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安全可以从多方面来理解，但这里指的是政体安全(regime security)，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执政党长期执政问题。在西方民主社会，对执政党来说也有政治安全问题，但因为存在着民主规则，即使一个政党失去了政权，另外一个政党也会依据民主的规则来执政。政权的交替和变化无论对失去政权的政党还是对总体社会，都不会有太大的负面影响。但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就很不相同。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往往充满着血腥味，各党派为了取得政权，不惜诉诸于各种非道德的甚至是暴力的手段。民主往往成为政治人物恶行的遮羞布。在非民主的发展中国家，政权的交替则更糟糕。在那些国家，政权交替往往是通过暴力革命来完成的。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都没有上述政体安全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就没有自己特色的政治安全问题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往往被很多人片面地理解成为只有经济改革而无政治改革。实际上，政治改革一直是中国的改革者所关切的问题，只不过是中国政治改革的目标，并非要发展出一些人所理解的西方式民主。在中国，政治改革的首要问题就是政治安全问题。
邓小平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1980年8月18日)那篇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讲话，迄今为止还是中国政治改革的最重要文献。在这个讲话和以后的一些讲话(如《老干部第一位的任务是选拔中青年干部》和《设顾问委员会是废除领导终身制的过渡办法》等)中，邓小平尽管没有使用“政治安全”的概念，但“政治安全”可以说是邓小平的关切点和思考主题。尽管邓小平逝世已经多年，但今天重提邓小平仍然具有现实政治意义。这不仅仅是因为邓小平出自中国的政治体制，理解这个政治体制会出现怎样的政治安全问题，也是因为尽管自邓小平之后，中国发生很多政治变化，但执政体制的总体架构仍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也就是说，在这个架构内，中国仍然会出现邓小平所担忧的政治安全问题。
中共政治安全的三大问题
邓小平是总结了毛泽东时代的教训后得出这样的结论的。在邓小平那里，政治安全问题至少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主要领导人的专制，造成重大的决策失误;二是接班人问题，老一辈领导人不愿意“退出”或者“退而不休”，从而使得领导层得不到更新;三是第一把手的权力腐败。
从1980年代到现在，中共在这些方面都作了很大的努力，很多制度建设已经到位，尽管还有很多的改进空间。集体领导体制已经得到确立，从而防止主要领导人的专断行为。退休制度的贡献最大，除了最高层领导人还没有退休年龄规定外，退休办法已经高度制度化，无论是执政党还是社会，大家对此都已经有很大的共识。但是在另外一些方面，尤其是防止地方一把手的权力腐败方面，所作的努力不是那么理想。虽然反腐败一直是执政党的头等政治议程，但腐败还是盛行不止。
要消除邓小平所担忧的政治安全问题，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更为重要的是，现在又有了新的环境和新的政治安全问题。这就是党内民主问题。党内民主在邓小平时代已经提出，但在那个时代，党内民主并没有成为执政党的头等政治议程。党内民主的核心问题就是政治竞争。在邓小平时代，政治竞争问题并不突出，因为那个时代还属于人们所说的“政治强人”时代。政治优秀人物或者政治人才的选拔，在很多情况下依靠“伯乐相马”方式，而这个“伯乐”就是最高领导层。在这样的情况下，就不会出现严格意义上的政治竞争。
但现在的情况很不相同了。在很多年里，执政党把党内民主提高到头等政治议程。几年前的十七大更确立了要以党内民主推动人民民主的中国政治发展模式。但同时，执政党也一直在强调党内团结的重要性。党内团结，无论对执政党本身还是对社会来说，都非常重要。强调党内团结的重要性，是因为党内存在着严重的不团结现象。记得李源潮上任中组部部长后发表的第一篇重要文章，就是强调党内团结的重要性。当代中国，无论是民族矛盾、宗教矛盾还是形式多样的社会矛盾，都处于上升的趋势。很多人担心这些矛盾会突然爆发出来。从最近这些年的发展趋势来看，这样的担忧并非没有道理。这就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班子来应付这些矛盾。如果党内不团结，非但应付不了层出不穷的矛盾，甚至还会导致重大的政治安全危机。
党内民主与党内团结的矛盾
党内团结更涉及到中国的进一步改革问题。中共和一般意义上的执政党不同，不仅要执政，更需要推进改革。这就是“领导”最重要的含义;就是说，执政党要通过推进改革来实现其领导权。尽管中国的社会力量也在崛起，但现实地说，执政党还是唯一的改革主体。在改革方面，没有其他任何组织可以取代执政党。不过，也应当看到，执政党的改革能力有下降的趋势。一方面来自社会的改革压力越来越大，另一方面，改革主体的实际改革能力在下降。例如，较之经济改革，中国社会政策的改革力度明显较弱。这很容易理解。中国的改革从易到难，改革的难度在加大。同时，无论是党内还是社会，各种利益集团对改革的阻力也在加大。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维持执政党作为改革的主体，变成了执政党最严峻的政治挑战。很显然，如果执政党既不能改革自身，更不能领导国家的改革，那么就会有其他改革力量的崛起。
执政党要维持其改革的主体，首要的任务就是要做好党内民主，通过党内民主确立党的领导集体在全党的权威、确立党中央对各级党组织的权威、确立党本身对社会的权威。
如何推进党内民主?党内民主的主体是党内竞争。在这方面，中共十三大做了一些尝试(主要是差额选举)，十七大则已经走出了重要的一步，即把党内竞争引入了对未来领导层的选拔。同时，这些年各级党组织也在加大党内竞争的广度和力度。但为什么党内竞争会伴随着党内不团结的现象呢?党内很多人往往是因为“不服气”而走向不团结。
如果说，党内竞争不可避免，那么竞争规则的确立则是重中之重。竞争的规则必须公正和透明。没有明文的竞争规则，潜规则就会大行其道。当潜规则主导政治竞争时，就会滥用民主。如果民主被滥用，党内竞争不仅会导致党内的不团结，更会弱化执政党的整体能力，从而增加政治安全的风险。
最大的敌人往往是自己
在这些方面，有很多的历史经验教训。例如人们可以从苏联东欧共产党的解体学到很多。苏东共产党曾经貌似强大，因为缺少党内改革，这些党最后实际上变成了封闭的官僚利益集团，与整个社会相对立。另一方面，当党内的改革派需要改革时，党内又不存在党内民主机制。当党本身对改革没有共识，或者党内改革阻力过大的时候，改革派的改革势必造成党内的严重分裂。在很大程度上说，苏东的共产党可以说是自己打败了自己，自己推翻了自己。(实际上，无论是共产党体制还是其他一党执政或一党独大体制，最大的敌人往往是自己。)
中国本身也有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八九年天安门事件也具有党内不团结的背景。党内的腐败导致了大规模的社会抗议运动，而党内民主的不健全又造成了党内的不团结，甚至分裂。
很多年里，中共一直在强调执政党建设，借此达到长期执政的目标。同时，执政党也提出了“执政为民”的理念，来解决执政党自身和社会隔离起来的问题。可以说，党建原则和党建的目标已经确立，无论是执政党本身还是社会对此都有很高的认同;但问题是如何把原则细化成为具体的政策和制度建设?中国是个转型社会，转型期本身就会充满着很大的不确定性。执政党对转型期的确定性负有最主要的责任;而要担负起社会转型的确定性，执政党本身就必须首先具有确定性。政治安全问题无疑是执政党确定性的核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