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这么一条新闻：关于“首长的车，也敢超？”，白岩松对此做了比较经典的评价，其中他谈到了一个值得思考的话题，即“特权”意识可能就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大家虽然表面上批判特权和官僚主义，但实际上又都想占有或者攀附特权，以获得不正当利益。言外之意，若中国的社会现实普遍存在着诸多不良现象的话，那么这个现实不仅与当权者有关，也与普通民众有关，或者又可以说，这是由双方的“合谋”制造出来的。
这则新闻让我记起了自己在小时候经历过的一个小事。应该是在我读小学的时候，当时山东老家的村子里，多数家庭还没有电视机，村长的儿子开了一个小商店，并购置了电视机，这成为了很多小孩子眼中的新鲜事物，所以都喜欢去这个小商店看电视，我也是其中的成员。我有一次趁周末时间来到小商店玩耍，因为正直麦收季节，去那里的小孩子不多，空闲时候我和村长的儿子闲谈了起来，他问我家里是否收到了“公粮缴纳通知”，我说“看到了”，他又问我上面写的缴纳数额，我说记不起来，他就拿出他自家的“通知单”给我看。我顺口就问他道：“你家不是村领导吗，怎么还要交公粮啊？”他哈哈大笑并说到：“哪有那么好的事，只要是种地就都得交的”……现在回想起那一幕，我不敢想象：自己当初提出的问题不正是特权意识的鲜明写照吗？那么，自己的这些观念又是如何获取的？想到曾经为了迎接上级的卫生检查，学校要求我们不上“早自习”也要搞“大扫除”；想到父母和邻居大肆宣扬某家村民因为有位做“局长”的亲戚而获得了村里的格外照顾；想到身边的老师、亲朋好友时常嘱托我们好好学习，争取以后能“出人头地”，这些日常生活的耳濡目染，早已让我们幼小的心灵扭曲变形，成为特权意识的接力棒，自己长期身处此景，自然难以逃避。
有这么一句流行的话：“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国家”，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很有道理的总结。我们中国为什么是一个“道德理想主义”的国度，而难以建立起现代法制国家？我认为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国人的日常思维和行动方式。很多人习惯于关注什么人、什么组织说了什么话，向大家宣布了什么承诺和口号，而看不到这些言说背后的东西，这就为很多政治野心家提供了天然的生存土壤，他们好话说尽，坏事做绝，但是又往往成为一个时代的成功者。应该说，这是汉代以来“儒表法里”社会体制的自然结果，统治者一方面会大肆宣扬崇高的理想和追求，另一方面则心知肚明地从事着世上最肮脏的政治勾当，在道德理想主义的华丽外衣之下，处处充满着由一套潜规则支配的阴谋权术。我们的国民在长期的历史文化熏陶下，已经天然地习惯了这种“精神分裂式”的社会游戏，从而形成一种奇特的历史惯性，越是深谙传统政治权术的政客越容易获得草根支持，而那些真正的新式政治思想却难以在中国生根发芽，这正是辛亥革命以来中国“现代政治”建设失败的最关键原因之一。可惜的是，尽管一些有志之士也认识到了这一点，还曾大力倡导“国民性改造”事业，但是在一种特殊历史情势的助推下，中国政治还是无可奈何地回到了原点，胡适、陈寅恪等先生的离去深刻地印证了这个历史时刻，而其他很多知识人却并未如此清醒，直至身葬书屋。
此外，中国人还有着鲜明的“自恋主义”人格特征，习惯于将自己的不幸归结为外界的影响，而对自身的问题百般遮拦。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关于“清末以来的国家落后”，很多人包括所谓的知名学者都极力鼓吹源自“西方的殖民”，因此通过救亡而图存就成为了比改造我们的“国民性”更重要的话题，最终汇聚成了声势庞大的民族主义潮流，借此一种表面上十分“现代”而骨子里完全“传统”的政治力量占据了上风，始有“文革的中国”。至今，这股风气还在不断发酵升腾，甚至彻底否定中国“国民劣根性”的存在，而将民国时期一代知识健将的“文化反省事业”给于釜底抽薪。摩罗和杨帆编写《人性的复苏：国民性批判的起源与反思》一书集中探讨了这一问题，本书大量引用刘禾、冯骥才等人的观点，认为所谓的中国“国民劣根性”是美国传教士明恩溥以来的西方学术界人为建构出来的，是西方文人配合殖民势力对中国的武力侵略而开展的“文化殖民”，中国人的各种劣根性（传统文化）并非中国人所独有，这属于典型的萨义德式“东方主义”解释路径，其充满了对西方世界的阴谋论想象。针对这些观点，王学钧、杨曾宪、刘玉凯、陶东风等学者已经进行了十分深刻的批判，具体内容本书也有摘录，其核心的观点就在于：文化的差异不可否认，民国学人的反省是立足自我开展的而非被外人所蒙蔽，中国的“国民劣根性”是一种事实存在，根本就不可能是一种单纯的“建构物”，对国外的阴谋论想象是毫无凭据的恶意揣度。
中国人的自恋主义人格，还体现在当下关于中国经济“发展成就”的认识。我们的主流媒体和不少大众平民都倾向于将那些外表光鲜的“统计数据”统统归结为我们区别于外国的所谓“特色”，而将其中所存在的不足又归结为外国的“阴谋”，比如说，经济增长快、就业充足是因为我们有着强有力的“政府干预”（与西方自由市场模式不同），而民众的收入低是因为国外资本家侵占了我们的利润空间，我们的出口受到了国外的压制等。其实，稍微懂些经济常识的人都知道，中国的经济之所以在改革开放后得以快速增长主要得益于市场机制的恢复，而不是什么政府干预的结果；而中国民众的收入低主要是因为我们政府的产业发展和贸易战略出了问题，西方的资本家之所以能占到中国廉价劳动力的便宜，是因为我们的政府允许甚至鼓励这样做的结果，这哪里是什么“西方的霸道”遑论“阴谋”？大家都早已知道的结果，作为受损方不去避免，却要责备别人？难道你送金银财宝过去，人家因为接受了就是恶人，而赠送者却很无辜？袁剑先生在《告诉你另外一个真实的中国》这篇文章当中对此有着十分深刻和全面的分析。这些并不算深奥的道理，我们的国人为什么视而不见？深层的原因就在于他们已经养成了“自恋主义”的思维习惯，习惯性地将外人视为敌方、阴谋家，而对所谓的“自己人”天然地作 “差序格局”式判断，殊不知，中国人祸害中国人的程度远超过外国人对中国人的祸害，但是在一种具有本能色彩的思维习惯的作用下，他们会选择对这些历史事实视而不见！这种毫无自我反省精神的状态，裹挟着哈罗德.伊罗生教授所说的“姆庇之家”情节，成就了国人的国民劣根性，成为中国的最大悲剧。
我们有这样的国民性，所以有当下的政治生态，权力的行使者和遭受者双方合谋制造出很多十分诡异的“政治关系”，前文的特权现象正是其体现之一。若普罗大众正在无意识地延续着中国“国民劣根性”还可以理解的话，中国知识分子则不应该继续沉沦，而应当勇敢地与民国学人接力，沿着梁启超、严复、胡适、鲁迅、陈独秀等对此有深刻洞见并践行改造事业的前辈所开创的道路，继续努力完成这份迟来的历史使命。然而，现实却很不值得乐观：当前情势下，我们的很多学界人士还是喜欢以“动机”来解释历史事实，动辄说某历史人物在那部著作、哪篇文章或谈话中说了什么，反而对其“历史的劣迹”百般掩饰，似乎动机比结果重要百倍，只要能够说明某历史事件的推动者“用意”是善良的，结果哪怕是血流成河也是可以原谅的！这样的研究方式如何能“服人”？若这种习气长期存在，“道德理想主义”的传统恶习如何割除？这正是很多学术争论都难以具有深度的最关键原因。
总而言之，社会的“现实”就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我们多数人有什么层次的思想意识，社会现实就会出现何种生态格局。作为一名中国人，我们应当不断进行自我反省，克服祖宗留下来的、高级政客刻意塑造的那些不良习气，从自身原因出发寻找社会悲剧的产生源头，而不要习惯性地将问题归结为所谓的“西方的和平演变”等陈词滥调，如此才能够深刻认识到我们到底生存在一个“怎样的社会”中。这个社会是一个客观事实，不可能被别人建构，它的历史和现实只能由生存在其中的人所书写！国民性改造，仍然还是中国当前十分紧迫的文化和政治任务，它既需要社会政治结构的“顶层设计”，更需要每个中国人的自我觉醒。我们还应当切记：中国的社会问题是中国人自己感受和总结来的，即使不存在美国、西方等外部空间概念，它还是真实存在的，现实当中与这些外部世界的强烈对比只是增加了我们的感受强度，而不能认为是“交往带来了不幸”，文革时期的中国、当下的朝鲜，民众的饥饿是因为外部世界所致？显然，与外部隔绝的状态非但没有制造幸福，反而带来了更大的不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