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革命、法国革命、美国革命是文明史上决定性的事件，它使人类文明从地域性阶段迈向普世性阶段。自兹以后，人类整体和个体的精神加速了发育成长，生存日益成为世界性，并分享着世界性的红利。这一历史进程值得大书特书。跟传统文明的偶然、局部、有限性相比，现代人确实幸运得多，这是自然演进的目的，也是文明的福报。
但也因此一些人产生了“搭便车”一类的错觉，似乎这一福报就是可以无条件支取的，似乎文明的进步就是唯现代人作福作享。一些人还以为，决定性的事件一旦发生，就如同王子公主的童话一样：从此他们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一些人则认为决定性事件发生后就观止了、结束了，就是平庸了。从歌德、托马斯-曼以来，不断有人有此观止的感觉，福山甚至写过《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一人》……
历史早证实了这种认知的荒诞性。自“历史的终结”之说出现以来，美国或说人类社会又有了无数的大戏、难解之谜，有了无数新的历史使命。我们由此可知，人类精神的成长发育之缓慢和艰难，精神远未抵达或趋近圆满。以美国革命为例，革命成功后的美国仍发生了很多天灾人祸，如南北战争、强盗大亨崛起的“镀金时代”、经济大萧条，等等。二三百年来的美国并非梦幻般的好莱坞、迪斯尼或拉斯维加斯，而是有着残酷、血腥、“眼泪之路”。陈国平的《光辉岁月》就以一个中国人的视角把半个世纪前的美国社会呈现给我们，让我们知道，经过二百多年来的建设，美国社会仍有极为严重的族群歧视，仍有着极为惨烈的抗争……
这是一本评传式的著作。书中写了五位“一生奉献肤色斗争中”的美国民权英雄，即“民权之母”罗莎·帕克斯、“曾到达山峰之巅”的小马丁·路德·金、“做任何值得一做之事”的马尔科姆·X、“法庭上的革命者”瑟古德·马歇尔和“活着的圣徒”约翰·刘易斯，这五个人，“民权之母”代表黑人民众的觉醒;金牧师是这一觉醒运动的精神领袖;X则撕开了黑人生存的苦难和罪恶之幕;瑟古德为民权运动建立了深厚的法理基础;圣徒刘易斯作为行动派领袖直接付诸行动，所谓“千呼万唤，不如街头一站”。通过对五位英雄的描写，说明“自由不免费”(freedom is not free!)的真谛。自由权利从来是争取来的，而非赐予的。
值得注意的是，对自由权利的争取首先来自于自我的觉醒。没有这一觉醒，在好死和赖活之间，我们就仍然会选择赖活。就像“巴士事件”发生前，无数黑人仍规规矩矩地给白人让座一样，就像“巴士事件”发生时同一辆车上仍有三个黑人起身让座一样。有了这一觉醒，42岁的罗莎才在一天的疲惫劳累之外感到了精神层面的劳累，才在感受屈服之外还感到不可忍受的屈服之累，“我唯一不能忍受的，是屈服之累。”有了这一觉醒，才有了真正的抗争。事实上，对一个人来说，对罗莎来说，即使她的抗争没有效果，她被驱赶、威胁，没有人来帮她起诉，没有人来声援她……她当时的抗争仍是有意义的，这一个人生命史上的事件不亚于任何社会性、世界性事件。一个人生命史上的事件如争取尊严、自由权利，是世界性事件诞生的前提，是具有绝对意义的;至于它是否能够成为社会性、世界性事件，并不重要，或只具有相对意义。
我们由此可知觉醒和抗争的重要性。没有觉醒，我们只是求做奴隶或不得，只是甘愿做奴隶的人。罪恶和死亡就像诗人说的会指着我们说，看，这是奴隶。没有觉醒，我们的抗争也多是本能的、短暂的。书中说罗莎一度有过动摇，金牧师一开始并不自信，X这样底层挣扎过的“怒汉”对金牧师、瑟古德这样的社会的“成功人士 ”或上层人物并不认同……但这不妨碍他们的努力组成了民权运动的合力，使民权运动能够将延续几个世纪的族群歧视推翻。
但觉醒之路相当漫长。以黑人民权运动为例，在1955年12月“天地为之变色”的那个傍晚发生之前，美国的人种族群问题存在几百年了，直到1905年，32个知名而勇敢的非洲裔美国人在尼亚加拉聚会，才开始讨论“有色人种”面临的挑战以及相应策略和解决办法;直到1909年，美国全国有色人种进步协会才成立。也就是说，从最初的32人，到罗莎引爆的民权运动，过去了整整半个世纪。……人们觉醒、发现自己和同胞的权利，进行去争取这种权利，会成为人生社会最有光彩的部分，就像民权运动中的尼克森说的，“我们被自己惊呆了。”这种人生社会巨大的惊奇感乃是抗争者的大成就，一如曼德拉所说，自由是对争取自由者的报酬。
不过，我们切莫以为有了书中的民权英雄心路史，美国人的生活就如戏如剧，或生活在抗争的英雄般的进行曲中、生活在有历史任务起承转合的大文章中。生活仍是为庸常、世俗、断裂占据了大部分，它的断裂常常让我们迷失，让我们为自己或身边的抗争生发值不值得的感叹。就像金牧师和X都知道自己的死，就像谭嗣同知道自己的死，他们都义无反顾地赴死了;而很多活过来的人则认为这样的死不值得，并认可自己的观念是合理的。这种人类社会的低潮、感叹、压抑其实仍表明精神觉醒之路的艰难曲折，其中不无退步、投机。中国文化对某种抗争有着深切的体会，即那种发自本能的抗争、投机的抗争而非觉醒的抗争容易夭折、变异，容易变成势利富贵的敲门砖，即中国人说的，要做官，杀人放火等招安;因抗争、异议而获得名利，而人阔变脸……这样的事实在中外历史上举不胜举，这也乌合之众产生的社会基础。
真正的精神成长是全面的。我们在书中看到，这些觉醒的民权英雄的心智和才华，几乎比前现代国家的子民们要充实得多、丰沛得多。前现代国家的子民，即使那些希圣希贤的学者、才子，在修辞、文采、观念上学语或自创，多远不及这些抗争人生的原创力和感染力。如金牧师从20来岁登上抗争舞台，其创造性几乎一浪高过一浪，他的众多话语不仅感动时人，也留名青史。如他所说，“一个人如果发现没什么东西值得他以死相争，那么他根本就不配活着!”“我只是渴望让大家知道这片大地的长度与宽度。在这里，即使我的生命被终结，这场运动也不会终结。即使我的生命被终结，我们的事业也不会终结。因为我们正在做正确之事。”……可以说，觉醒之门一旦开启，造化赋予的才华也为之涌现，其言行多可圈可点。甚至金牧师知道自己会被暗杀，终于无所畏惧的表白也极可贵，“和任何人一样，我渴望长寿。而多活一些时日，本在情理之中。但如今我不再执著于此。我惟愿行上帝之意愿，是他让我攀登险峰。”而金牧师“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讲发表之时，在白宫看电视直播的肯尼迪总统也情不自禁喝彩：“这个家伙实在是讲得太好了!”……
其实，不仅金牧师、X、刘易斯这些英雄在荣耀历史，每个人都可能是自己人生的英雄而荣耀自身，一旦个体心灵突然升华、转化为英雄人格，他就获得了巨大的创造力。就像书中记载的场景，当负责集体拼车的黑人牧师问一个徒步走了很长路程的老太太是否要上车时，老太太回答：“我的灵魂曾经疲惫万分，可是现在，我的脚很累，但我的灵魂却逍遥自在。”事实上，只有普通人都能够成为他自己的英雄，他的能量才能够释放出来。伍德罗-威尔逊说过：“美国的富强存在于普通人的希望，普通人的福利，普通人的事业心及普通人的积极性之中……我们时代的所谓激进主义，只不过是将民众心中的能量释放出来的自然之功。
可以说，美国民权运动经过几百年的起伏、几千万人的努力，才有今日的成果。这一成果最为辉煌的，莫过于在政治层面上实现了开国之父们宣称的“平等”，它化作一个个的术语，如“政治正确”等等，来校正人们言行中的偏见和错失。但是，我们切莫以为民权运动辉煌之后就开启了幸福日子，直到今天，人种族群问题仍是美国社会的重要问题，以至于在1989年的时候，一位英国学者感叹，“每个国家都有历史学家不能破解的历史事实，如美国的人种问题、德国的大屠杀、日本的天皇制。”民权运动仍有待精神的觉醒，仍有待“正好在场”的承担和抗争。就像台湾地区的民权领袖施明德所说的，自由永远是抗争者的战利品，绝对不是掌权者的恩赐物。
掌权者的使命和无权者的使命并不相同。没有无权者的问责抗争，掌权者就多在现实的愚妄中难以自拔，就难有历史精神层面的觉醒。书中记载约翰逊总统劝强硬的华莱士州长，“历史会怎样记住我们?”这跟东方社会的以下劝上，“人相食，(你我)要上书的”，大不相同。
可以说，自由精神的觉醒从个人、少数人那里传播，从而扩展到地域、阶层、种群……这种觉醒，又称发现，在人类文明史上极为复杂迂回。有人总结说，西方在16世纪发现了人，在18世纪发现了妇女，在19世纪发现了儿童……如果看美国的历史，美国人在立国前发现了老大陆，立国后发现印第安人，南北战争期间发现了南方，镀金时代发现了劳工，20世纪初发现了妇女，民权运动期间发现了黑人……这种发现，今天仍在深化、拓展，并给全世界以启示。现代文明极为重要的国际性节日，全世界人民都感念的节日如三八妇女节和五一劳动节，都是美国人民的贡献，是他们的觉醒，是他们的抗争。
因此，读本书，与其说是缅怀民权英雄，不如说是深入其人生中，观看他们作为个体的觉醒和选择，观看他们是否变成了我们身心的一部分。精神分析学家荣格说过：“世界史上的重大事件根本是不重要的，说到底，最紧要的事乃是个人的生命。只有它创造着历史，只有这时，伟大的转变才首次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