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进入２１世纪以来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之所以特别重视国家安全和政治安全问题，是因为安全已经然成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问题，政治安全已经成为政治发展的根本问题，国家安全已经成为国家长治久安的基本问题。政治安全是指国家政治体系处于结构合理、功能配合、运转协调、变化有序的良好状态。换句话说，政治安全就是国家政治体系处于良好状态以及维持这种状态的能力。它通常可以从国家主权独立、国家政权稳定、执政党地位巩固、意识形态广纳、政治制度恰适、政治秩序良好等方面来衡量。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要维护和确保政治安全，必须构建政治安全保障体系和完善政治安全保障机制。

关键词:政治安全；国家安全；新时代；保障机制

基金项目：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大精神国家社科基金专项“推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研究”（18VSJ０２５）

说明：本文是作者2017年9月在湖北省国家安全领导小组培训班所作的辅导报告稿，后根据十九大报告精神修改订正而成。

进入21世纪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国内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和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一个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问题提了出来，这就是国家安全和政治安全问题。自21世纪初提出国家安全和政治安全问题，历经10余年的发展，至今已经成为政界和学界的主流话语，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审视和关注国家安全和政治安全，并提出了许多维护国家安全和政治安全的意见和建议。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论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略时，再次提出“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并且强调“以政治安全为根本”。可见，政治安全及其保障问题不仅是新时代中国政治发展的重要战略问题，而且已经提上中国政治学研究的议事日程，成为政治学界不得不回应的重大课题。

一、为什么要关注政治安全问题

我关注政治安全问题，大概已有10余年时间了。自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我的研究重点一直在政治文明问题上，我自己的博士论文就是“政治文明基本问题研究”，后来修改为《政治文明论》于2003年正式出版。之后，我先后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和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项目，也都是研究政治文明问题的。

2004年9月，《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党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坚决防范和打击各种敌对势力的渗透、颠覆和分裂活动，有效防范和应对来自国际经济领域的各种风险，确保国家的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和信息安全。”这是中央文献第一次使用“政治安全”概念。此后，中央文献都是从防范的角度来谈论国家安全和政治安全问题的。

2010年我主持的研究政治文明的重大课题结项，我当时就意识到，作为政治文明的副产品，政治安全问题值得深入进行研究。恰在这时，胡锦涛总书记讲到，目前执政党面临“四个危险”和“四大挑战”（他的2011年“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在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我当时就要求我的博士生关注政治安全问题。但当时有人（包括导师组成员）说，你们研究政治安全，是不是说我们现在政治不安全了？当时，我还以“政治安全及其保障机制”为题，提出过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课题和教育部人文社科重大课题的招标选题，我所指导的博士生中也有三篇博士论文是专门做政治安全研究的，有的研究政治制度安全，有的研究网络舆情与政治安全，有的直接研究网络政治安全。

其实，我研究政治文明二十余年，深深感到研究政治安全应是研究政治文明的题中应有之义。从两者关系而言，政治安全是政治文明的副产物，有了政治文明，就能带来和保障政治安全；反之，有了政治安全，才能保证政治文明健康发展。因此，政治安全与政治文明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将国家安全问题提上了改革和发展的重要议事日程。习近平在说明中指出，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是改革发展的前提。只有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改革发展才能不断推进。当前，我国面临对外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对内维护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双重压力，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多。而我们的安全工作体制机制还不能适应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需要搭建一个强有力的平台统筹国家安全工作。由此可知，如何维护包括政治安全在内的国家安全，已然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战略目标。2014年4月15日，根据十八届三中全会的部署，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习近平主持会议并作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提出了新的总体国家安全观。而在总体安全观中，政治安全最为重要，它是国家安全的根本。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将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提了出来，强调必须坚持国家利益至上，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统筹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国土安全和国民安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完善国家安全制度体系，加强国家安全能力建设，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我是从事政治学研究的，自然能够认识到政治安全之于政治发展的重要性。如果从政治发展和政治学研究的角度看，将政治安全纳入国家安全范围，并把政治安全视为国家安全的根本，大大拓展安全和国家安全的研究议程，对于推进安全和国家安全研究，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二、如何科学理解政治安全

研究政治安全，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是什么是政治安全？关于政治安全概念，有两种侧重点不同的解释，一种是消极的角度——即防范的角度；一种是积极的角度——即自强的角度。前者将政治安全解释为免于外来颠覆和分裂；后者将政治安全解释为政治体系处于良好状态。前者是防范性政治安全；后者是自强性政治安全。

应该说，两种解释都是有其道理。但我们认为，如果从构建的角度即从发展的角度出发，应该说从积极的角度来理解和促进政治安全更有意义。

2014年11月29日，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深入分析了世界发展态势和国际格局变化。他强调，认识世界发展大势，跟上时代潮流，是一个极为重要并且常做常新的课题。中国要发展，必须顺应世界发展潮流。要树立世界眼光、把握时代脉搏，要把当今世界的风云变幻看准、看清、看透，从林林总总的表象中发现本质，尤其要认清长远趋势。要充分估计国际格局发展演变的复杂性，更要看到世界多极化向前推进的态势不会改变。要充分估计世界经济调整的曲折性，更要看到经济全球化进程不会改变。要充分估计国际矛盾和斗争的尖锐性，更要看到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不会改变。要充分估计国际秩序之争的长期性，更要看到国际体系变革方向不会改变。要充分估计我国周边环境中的不确定性，更要看到亚太地区总体繁荣稳定的态势不会改变。

习近平强调，当今世界是一个变革的世界，是一个新机遇新挑战层出不穷的世界，是一个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深度调整的世界，是一个国际力量对比深刻变化并朝着有利于和平与发展方向变化的世界。我们看世界，不能被乱花迷眼，也不能被浮云遮眼，而要端起历史规律的望远镜去细心观望。综合判断，我国发展仍然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最大的机遇就是自身不断发展壮大，同时也要重视各种风险和挑战，善于化危为机、转危为安。

在这里，习近平其实已经提出了“自身不断发展壮大”和“重视各种风险挑战”两种实现长治久安的途径，这其实已经把积极的政治安全与消极的政治安全结合了起来。

必须指出的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之所以特别重视国家安全和政治安全问题，是因为安全已经然成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问题，政治安全已经成为政治发展的基本问题，国家安全已经成为国家长治久安的基本问题。

我们知道，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是将安全作为基本人权提出来的：“一切政治结合均旨在维护人类自然的和不受时效约束的权利。这些权利是自由、财产、安全与反抗压迫。”也就是说，安全是基本人权问题，必须像其他权利一样得到保障。其实，仔细分析会进一步发现，安全问题涉及人类生产生活的众多领域，依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安全需要是人类生存和发展最基本的需求, 因此它是当今世界普遍关注和重视的现实问题，也必然成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众多学科所关注和研究的对象。在古汉语中，“安”与“危”相对应，可理解为安全之意。中国很早就有追求安全的思想，如《易经》中有这样的表述：“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可保也。”[1]《左传》中也有类似表述：“《书》曰：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2]这里讲的其实就是安全，并且主要是指国家（城邦）安全。“全”则有保全、完整之意。如《孙子·谋攻》中提到：“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3] 所谓“安全”则指平安的、没有危险的一种状态。如汉焦赣的《易林·小畜之无妄》：“道里夷易，安全无恙。”[4]宋代范仲淹《答赵元昊书》：“有在大王之国者，朝廷不戮其家，安全如故。”[5]这一用法一直沿用到现代汉语中。传统“安全”意味着“没有危险、不受威胁、不出事故 ” 的状态。[6]在英语中，安全（security）的含义相对要广泛一些：“一方面指安全的状态， 即免于危险和没有恐惧。 另一方面还有‘维护安全’的意思，也包括安全措施和安全机构。”[7] 在词源上，虽然中外的理解略有差别，但基本意思相似，都将“安全”解释为“不存在危险”或“免于威胁”。当然，这样的解释只是揭示了安全最基本的含义。

关于安全概念，古今中外有许多种解释。如果从客观施予和主观感受角度分析，安全是指社会主体没有危险，不受威胁，免除恐惧的状态，以及主体维持这种状态的能力。没有危险，侧重于客观状态，不受威胁、免除恐惧，侧重于主观感受，而能力偏重于潜在的和发展的视角。[8] 其特征体现为：第一，主客观的二元属性;第二，因时间、地点、条件、行为体等的变化而导致的相对性;第三，不同层次、不同面向的多维性。

安全是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一个基本概念,也是一种基本的价值。实际上，现今人类活动的方方面面几乎都与安全问题有关。我们每个人每天第一位的问题就是安全问题：出行安全、饮食安全、工作安全、身体安全等。国家依靠履行维护安全的职责来获取合法性和公民认同，因此，安全问题在国家政治中也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优先性。但是，传统安全观主要局限于国际政治领域，侧重于关注国家安全问题，其基本伦理向度以是否有利于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安全作为评判的标准，表现为强烈的国家中心主义。这种以单个国家为中心、以军事问题为主要内容的安全概念存有内在缺陷,并且这种安全概念很容易导致将安全等同于一个危险而模糊的符号。因此，传统的国家安全观和国家安全研究必须拓展，而政治安全的提出并受到重视就成为安全及其国家安全研究的新领域。

“安全研究”（Sucurity Study）是国际政治领域的重要课题，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关于安全研究的浪潮盛极一时。但总体上，当时安全研究关注的重心主要是国家安全，是关于战争现象的研究，可被定义为“军事力量的控制和使用、威胁的研究”[9]，认为军事安全就是国家安全，把国家当成了唯一的安全指涉对象，国家是唯一可以为个人提供安全的机构。这是从狭义上理解的安全研究，大体可以归结到国家安全的战略研究方面。自20世纪70年代后，人们开始了重新思考安全的本质，并逐步拓展了安全研究的指涉对象，安全研究的范式也在各种理论大辩论中得以发展和丰富。[10] 从最初的传统安全研究到批判性安全研究，安全研究的重心从对主权国家的关注逐步转向对人的关注，而随着建构主义安全研究的发展，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哥本哈根学派”的兴起，通过对社会安全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化了领域概念。“哥本哈根学派”的代表人物巴瑞.布赞在《新安全论》中将安全领域划分为军事安全、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和环境安全五个方面，虽分而治之，但它们之间并非相互孤立，只是不再凸显军事-政治领域的绝对主导地位了。当军事安全不再被视为当今世界唯一的安全形式，安全研究的议程也由此被拓宽了，这给人们理解安全提供了一种新途径。

为了研究的方便，巴瑞·布赞和奥利·维夫等人把安全研究划分为5个不同的领域，但实际研究中各个领域是紧密联系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各个领域正在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但是每个领域仅仅被看成是它的本体的一个维度而已”。[11]就政治安全议程而言，有学者认为，政治领域是最大的领域，却也是一个多余的领域：在某种意义上，所有安全事务都属于政治范畴。因为其他安全领域的威胁和防卫都是从政治角度上构成和定义的。甚至有观点认为，政治安全“作为一个领域是依靠其他领域而产生的”[12]，所有的安全归根结底都是政治性的。但是，我们无法忽略的一个事实就是，在现实社会，政治安全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极具理论和实践价值，因为确实有一些在形式上主要是政治性的“存在性威胁”（Existential Threat）是游离于其他领域之外的。政治安全与社会秩序的稳定关系极为密切，因此，在政治领域受到的威胁瞄准的是国家的组织稳定性。也就是说，“政治安全关系到国家、政府系统和意识形态有组织的稳定性，并且给它们以合法性”。[13]相对而言，国外学者多从国际政治的视角对安全以及政治安全理论进行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不同历史阶段的国家对其内部政治体系安全需求的关注。

随着全球化背景下各种“非传统”安全事件层出不穷，世界越来越呈现出国内问题国际化、国际问题国内化的趋势，很多国家在对待这些非传统安全问题时变得束手无策，对涉及重大政策问题难以抉择，这提醒我们不得不再次审视安全与发展的关系。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强调，“要坚决防范和打击各种敌对势力的渗透、颠覆和分裂活动，确保国家的政治安全”。这里的政治安全主要是从国家主权和意识形态层面来界说的。事实上，如前所述，安全问题的内涵既远远超越了冷战时期双方对峙平衡的安全，也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军事安全，同时也超越了一国一域的安全。中共十七大指出，“世界仍然很不安宁，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政治安全问题已然成为世界各国共同关注的重要问题，一国与他国、国内与国际、传统与非传统等各种安全因素相互交织，种种新问题新挑战层出不穷，而凡是涉及安全问题，就必然与政治产生了某种关联。鉴于此，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在部署全面深化改革蓝图的同时，决定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加强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并且明确将政治安全纳入国家安全范围，强调国家安全的重点是对外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对内维护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

政治安全是安全理论研究的重要领域，也是各主流理论研究范式不可回避的重要议题。政治安全涉及国际政治、国际关系、政治学理论等多学科的理论知识。同时，也是影响我国长远发展的重大实践问题。2004 年 9 月中共中央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和2006 年 9 月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立足于国家和民族的长治久安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明确提出要“完善国家安全战略”，“确保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信息安全”的战略目标 。2014年4月15日，根据十八届三中全会的部署，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习近平主持会议并作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提出了新的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出：“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他提出要构建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

中国总体安全突出政治安全，把政治安全作为中国总体安全的根本。中国是一个大国，国情复杂多变，处理好国内的政治问题是国家政权最重大的安全问题。如果中国不能保持政治秩序的正常运行和政治稳定，一切安全问题都将是空谈，相反，在政治安全良好状态下，其他的安全问题相对容易解决。中国把政治安全确定为总体安全的核心，反映了中国维护国家政治安定、稳定、有序、和谐的复杂性、长期性、艰巨性和内向性。

对政治安全念的内涵及其边界进行准确界定是研究相关问题的逻辑起点，这直接关涉政治安全行为体的行动策略和行为边界。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很难把政治安全和社会安全、经济安全、生态安全等其他领域的安全问题明确区分开来。哥本哈根学派的代表人物巴瑞·布赞就曾说过：“政治领域是最大的一个领域”，“在某种意义上，所有的安全事务都属于政治的范畴”。一般社会性问题只有经过特定的“安全化”机制运作之后才会成为真正的安全问题，当这些安全问题被政府作为最优先应对的事务后，促进政治安全的行动就成为“超越一切政治规则和政治结构的一种途径，实际上就是一种所有政治之上的特殊政治”。[14]

一般说来，围绕政治安全研究的基本问题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对政治安全主体的认识，即谁是政治安全的主体和它代表谁的利益：国家、政府（某个部门）、族群、市民社会、社区、个体或是一套内在的制度机制？被强调的相关问题是否包括这些行为主体或机制之间的互动和合作？二是政治安全的议题领域。对政治威胁来源的认识，即不安全的根源是什么？除了确定存在某种威胁之外，我们也要考察对于威胁的性质是否在多种行为主体之间存在一致性看法，这就涉及价值判断的问题。三是对政治安全范围的认识，即政治安全的核心构成要素有哪些？其相互关系如何？四是对政治安全手段的认识，即如何达成政治安全目标，如何构建政治安全的体系。近年来，学界对政治安全涉及的以上问题进行了积极探讨，产生了不少研究成果。但总体上还是偏重于对国家安全理论的研究，特别是对国家安全外部防范机制的研究成为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学界的热点议题，而对于政治安全的学理研究相对不足，特别是对其核心内涵及体系构建缺乏系统性研究，研究成果显得过于分散。从国内现有出版文献来看，不少学者对国家安全和政治安全的界限并没有严格区分，对国家安全的概念和外部防范机制探讨较多，而对政治安全的内涵和内生机制、保障机制的研究重视程度不够。

那么，究竟什么是政治安全？怎样科学理解政治安全？传统观点认为，政治安全的外延是主权国家在现实空间（即物理空间）有效防范来自外部的政治干预、压力和颠覆以及内部敌对势力的破坏活动。现代社会的发展已经大大扩展了政治安全的外延和内涵，除了传统政治安全中的国家主权安全、国家政权安全、意识形态安全外，政治制度安全、政治文化安全、政治秩序安全、执政党执政安全、网络政治安全等也都进入政治安全体系中来。可见，政治安全是一个由多方面要素构成安全体系。同时，政治安全还是一种相关性很强的客观状态，需要联系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执政安全、网络安全、政治改革、政治稳定、政治腐败、政治冲突、政治风险、政治危机、政治冷漠、政治狂热等政治现象来理解和把握。（广义的国家安全包括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一部分；而广义的政治安全是包括国家领土和主权安全的，因此，两者不能截然分开）。依据政治安全的内在逻辑和现代社会发展的要求，我们可以将政治安全定义为国家政治体系处于结构合理、功能配合、运转协调、变化有序的良好状态。它通常可以从国家主权独立、国家政权稳定、执政党地位巩固、意识形态广纳、政治制度恰适、政治秩序良好等方面来衡量。

当然，政治安全是创造的，而不是等来的。政治安全既是一种客观状态，同时也是一个主观创造的过程。因此，理解和把握政治安全需要将客观的状态和主观的努力结合起来。于是，政治安全含义中就必然包括两个层面的内涵：一是政治体系处于良好的状态；二是维持良好状态的能力。这样，我们就可以将政治安全定义为“国家政治体系处于良好的状态和政治主体维持这种状态的能力。”

我们的这个政治安全定义，与《总体国家安全观干部读本》中的关于政治安全的表述可谓是异曲同工。《干部读本》中指出：“政治安全悠关我们党和国家安危，其核心是政权安全和制度安全。”[15] 显然，政治安全不只是政权安全和制度安全，还有执政安全、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治秩序安全，也是不能忽视的。《干部读本》关于维护政治安全的措施仅提出两条：一是加强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二是坚决防范“颜色革命”。显然，仅这两条也是不够的。可见，关于政治安全的科学内涵、边界以及与国家安全的关系，等等，尚需要理论结合实际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和更科学的定位。这可能是理论界和从事国家安全实际工作的同志们共同的光荣使命。

三、政治安全为什么会成为问题

最近一些年来，随着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展开和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一些新的现象值得注意，其中之一就是中国崩溃论再度发酵。

2015年3月初，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关系教授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在《华尔街日报》发表长篇文章，论述中共政权的残局已经开始。沈大伟在文章中举出了五个反映中共统治进入残局的征兆，包括中国经济陷入一系列体制陷阱，贪腐气息弥漫整个社会，经济精英纷纷移居海外，政府加紧专制反映出没有安全感等等。这篇文章引起国际上广泛的关注。中国官媒还采访了中国国内的政治学者，用他们的观点进行反击。后来，沈大伟在2015年4月2号在研讨会上进一步澄清了他在华尔街日报文章中的观点。他演讲中仍然提到，中国现在正处在改革转型的十字路口，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十大挑战，尤其是政治改革、经济改革、腐败和社会不平等。同时，他表示：“我不是预测中国即将崩溃，我是预测中国共产党的衰落，一个政党长期的衰落，而不是预言中国即将毁灭。”

另外，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2015年3月31日发布的一项研究报告称，习近平上任后，重组了中国经济决策机制，将经济大权从政府收归执政党，并将其个人置于这种机制的顶端与核心。权力的集中赋予了习近平推动经济改革所需政治、经济资源，但也成为了笼罩在改革前景之上的“阴云”。

报告还指出，习近平将权力集中起来的目的并非只有推动经济改革而已。具体来说，中共当局目前出于“全面安全”的考虑加强了对信息、思想的控制，收紧了意识形态，这些都会造成中国成为一个更封闭的社会，也会造成中国和贸易伙伴之间关系的紧张。这不仅不利于经济上的改革和开放，从长远来看，还会损害中国的生产力、创新能力、商业环境、以及对高端人才的吸引力。因此，研究人员认为，在习近平紧抓更大的政治控制力的同时，他在经济领域之外的意图恰是中国经济的“潜在风险”。

国外的这些议论和预测，我们不必太在意，但也不能不在意。国外有人要唱衰中国，那是人家的事，正如俗话说的：哪个人前不说人，哪个人后不被人说？问题是为什么当下中国政治安全问题被突出提出来了呢？这是因为中国政治发展中政治安全确已成为了需要高度重视的迫切问题。

认真检视当下中国的政治经济形势，的确存在一些政治安全隐患，而且应该说是重大隐患。主要的隐患来自六个方面：其一，国际风云变化莫测的隐患；其二，经济下行压力下的隐患；其三，社会分化压力下的隐患；其四，深化改革压力下的隐患；其五，治理能力不足压力下的隐患；其六，反腐败压力下的隐患。

首先，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高，一些老牌发达国家自然有所不甘，周边国家也会因中国的强大而感到压力，国际政治和经济格局的调整增添了许多不确定和不可预知的因素。

其二，经过40年的快速发展，中国经济下行是不可避免的。而已经习惯快速发展的国人，一旦经济放慢发展，人们的心理就会失衡，供求矛盾等诸多问题也会浮现出来。

其三，全面深化改革是一场新的革命，是利益关系的根本性调整，必须会遇到重重阻力，如何通过深化改革确保政治安全成为重要问题。

其四，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与社会分化是相并而行的，今天的中国，人们（不同阶层）普遍感到不平等、不公平，随着人们权利意识的自觉，要求公平正义已经成为时代声音。这就要求通过实现公平正义重新获取合法性资源，进而确保政治安全。

其五，在迈向现代化的征程中，中国党和政府的治理能力不足是明显的，因为随着全球化和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加之网络社会的横空出世，我们深深感到治理能力不足，所以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其六，腐败问题是一个关系到亡党亡国问题，自然是政治安全重要隐患。十八大以来，中国党和政府就开始了规模巨大的反腐败运动，至今仍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但是，反腐败显然不是打了280多只大老虎（截至2017年8月底，大老虎即副省、部级以上的中管干部）所能解决问题的。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经济社会在转型，官场的腐败模式也在持续变化之中。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腐败表现出以下几个非常明显的特征。首先是腐败数量的巨大。早期的腐败是以万计数，现在是以亿来计数，有些案例甚至以数十亿、百亿来计数。第二，犯案官员的数量越来越多。中央提出苍蝇、老虎一起打，但人们发现苍蝇、老虎似乎到处都是。第三，腐败官员的层级越来越高，从省长、部长到政治局委员、常委犯案者数量也不少。第四，腐败已经具有了集团的性质，不再局限于单独的个人、单独的领域。在地方政府这一层面，官员的集体腐败案在1990年代中期就存在了，发展到今天，这种集团性腐败已经涉及到中央级别的官员了。

严重腐败危及着政治安全。在过去40年里，中国的经济发展快速，经济发展规模已是世界第二。但同时，中国并没有足够的政治体制改革，老的体制早已经弱化，新的、健全的体制还没有建立起来，因此，从总体上说，现行体制已经很难承担廓清吏治的责任。例如，现在官员经济腐败的规模如此庞大，已经超出人类理性的计算。如果腐败几百万，人们还可以用理性来解释。但是，那些规模大到数十亿、数百亿的案件用什么来解释呢？不用说官员一辈子了，几辈子都用不完的钱财到底要干什么呢？何以我们中国人心目中只有四个字“升官发财”呢？再就所涉及的领域来说，腐败可以说是无处不在，各行各业中都是有腐败问题，这就是为什么要成立国家监察委员会从而实现监督全覆盖的直接原因。

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反腐败的意义可以说是直接关系到政治安全。大面积、大规模的腐败直接关系到执政党和国家政权的合法性。而合法性的另一种说法就是政治安全。“腐败要亡党亡国”是自邓小平甚至自毛泽东时代以来，历届中央领导集体再三强调的。中国尽管没有民主国家那样的选举制度，但在政府和人民之间也存在着一种不言自明的“社会契约”。传统上，皇帝统治社会是所谓“天命”，一旦失去“天命”就会被推翻。朝廷的腐败就是失去“天命”的一个重要指标。今天，尽管人们不相信“天命”了，但如果腐败不能整治，政权就有可能不保。很多年里，执政党高层也一直在强调，我们的权力是人民给的，如果用不好人民所给的权力，人民是可以收回这个权力的。这也就是说，官员的普遍性腐败会单方面毁掉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契约”关系，从而失去政治合法性，直接危及政治安全。

对于中国当下（经历改革开放40年后）的政治形势，我有一个基本估量，就是中国已经进入政治风险时代。2000年后我曾提出中国政治发展进入体制创新期（也曾写过长篇文章），其实也就是说要通过政治体制创新防范政治风险，创造新的发展时机。综合21世纪以来的国内外形势，可以预知，政治安全问题将成为中国未来政治发展和社会发展中的核心问题。

不可否认，中国改革40年了，改革的红利正在逐渐退去，政治风险征象正在不断增长。于是，政治安全问题由深层浮上水面，成为当下和未来若干年中国政治发展中的重要问题。实际上，从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先后召开了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五中全会，突出强调了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化和依法治国，十九大更是对新时代中国发展方略作为出了长远规划，这些都是有利于确保国家长治久安，保障政治安全的重要部署。

四、怎样构建政治安全保障机制

在改革开放时代特别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研究政治安全问题，其实主要是政治安全保障问题，即如何确保政治安全问题。而关于政治安全保障，我认为主要是构建政治安全保障体系和政治安全保障机制。

根据政治安全的内在要求和当代中国政治体系的实际，构建起中国特色政治安全保障体系可以从以下方面入手：

其一，积极开展国际和平外交，维护国家主权独立。

其二，加强各级政权机构建设，保持国家政权稳定。

其三，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政治意识形态广涵性。

其四，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提高政治制度恰适性。

其五，加强执政党建设，保持执政党的先进性。

其六，积极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秩序。

其七，提高对政治安全重要性的认识，建立健全政治安全保障机制。

关于如何建立和健全政治安全保障机制，需要将外部防范机制和内部生长机制结合起来。积极的方面，建立国家主权独立机制、政治制度整合机制、政治秩序生成机制、政治功能平衡机制、政治文化凝聚机制；消极的方面，建立政治危机监控机制、政治冲突消融机制、政治矛盾缓冲机制、政治风险预警机制。

总之，政治安全问题和政治安全体系构建，是一个全新的理论和实践课题，是新时代中国发展稳定所面临的新的重大课题。

综观人类社会政治发展的实践经验和教训，我认为，保障政治安全有三法：民安；民心；民养。这也就是我所倡导的积极政治安全观。

其一，民安——这主要靠民主法治（包括制度建设）。

“故当今之时，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国治；能去私行行公法者，则兵强而敌弱。”（《韩非子·有度》）

“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者国强，奉法弱者国弱。”（《韩非子·有度》）

“蔽失政而危亡也。故法度行而国治，私意行则国乱。”（《管子·明法解》）

“国无常治，又无常乱，法令行则国治，法令弛则国乱。”（汉·王符《潜夫论·述赦》）

其二，民心——这主要靠发展经济（解决民生问题）。

康熙三十年，工部衙门议复古北口总兵官蔡元疏言：“古北口一带，边墙倾塌甚至多，请行修筑。”应如所请。圣祖谕大学士等曰：“蔡元所奏，未谙事宜。帝王治天下，自有本原，不专恃险阻。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亦常修理，其时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统大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敢当。可见守国之道，惟有修德安民。民心悦服，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康熙政要·论群道第一》）

毛泽东在土地革命时期指出：“国民党现在实行他们的堡垒政策，大筑其乌龟壳，以为这是他们的铜墙铁壁。同志们，这果然是铜墙铁壁吗？一点也不是！你们看，几千年来，那些封建皇帝的城池宫殿还不坚固吗？群众一起来，一个个都倒了。俄国皇帝是世界上最凶恶的一个统治者，当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起来的时候，那个皇帝还有没有呢？没有了。铜墙铁壁呢？倒掉了。同志们，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

其三，民养——这主要靠教育（提高国民文明素养）

美国黑人人权领袖马丁、路德.金说过：一个国家的繁荣，不取决于它国庫之殷实，不取决于它的城堡之坚固，也不取决于它的公共设施之华丽；而在于它的公民的文明素养，即在于人们所受的教育，人们的远见卓识和品格的高下，这才是真正的利害所在，真正的力量所在。

可见，政治安全说到底是个政治合法性问题，只要能够获得广大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国家就能够长治久安。

在当下中国，确保政治安全已经成为现实问题。而中国又正处于深化改革开放时代。因此，我们必须明确，只有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才能确保政治安全。

从理论和实践结合的角度看，改革是新的革命，是除病去疴的重大变革。我曾经写过文章，提出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是制度、人事与文化的协同变革；是扬优、借鉴、创新的变革过程。也就是说，凝固不变的制度其实并不安全，不要轻言什么制度自信。只有可变革的制度（即不断变革不断调整的制度）才是最好的制度。因此，从政治安全保障机制来说，可变革的制度最安全、可变革的政治体系最安全。

开放对于保障政治安全也很重要。从理论上说，开放系统比封闭系统更安全。物理学有一条“熵定律”，被称为自然界最高定律，并被广泛用于解释社会发展规律。该定律认为，开放的系统可以不断与外部交换能量和物质，使熵减少，成为自组织系统，从而有利于系统长期健康发展；反之，封闭系统则容易使熵增大，系统走向无序，导致原有结构的瓦解和制度的消亡。开放系统可以导致有序并产生新的活力，封闭系统一定会导致无序而走向死亡。同理，对外开放能开阔视野，包容多元，自由交流，使我国不断与外界交换商品、资本、知识、信息，激发社会活力，才会有真正的安全；反之，社会封闭容易夜郎自大，自以为是，自居道德制高点，甚至闹出自己天天饿肚子、却高喊解放别人的笑话。

总之，开放不一定危险，而封闭一定不安全。开放本身就是一种自信，是一种自觉的表现；其实也是一种能力，是检验民族自信心的尺度。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竞争力那么弱，都敢于扩大开放；今天我们综合国力强多了，更应有信心主动地开放。我们应树立“大开放、大安全，小开放、小安全，不开放、不安全”的观念，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在扩大开放中壮大自己、谋求政治安全。

最后，我想指出的是，我们今天提出和研究政治安全问题，特别是全面深化改革时代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政治安全问题，十分必要也十分重要。但这种研究要有基点，也就是说要有基本的估量。在这里，我归纳出五点结论，供各方大家批评和讨论：

1、中国已经进入政治风险时代，政治安全保障问题必须及早提上议事日程。

2、防范性（消极的）政治安全防不胜防，必须实现政治安全观念的创造性转换。

3、自强性（积极的）政治安全固若金汤，要尽快建立健全政治安全保障机制。

4、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人民群众，要按新时代的要求建立健全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安全体系。

5、只有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才能确保政治安全，要在深化改革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过程中保障政治安全。

注释：

[1] 《易·系辞下》。

[2] 《左传·襄公十一年》。

[3] 《孙子·谋攻》。

[4] 《易林·小畜之无妄》。

[5] 《答赵元昊书》。

[6] 《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7页。

[7] Weberster’s Ninth New Collegiate Dictionary, Merriam Webster Znc, Spring field, Massachusetts , U.S.A , 1984, P.1062 .

[8] 孙晋平.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国家安全理论[J]，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0,(4)。

[9]  Walt, Stephen M.(1991)“The Renaissance of Security Studi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35:2,pp.211-239.

[10] 关于安全研究的范式转换，学界作了比较详细的描述。参见：巴瑞.布赞,奥利.维夫，迪.怀尔德：《新安全论》，朱宁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译者序，第1-29页;虞崇胜，舒刚：《从传统安全到人本安全：政治安全研究范式的转换》，《江汉论坛》2013年第1期。

[11] ［英］巴瑞.布赞,奥利.维夫，迪.怀尔德：《新安全论》，朱宁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1页。

[12] ［英］巴瑞.布赞,奥利.维夫，迪.怀尔德：《新安全论》，朱宁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92页。

[13] ［英］巴瑞.布赞,奥利.维夫，迪.怀尔德：《新安全论》，朱宁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0页。

[14]［英］巴瑞·布赞，奥利·维夫，迪·怀尔德：《新安全论》，朱宁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37页。

[15] 编委会：《总体国家安全观干部读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79页。

（本文载《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