恋”极易助长一种“唯我独尊”、“舍我其谁”的优越感，并因此把对普通人生活的漠视合理化。一旦哲学把自身视为代表着“道”、“真理”和“生命”的终极真理，哲学的思想与话语就很容易演化为一种不容置疑的绝对的权威和教条，并因此产生一种控制和支配生活和历史发展的权力意志。现当代众多思想家已从不同角度深刻地指出，哲学的这种试图控制人的生活和社会历史的野心正是造成历史上众多痛苦和灾难的思想根源；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的生活和社会历史的进程并不受某种哲学“思想原则”的规范和约束：人与社会历史的存在区别于自然存在之处，就在于其由具有自由意志、有目的和激情的人所构成并为其所推动和创造，无数的自由意志、目的和激情无法由任何一种哪怕是最高明的哲学学说、思想和话语所囊括。无视每一生命个体和具体场景中社会历史的实际情况和愿望，以哲学和哲学家所把握的“真实的答案”为尺度和标准来要求他（它）们，实质上是以哲学和哲学家的“真实的自我之名并代表这种自我来威逼、压迫和拷打他们”，而不管人的实际自我是什么。（参见伯林，2003年，第202页）
其次，“哲学成神的自恋”极易形成一种单极性、一元化的思维定势和话语诉求，哲学和哲学家将其所发现的真理等定义为真善美，并据此把其它一切定义为假恶丑，由此便建立起一种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的两极对立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前者占据绝对、无条件的主导地位，以前者为尺度和标准来控制和压抑后者。这种两极对立模式实质上是以单极霸权和绝对权威为旨趣的。然而，正如现当代哲学家们所揭示的，无论是我们人的生命存在，还是我们的社会生活和历史运动，并不遵循着“非善即恶”的“黑白逻辑”：在真假、善恶、美丑等两极对立之间，存在着一片巨大的“中间地带”，这一“中间地带”由无限多样、异质的人的生活样式、文化形态、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所组成，面对它们任何两极对立的简单模式都是无效的。哲学“成神似的自恋”完全无视这一事实，由此所导致的是一个被彻底削平的、同质性的僵死世界。阿多诺所谓“奥斯维辛集中营证实纯粹同一性的哲学原理就是死亡”（阿多诺，第362页），即是对这一后果的透辟而尖锐的揭示。
最后，哲学“成神似的自恋”代表着一种漠视普通生命个体及其生活的高调的贵族主义与精英主义的精神品格。它痴迷于可见世界背后的超感性的本质世界：这是一个水晶宫般的绝对纯净的世界、一个毫无瑕庛的绝对完美的世界，哲学和哲学家认为只有自己才拥有智慧与这样的世界建立特殊的关系，而普通人只能通过哲学和哲学家的“中介”才能得到救赎。因此，它对现实世界的苦难是无动于衷的，对感性生命的需要和欲求是蔑视和冷漠的。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把普通人视为可以任冰冷的历史理性的车轮无情辗碎的小草，实际上就是这种理论逻辑必然的结论。
上述分析说明：哲学“成神似的自恋”蕴含着“霸权主义”的独断话语，表达着一种绝不宽容的权力意志，体现着漠视普通人生命价值的倾向。
“放任的自我矮化”则是相反的极端。如果说前一极端把哲学视为“高人一等”的超级学问，那么这里则把哲学视为“低人一等”的劣质学科。在它看来，哲学既不能如同物理、化学等学科一样采取经验观察与实验手段获得新的知识，也不能像数学、逻辑学一样采取分析和演绎方法获得自明的结论；既无科学技术之“精准实用”，亦无经济政治之“济世之能”；既不能在人们的生活中成为人伦日用的实用指南，也不能在市场经济的竞争中提供致富秘诀，更不能发挥“成功学”的作用。因此，哲学和哲学家在世俗世界中要谋得一席之地，唯一的出路在于依附于某种“有用”的东西，通过与其“合作”来证明自身的“价值”。
与哲学“成神似的自恋”不同，这里主导的立场是鄙俗的投机主义和市侩主义。哲学的这种“放任的自我矮化”有两个最严重的后果：一是哲学尊严的彻底丧失。哲学和哲学家寄生在权力与金钱的躯体中，乞求得到种种“好处”，使得哲学完全失去了最基本的精神操守和品格。二是哲学沦为敌视普通人尊严和幸福的“非人”力量。权力与金钱的专横在哲学合法化外衣的掩护和支持下，会愈加疯狂和无所顾忌，它们对普通人的控制和压迫也将更加伪善、更富欺骗性和更加冷酷。马克思在其著作中曾通过对意识形态的分析对此作过十分深刻的揭示；在现当代哲学中，阿多诺、哈贝马斯、福柯、德里达等人亦从不同视角出发对此有极为深刻的剖析。
哲学的这两个极端表面上似乎正相反对，但在历史和现实中，二者经常相互利用和转化。“成神似的自恋”的哲学为了实现哲学对历史和现实的控制，不惜使用投机主义和市侩主义的粗鄙手段，并用“目的证明手段正确”、“只要目的崇高，可以不择手段”来证明其合理性。（参见伯林，2003年，第377页）黑格尔所谓“恶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的观点即是其典型表达；尼采等现当代哲学家揭示传统形而上学所深藏的“权力意志”，亦提供了一种理解二者相互转化的视角。另一方面，哲学“成神似的自恋”由于其独断性与无根性，内在包含着转化为“虚无主义”的逻辑与现实可能，对此，尼采和海德格尔等人关于“形而上学即是虚无主义”的论断和分析十分中肯和发人深省，而“虚无主义”的世俗表达就是“上帝死了，一切皆可”：从极端崇高转向至为世俗，从极端的理想主义转向极端的功利主义，二者的这种相通与转化在历史与现实中都并不鲜见。
三、哲学的“中道”：思想风险的自我规避
以上论述表明，哲学自我认识的偏差和自身定位的误置是导致哲学思想风险与自我异化的重大根源。因此，放弃哲学“自恋”与“自贬”这两种极端的自我理解形式，在二者的“中道”中把哲学理解为一种既平凡普通又禀赋独特精神品格的超越性思想，是克服这一困境的重要前提。
首先，放弃“君临一切”的霸权欲望，甘心作人类多样文化和生活样式的“民主共和国”中平等的普通一员，这是哲学在今天应有的自我定位。
这意味着，哲学必须对人类思想、生活和文化的多样性及其自由存在保持充分的尊重，并因此放弃自身的中心地位。这是哲学的一次极为重大的自我启蒙。
社会与文化的分化、人们的生活选择与生活意义理解的多样化，并因此拒斥“绝对权威”和“终极真理”的专制，这是真正意义的现代社会之区别于传统社会的根本特征。在众多思想家中，罗尔斯在《政治自由主义》中对此的阐发可谓是最系统和最深刻者之一。罗尔斯指出，现代社会具有首要意义的“第一个事实”是：“在现代民主社会里发现的合乎理性的完备性宗教学说、哲学学说和道德学说的多样性，不是一种可以很快消失的纯历史状态，它是民主社会公共文化的一个永久特征。在得到自由制度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之保障的政治条件和社会条件下，如果还没有获得这种多样性的话，也将会产生各种相互冲突、互不和谐的———而更多的又是合乎理性的———完备性学说的多样性，并将长期存在。”（罗尔斯，第37页）而构成“理性多元论”事实核心的，是“完备性学说的多样性”以及这一“多样性”所具有的“永久性”。所谓“完备性学说”，也就是把自身立场和观点予以普遍化的学说，就是一种把自身宣称为“终极真理”并从它出发来要求和规定一切的学说。前述哲学“成神似的自恋”的立场，所体现的正是试图成为“完备性学说”的野心。“完备性学说的多样性”这一现代社会的事实，对哲学的这一梦想构成了判决性的打击，因为“理性多元论”的事实意味着，对于人性、至善、完美目的等的理解，在现代社会里存在着不可还原的“多样性”和“异质性”，不再有统一的、为所有人一致接受、遵循和贯彻的普遍性的、唯一的终极答案。现代社会的每一个理性的生命个体难以再无条件地认同、肯定和接受任何完备性学说，每个人都自觉地认识到：“有许多合乎理性的学说得到了人们的认同，但并非它们全都可以为真（事实上，它们中的任何一种都不可能为真）。任何理性的个人所认肯的学说，仅仅是诸多其他学说中的一种合乎理性的学说。一个人在认肯它时当然相信它为真，或者相信它可能合乎理性。”（同上，第63页）这即是说，任何一种“完备性学说”都不能拥有超出其自身观点之外的特殊要求，因此，在多样性的、异质性的“完备性学说”中认肯其中的任何一种，使之占据绝对的、“唯我独尊”的地位，在现代社会都将被视为一种“不合乎理性的做法”。
所以，哲学放弃自身“唯我独尊”的霸权地位，这是现代社会的内在要求，因而也是哲学在现代社会“合乎理性”的姿态；罔顾这一点，继续坚持“成神似的自恋”，所体现的只能是哲学的无知、狂妄和偏执。
其次，哲学放弃“成神似的自恋”，并不意味着放弃自己特有的精神品格而走向“放任的自我矮化”，相反，它要把反抗与批判一切强制性的外在抽象力量对自由生活的支配和控制，从而捍卫人的生活的自由本性，视为其根本的存在方式与思想使命。这使得哲学成为一种“内在而超越”的批判性活动，并因此确立起哲学独特的精神品格与内在尊严。
前面已经指出，社会与文化的分化、人们的生活选择与生活意义理解的多样化，并因此拒斥“绝对权威”和“终极真理”的专制，这是现代社会区别于传统社会的根本特征。这标志着现代社会是一个“自由”的社会。然而，在人的认识和现实生活中，总是存在着企图以终极真理和抽象教条控制现实生活的力量。（参见贺来，2011年）正如康德十分深刻地指出的：“形而上学的自然趋向”是人的思想和认识的本性。（参见康德，第51页）所谓“形而上学”的“自然趋向”，就是追求超验的“无条件的总体”的倾向，它要求超越所有具体的、异质性的知识，达到“最高统一性”的“终极原理”。这一“终极原理”是一切具体的、异质性知识的无条件的、具有“客观规范性”的“大前提”和出发点。“形而上学的自然趋向”对“无条件的总体”的追求，包含着一种对人的生存、现实生活与社会历史发展的统治意志和控制欲望，包含着一种以一驭万的野心，意味着操控一切现象的话语权力；它与人的生活样式的多样性、人的自由选择的丰富性和异质性、社会历史发展的多向性和选择性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冲突。人的现实生活拥有无法被还原为“先验理念”与“无条件原理”的异质性和丰富性，社会历史的发展无法由“终极原则”和“普遍真理”来规定。因此，如果将这种“形而上学的自然趋向”不加限制和反省地运用到人的生存、现实生活和社会历史之中，将可能导致对人和社会生活的强制性操纵，进而导致人的自由的丧失与生活的抽象化。
于是，自觉地反思、批判、治疗与解构具体历史语境中使人们的生活陷入抽象化的独断力量，彰显和捍卫自由的生活状态，便成为哲学批判的根本旨趣。在历史与现实中，“抽象化的专制力量”既可能以观念形态存在，也可能以非观念形态存在；与此相对应，哲学批判既表现为对观念形态的“抽象化的专制力量”进行批判，即我们常说的“意识形态批判”，其职能在于祛除独断和教条的、以普遍性自居的虚假意识和抽象观念对人的思想和现实生活的遮蔽，从而捍卫人的思想的自由和创造性；同时也表现为对非观念形态的“抽象化的专制力量”进行批判，即我们常说的“社会批判”：当现实社会生活中某一种力量试图成为唯一主宰者时，这种抽象力量必然使现实生活陷入僵化与抽象，所以通过对现实生活的批判性反省，揭露它与人的存在发展相敌对的性质和本质，分析与解剖其产生的现实根源，可以促进人们对社会生活的自觉理解，推动人们从异在力量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而捍卫人的现实生活的具体性和丰富性。（参见贺来，2009年）
按照上述理解，哲学的批判工作不再是从某种永恒标准出发的超历史的“先验审判”，而成为一种真正的历史性的活动。无论是观念形态的还是非观念形态的“抽象化的专制力量”，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均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和特质，这就要求哲学的批判工作必须是一项在人的思想、认识和人的现实生活的发展进程中不断重新开始的历史性任务。它同时表明，哲学所追求的首要价值将不再是“终极的真理”，而是“真实的自由”，其根本目的是为了让人的思想和生活摆脱抽象教条和独断原则的支配，使自由的、个性化的思想创造与自由的、和而不同的生活方式能够生成和壮大。
通过上述历史性的批判活动，哲学成为了自由生活的守护者。这意味着，一方面，哲学真正自觉到了自身的有限性与边界，领悟到以往哲学的“外向征服”的“积极姿态”并非哲学的“本份”，而是对人的自由思想和生活的粗暴干涉；另一方面，这种自觉并没有导致哲学的“自我矮化”，而是使哲学达到一种更为积极的自我意识：人的现实生活优先于哲学，这就从根本上颠倒了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哲学与生活实践之间的关系，哲学真正成为捍卫自由的思想和创造性生活的“仆人”，成为一种推动人的思想创造和生活幸福的朴素而真实的力量，从而以一种更为恰切和有效的方式介入现实生活。
既放弃霸权，又拒斥自我放逐；既放弃“自我神圣”，又拒绝“自我矮化”，在凡俗的世界中勇敢地承担起自己的“天职”，这就是哲学的“中道”。只有这样，哲学才能避免自我异化的命运以及由此所产生的思想风险，真正成为推动自由生活的积极力量。
参考文献：
阿多诺，1993年：《否定辩证法》，重庆出版社。
伯林，2003年：《自由论》，译林出版社。
2009年：《扭曲的人性之材》，译林出版社。
贺来，2009年：《形而上学的终结与形上维度的拯救》，载《哲学研究》第9期。
2011年：《“形而上学终结”之后的哲学主题》，载《天津社会科学》第1期。
康德，2000年：《纯粹理性批判》，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罗蒂，2005年：《普遍主义的崇高、浪漫主义的深度、实用主义的狡诈》，载《第欧根尼》第1期。
罗尔斯，2000年：《政治自由主义》，译林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