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是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九十周年。因为与八九学运二十周年的“相关性”，以及在时间上的重叠性，当局有意无意在淡化这样一个特殊年份的纪念活动，但海内外华人知识界对于五四的纪念文字不少。作为中国现代史的“开端”，五四作为一个时间的拐点，已经锲入中国人的心灵世界。但如何回忆五四、叙述五四与纪念五四，却从来不仅仅是一个历史的问题，而成为与当代性相关的现实问题。理解2009年的五四话语，除了历史肌理的再发掘之外，还需注意现实思潮的变动对于五四话语的潜在影响。五四被不同的人赋予了各异的内涵，从而成为批判或辩护现实的精神资源。
一、五四的多重面孔
五四运动一般被解释成跟新文化运动具有逻辑上的因果关系。新文化运动主张新文学、新道德、白话文，反对旧文学、旧道德、文言文，提出“重估一切价值”，对于中国人的思维结构、语言结构与社会结构都发生了重大影响，而民主与科学更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之魂，被反复地叙述。胡适认为这是一场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舒衡哲认为这是中国的启蒙运动，毛泽东则认为这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史学界则基本上将之界定为中国现代历史的开端。
在五四的纪念话语中，自由主义的阐释是最为强劲的一种。在自由主义的脉络里，五四绝非仅仅是一种民族主义的表达，五四所凝结的民主、科学与自由精神更是宪政民主体制所需要的精神元素。自由主义基本以启蒙为关键词，界定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于转型中国的意义。所谓启蒙精神，就是公开运用理性进行自我表达的能力与勇气。对于五四以降的中国现代史，基本上被阐释成启蒙运动的压抑、翻转、变异、中断与延续的历史。五四所象征的自由主义不仅仅是政治批评的精神，同时也是积极建构宪政体制的力量。通过这样一种叙述，自由主义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源头，构建了其独特的历史系谱。雷颐在《启蒙的坚守》中对于解构五四启蒙的新左派、后学家进行了批评：“九十多年后，中国社会仍然面临‘现代化转型’。这种转型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进步，但在转型中，也很容易产生巨大‘空洞’，为腐败提供机会和土壤。只有对权力进行监督、制衡的民主政治，才能有效遏制腐败。在这种社会巨变中，也只有高举‘民主’与‘科学’这‘两位先生’，才能顺利实现社会转型，别无他途。因此，在今日之中国，并不如某些‘后学家’、‘新左派’所言，‘启蒙’已经过去，要紧随西方学者对启蒙进行解构。相反，与‘新青年’时代一样，‘启蒙’仍是（本土）当今时代精神的主题。”1自1840年代，尤其是1895年以后，中国社会就一直在求新求变，一直在转型。至于向哪里转型、如何转型，不同的群体有不同看法，也预设了大相径庭的目标。革命者自然认为应该以革命暴力的方式实现社会结构的变迁，而自由主义者如胡适等人则一直主张英美式的宪政民主体制，提倡温和渐进的社会改革路径。当今中国，平等与自由都非常稀缺，宪政和法治也没有得到根本实现，因此，在自由主义者看来，启蒙远远未到终结的时候，启蒙仍在艰难中继续。
李泽厚在与刘再复的最近关于五四九十周年的对话中重申：“中国现在最需要的还是五四推出来的两先生：德先生和赛先生，我高度评价孔子，但反对以尊孔的潮流来掩盖现代文明所需要的科学与民主。”2不过，他进一步指出，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在继承五四启蒙精神的同时，要超越启蒙，他说“八十年代后期直到今天，主要的问题已不是启蒙，而是如何改良和改革制度。建立新的制度，比空喊启蒙更迫切、更重要，也更艰难，更需要研究讨论。即使就思想文化层面来说，也不能停留在启蒙水平。”3文化决定论还是制度决定论，晚清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一直在这个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怪圈中争论不休。这本身就体现了一种思维方式的二元对立式局限。启蒙运动之所以成其为伟大，就因为它内在地超越了这种刻意的区隔，而呈现了思想源流复杂的多元。许倬云在《新京报》关于五四的采访中，则更多的是反思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内在缺陷，这种内在性的欠缺，在他看来，是导致中国的社会转型与启蒙运动颠踬的根源之一。他说西方“启蒙运动的后面，有一个基督教信仰在后面。而五四运动领导者本身，主张打倒宗教，其实是要回归中国的人文精神。由于要打倒中国的传统，并没有把中国的人文精神转移作为五四运动的精神资源。两头脱节，是五四没有很深的精神根源的弊病。”4
在新左派的五四纪念话语中，新文化运动尤其是后来的五四运动，其反帝反封建的政治诉求，充分地体现了中国人寻求独特现代性的追求。五四运动，被阐释成第一次大战后欧洲文明破产论弥漫中国知识界时，中国人摆脱晚清以来的殖民话语（在他们看来即所谓的民主、自由与人权等资产阶级话语），重建中国政治的主体性的开始。因此，五四既是一个结束（告别帝国主义话语），也是一个开始（寻求中国独特道路）。这种一种历史阐释，成功地与新左派当前的核心话语发生了对接，新左派批评美国霸权和全球化、批评市场经济和人权话语，主张不重复西方历史的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五四成为他们这套话语的合法性来源之一。韩毓海的论说最有代表性：“在人类的20世纪，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则创造了一整套在世界上最大的农民国家里，如何变资产阶级启蒙运动为人民民主革命，变少数精英为主体的政治乌托邦，为土地革命为主体的现代建国实践的新民主主义道路。历史已经雄辩地证明，中国现代历史的根本转折，当然不是什么‘救亡’压倒了‘启蒙’，而是以人民民主（包括以民族救亡的方式），动员、联合和唤醒全中国人民，完成资产阶级启蒙运动所根本不可能完成的建立现代国家、使中华民族摆脱帝国主义压榨的伟大历史使命。在这个意义上，当然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以五四运动为先导的伟大的中国革命，是法国大革命所开创的现代民主建国之路在世界范围内最辉煌的继承人，而中国共产党人则是五四所昭示的历史首创精神的真正代表。”5他进而认为五四运动打破了对于几千年帝制的迷信和对西方资本主义道路及其政治体制的迷信。在新左派看来，当前主要的任务是破除对西方文明尤其是美国文明的迷信，才可能再度释放出中国人民的首创精神，探索出一条中国道路的现代化模式。
而另外一位匿名左翼学者，则针对自由派知识分子朱学勤对五四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是现代中国两大病灶的说法，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认为五四运动并未湮没新文化运动所提出的民主与科学精神，发表在《天涯》上的该文作者皖河指出“‘五四’以降九十年间，‘民主’和‘科学’精神又何曾断过？当年延安政权对抗国民党政府的利器不就是指称后者‘专制’与‘独裁’吗？吸引百千万知识分子奔赴新生政权的不也是因其允诺一个自由民主的共和国吗？共产党立国之初启动大规模工业化计划，不也是西方科学精神与工具理性下所前定的发展道路吗？甚至1978年转而搞市场经济，同样不也是我们相信理性与科学？”6在这个历史叙述之中，反右被省略掉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被省略掉了，文革更是只字未提，更何况，在分析民主科学精神是否在延续，不能只看政党宣传的口号，更要看其日常的实践。延安是否民主，我们读读高华先生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就知道底细了，建国初期的偏重工业和军事工业，虽有其不得不为的历史合理性，但这种城乡二元结构、工农发展的严重失衡，对于中国经济后来的发展无疑是窒碍，这能说是科学理性吗？对于民粹主义的批评，该文作者认为“自由主义者没有资格抱怨‘五四’之后领导权的丧失，因为他们当初就‘不屑于民粹’，不屑于为伍于工农；可想而知，今日如果自由主义者仍然不理民间疾苦，罔顾大众好恶，甚至以非为是，只作一厢情愿的‘思想或学问’，也将永远只限于‘书斋里的革命’。”7新左派热衷讨论底层，并因此就认定其与民众更具有日常生活的相关性，并因此而具有了道德资本来批评自由派的精英化倾向。事实上，在孙志刚事件、山西黑砖窑事件等社会问题中，自由主义者发出了更多的声音，采取了更多的行动，而言必称底层的左翼知识分子，却奇怪地保持了沉默，据说沉默的理由是人权话语天然就具有资产阶级色彩，因此绝不沾锅。
五四无疑象征着与传统的割裂，是一个时间上的断点。但五四之后的新儒家总是试图在传统与五四之间寻找接榫的关节，试图弥合二者的分歧，而调适出一条兼容传统精神与五四精神的新路。新儒家对传统自由的发掘、对中国民本思想的再诠释都属于此列。近些年，中国大陆的儒学复兴更是借着大国崛起的迷雾，迅速地弥漫开来，试图将经典重新吸纳到中国的政治机体和日常生活之中。五四，对于他们来说，既是难关，也是机遇。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梁涛的论述充分地体现了这种努力：“九十年后回望‘五四’，一方面，‘五四’先贤开创的科学、民主大业尚未真正实现，任重道远，青年仍需努力；另一方面，现代化在解放人的个性，释放人的物欲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种种负面——人文精神的沦丧、价值和存在的迷失、道德意识的危机、生命本性的困惑等等。面对这些问题，就要抛弃偏激、狭隘的思维方式，避免从传统与反传统中去寻找答案，而应努力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寻求一种平衡。一方面，回到中国文化的人伦之理，重新反省生命的意义，重建人的本体和‘人道之尊’；另一方面，继续思想的启蒙，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激进者可以继续高举科学、民主的大旗，着力对传统及现实中一切不合理的制度、现象进行抨击、批判和改造；保守者则可以着力阐发传统的人生智慧、核心价值，以和谐、仁爱去唤醒现代迷失的人性。激进者应检讨自己对传统的粗暴、简单，缺乏理解，一面这种激进反成为了一种‘保守’；保守者亦应警惕滑向复古顽固，重要的是二者要形成共识、形成共同的立场。”8从这种论述可见，该文作者是心态极其开放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他所揭示的问题确实深深困扰着当代中国人的心灵世界。自由主义主要是解决政治秩序而将心灵秩序搁置了起来，不讨论人生意义之安顿。在这种境况下，如何将传统的人文资源通过建制化的方式引入到现代迷失之人心中，委实是不得不正视的挑战。事实上，梁涛这种论述，可以称之为五四另一种启蒙（即以《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为代表的调适主义的启蒙）的现代延续，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建制化和可操作性的考量。包括王德威的“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言说，也是在众说纷纭谈断裂的时候，主张在历史的延续之中观察历史，他在归纳五四精神的内涵时指出，五四的传统除了启蒙、革命等之外，还有一个“抒情的传统”，五四之所以到了今天还能让后人感动，还那么有魅力，就因为其中有令人激动的纯真性的抒情，“抒情”让“五四”青年不顾一切地走向“革命”和“启蒙”9。而这个抒情传统不是西方的浪漫主义，而是来自中国传统的抒情性。这样，王就在五四与晚清以及中国传统之间建构出了一种历史的延续性。不过，抒情与启蒙、革命的历史相关性究竟如何，也许需要更切实的具体个案研究。
二、五四的加法与减法
至今仍记得初读甘阳《自由的阙失面：五四传统之反思》的内心狂飙，那是一篇纪念五四七十周年的文章，发表在1989年5月号的《读书》杂志上。甘阳在该文中批评了五四对于自由精神理解的狭隘，认为晚清以来那种意志论式的精神自由概念，并未把捉到西方自由主义中的自由的精髓。自由的精髓应该是权利本位的自由，是以公民的人格、尊严、独立、平等为核心价值的自由，这种自由天然地排斥人民、国家、民族等大词的污染。这篇文章几乎可以看作一个时代终结的独亢而凄怆的尾音。它埋葬了一个弥漫着青春气息和批评精神的时代。在那以后的五四话语之中，官方静悄悄地重新安排对于五四的叙述，五四主要成为一种爱国主义，这种理解通过教科书、传媒、会议、宣讲活动等各种方式逐渐深入年轻一代的心灵世界。5月7日的上海《社会科学报》实习记者与前中宣部文艺局副局长顾骧的对话，让老一辈知识分子杜光大为感慨。该记者认为五四主要是青年人的爱国主义，顾骧回答说五四主要是一场思想启蒙运动，是用理性主义来批判中国几千年来的专制主义、奴隶主义。杜光认为造成这种青年人与老年人认知五四精神的代沟的主要原因是，除了五四本身的复杂性之外，就是八九之后二十年来舆论导向片面引导的结果。10这种舆论导向有意压抑五四的抗议传统、科学民主传统，而只是强调其爱国主义的一面，将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融为一炉，最后收纳在主流政治意识形态话语之中。这样做的目的，其实质就是通过五四的减法，来塑造青年一代对于五四的“政治正确”的认知结构与反应方式。
相对于这种五四的减法，学术界（尤其是历史学界）则一直在致力于五四的加法，即通过历史的回溯与史料的发掘，来展现出五四被有意无意遮蔽的多重面相。王汎森的文章《五四运动与生活世界的变化》注意到过去九十年海峡两岸缘于不同的意识形态与政治诉求，而形成了五四研究的“左右分裂”的现象，大陆集中研究左翼，台湾的五四书写基本上偏重右翼的人物、刊物、团体与事件。他认为“国共分裂的局面为五四的研究带来了一种‘后见之明’，有意无意间投射回被研究的人物、团体或事件上，因而使许多论者忽略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思想中有一种模糊、附会、改换、倏忽不定的特质。”11五四研究应该注意将这种历史的特质描述出来，包括五四时期新青年的生活世界的变化，这样才能还原一个相对真实的五四。杨念群则直接批评最近几十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研究的片面思想史化，而忽略了对五四的“社会史研究”。他认为研究社会结构与文化权力结构的变迁，对于深化对五四以及后五四中国社会的认知尤为重要。在该文末尾，杨指出：“把个人觉醒概括为‘五四’‘新启蒙’思想的神髓固然有其道理，但如果以个人觉醒的程度为唯一标准，并以此自由主义的态度衡量‘后五四’时期的政治救亡和社会革命，甚至进而认为这些变革是对‘新启蒙’运动的压抑，似乎也容易导致另一种认知偏颇，那就是对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社会’运动所带来的变化视而不见。”12
如果说王汎森、杨念群的论文，更多是注重五四研究的方法论的话，那么许纪霖的《“五四”的历史记忆：什么样的爱国主义？》则虽然是历史研究，却具有强烈的现实指向性。在这篇发表于《读书》5月号的文章中，作者指出五四纪念绝非仅仅是爱国主义的集体记忆，它还有“另外一些声音”，通过对陈独秀、傅斯年、罗家伦等五四师生辈言说的再发掘，指出五四时期的爱国主义，是“一种坚守个人主义本位、寻求人类文明进步的爱国主义。个人与人类是最真实的，国家作为中介物，作为列国竞争时期必要的手段和工具，只有在促进个性发展、推动人类文明的目标下才有其自身的意义。”13而这种爱国主义，在作者看来，与国家主义绝非一回事。“国家主义的背后，是一种价值虚无主义，国与国、文化与文化、文明与文明之间在价值上不可通约，人类社会缺乏普世价值，唯一可以比较的是价值虚无的国家实力，文明的冲突便是力的竞争，是物质与权力的较量。”14因此，五四知识分子在该文作者的阐述中，是具有世界主义情怀的一代，他们的胸怀何其博大，不以一国一族的利益为沟壑，他们追求的是“世界主义的国家”和以普世性的全球价值为依归的民族崛起。在《中国不高兴》的狭隘民族主义兴起的当下，尤其是在普世价值被怀疑、挑战、解构的当下，对于五四的这种“世界主义”的加法，有力地驱除了极端民族主义的迷雾，让读者更深入地认知到五四一代青年的心胸与关怀，从而感知到在所谓大国崛起的背景下的自恋、自大、排外情绪的虚妄性。同期杂志发表的《作为法律事件的“五四”》则注意到五四的法律问题，也就是运动中的暴力及其惩治的问题。作者董彦斌指出只有梁漱溟等极少的知识分子认为在法院尚未判决有罪的情况下，打伤政府官员的行为在事实上已经构成犯法。这种意见遭到当时社会舆论的强烈批评15。中国的学生运动自五四一直到文革到八九，一直未能摆脱不断激进化的梦魇。妥协、博弈与对话，往往轻易地被裁断为对神圣事业的背叛，只有激进的学生领袖才不会在运动中被边缘化。激进导致政权力量的进一步控制学生运动，而学生缺乏日常社会运动的操练，则更是缺乏运动的经验与谈判的技能，甚至包括诉求的目标。这就形成了体制内外保守与激进的两极化恶性循环。五四的社会暴力还算轻微，但作为游行总指挥的傅斯年都无法认同，而中途退出。从这样一种历史大视野回头再看梁漱溟的论断，不得不叹服其先见之明。林贤治则在纪念五四九十周年的文章中，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激进主义辩护：“不可理解的是，当今致力于‘反思’‘五四’的学者，对于当时不得不采取激进姿态的社会运动，对于诸如鲁迅等旨在扩大社会势力而不惮与专制政府相对抗的知识分子行为颇多贬抑，而独独赞赏保守主义，改良主义也即‘好政府主义’，岂非咄咄怪事？”16林进一步认为激进主义不但是一种状态，而且是一种思想，是一整个时代的灵魂。试图抽掉激进主义，就斵丧了“五四”的生命。
三、五四与公民政治
五四已经过去了九十周年，差不多一个世纪了。为什么我们还要不断的重新回到这个现代史的原点？一个近百年前发生的事情，与我们的日常生活与心智生命到底具有怎样的相关性，使得我们总是在重建从五四到现实的历史系谱？否则的话，干卿底事？很简单的一种解释就是，五四的诉求到了今天仍旧无法实现，而五四的诉求历经时间的长河，并未褪色，而是愈发显示出其璀璨的精神光芒。在政治开放、民主体制成为全球性的普世价值的今天，中国的政治体制的根基仍旧未能被撬动，自由、民主在公共政治生活中仍旧是稀罕物，虽然从历史的纵向来看，今天国人私人生活领域的自由度增加了很多，但阿伦特所反复吁求的从暗处的私人领域向光亮的公共领域的“进入”，却因为种种原因，而未能实现，这造成了普遍的犬儒主义化与政治冷漠症。消费主义意识形态成功地洗刷了政治控制的威权面相。政治不再是人的德性，而成为大家避之唯恐不及的肮脏之物。在这种一种背景下，一些知识分子对于五四的阐释，直接与公民政治发生关联，呼吁对普世价值的尊重，对宪法赋予公民人权的切实兑现。
傅国涌在《五四之殇》一文中说：“‘五四’一代知识分子是从臣民向公民转型的一代，他们的公民意识，社会责任感都被激发出来了。他们的个性最大限度地得到张扬，他们的创造力也在各个不同的层面展现出来。……在本质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五四’不再是一个国家完全主导社会的时代，社会自身拥有相当多的自主性，人们生下来仿佛就拥有了思想自由、信仰自由、言论自由、新闻出版自由和结社自由，可以随意地创办自己的报刊，可以随意的结社。”17而反观现状，作者感慨万千：“在‘五四’九十年后谈论有关‘五四’的话题，仍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切都要听命于行政，国家机器上一颗颗螺丝钉无时无刻不在防范着社会。思想自由只是自己脑中想想的自由，言论自由只是饭桌殇或菜市场发发牢骚的自由，其他的自由更加无从谈起。以国家的名义，掌握大大小小权力的人，仍然想控制一切，这就是今日中国全部病根之所在。个人没有权利，社会就不会有自由，这是九十年后的‘五四’之殇。”18五四的魅力就在于它绝非仅仅是知识分子的行动，它是发端于知识分子，而拓展到全社会的新风气和新气象，尤其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之中，社会迅速地生长，权利意识也急剧高涨，政治参与精神有力地推动了公民社会的成长。因此，五四的纪念话语，往往被挪用、转换成对公民社会的呼吁。而公民社会话语，则是对于当前主流政治话语的消解，是试图小心翼翼地拓展社会空间和个人权利的柔性话语策略。
只有当知识分子政治转化成了公民政治的时候，中国社会的宪政转型才真正可能，也只有到那时候，悲剧性的公共知识分子群体才会慢慢退出历史舞台，政治生活才能常态化，也只有那是，知识分子与一般民众的隔膜才会相对敉平。从这样一种视角出发，杜平就认为五四运动所提出的“民主”和“科学”，是高高在上的精英话语，反映了精英与民众之间的巨大隔阂。该文作者认为知识分子的启蒙应该在指向社会大众的同时，也回向自我的反思，开展自我批判与自我启蒙。在他看来，知识分子“若要继承和弘扬五四精神，中国知识阶层首先要端正自身，既要避免‘五四’时代的急躁、激进和盲目，更要慎防孤芳自赏和自命不凡，唾弃浮躁与矫情，减少怨天尤人的情绪，把自己下沉到社会现实和劳苦大众之中。只有如此，当代知识分子才有可能超越‘五四’情结，才能帮助社会端正国民性格，促进文化和体制的改良与进步。”19显然，作者的论述逻辑出现了悖论，一方面他批评了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主张毛泽东式的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但另一方面，他仍坚持了知识分子的国民性批判与改造论述，问题谁是国民性批判的主体，谁授权？在五四九十周年的纪念话语之中，类似上述对知识分子阶层自身进行审视和批判的文字亦不少。但这些文字的论述却难有新意，往往与中国革命话语里对知识分子的批判方式，呈现了某种同构性，而且这种对知识分子的反思很容易走向将大众理想化、类型化，其实质也就是空洞化，然后以此来批判知识分子的道德立场，这种民粹化的情绪是二十世纪知识分子自身历史的遗产。不过，公民政治的论述，相对于以前的启蒙话语与知识分子政治，确实展现出了更广阔的生命力与愿景。
汉娜•阿伦特曾在论述古希腊的政治意识时说：“任何进入政治领域的人首先预备着拿他的生命去冒险，过于顾惜生命而放弃自由正是奴性的标志。因而勇气是首要的政治德性，只有拥有它的人才被允许进入一个在内容和目的上都是政治性的伙伴团体，从而超越那种由于生存紧迫性而强加给人——奴隶、野蛮人，希腊人也不例外——的那种纯粹麋集状态。”20当九十年之后的我们，回忆起1919年的那一段独特时光时，我们正是感受到弥漫在当时社会的自由气息与勇敢精神，自由是无拘无束地探寻真理与自我的自主性，而勇敢则是敢于从家庭等私人领域出走到公共世界，去助产有政治成熟意识和担当精神的公共领域的公民。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含蓄地告诫我们，一个自由而民主的世界，决不是一群只顾自己私人生活的个体可以打造出来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五四是我们永恒回归的原点。也正是从这样一个视角出发，自由主义者林毓生先生主张我们应该回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早期，回到那个有政治参与意识和民主精神，而意识形态式的主义话语尚未笼罩一切的“黄金时期”，中国已经在世界上崛起了，因此刘擎所谓屈辱的创伤性的民族主义记忆（林认为这是一种“本能的爱国主义”）已经不再需要，林先生主张我们“要通过‘反思的爱国主义’来面对问题、解决问题。‘反思的爱国主义’让我们肯定建设宪政民主的重要性，而宪政民主的建设，最重要的是：法治（the rule of law）的确立。”21见证过台湾民主转型，并一直生活在民主国家的林先生的这番话，实在是值得我们细细寻味。
1 雷颐：《启蒙的坚守》，http://www.hcpccc.com/newsinfo.asp?id=650
2 李泽厚、刘再复：《五四90周年仍缺民主与科学》
3 同上引。
4 许倬云：《五四运动，未完成的启蒙》，《新京报》，
5 韩毓海：《从中国到世界：重新检视‘五四’的意义》，《人民日报》海外版
6 皖河：《思想多棱镜里的“五四”》，《天涯》，2009年第2期。
7 同上引。
8 梁涛：《激进与保守之间——“五四”九十周年回望》，
9
10 杜光：《填平认知“五四”精神的“代沟”——读报随感之十》
11 王汎森：《五四运动与生活世界的变化》，香港《二十一世纪》，2009年6月号。
12 杨念群：《“社会”是一个关键词：“五四解释学”反思》，《开放时代》，2009年第4期。
13 许纪霖：《五四的历史记忆：什么样的爱国主义？》，《读书》，2009年第5期。
14 同上引。
15 董彦斌：《作为法律事件的“五四”》，《读书》，2009年第5期。
16 林贤治：《重寻“五四”》，《书屋》，2009年第6期。
17 傅国涌：《五四之“殇”》，
18 同上引。
19 杜平：《五四运动，高高在上的“民主”和“科学”》，《联合早报》，
20 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2页。
21 林毓生：《认识五四、认同五四——迟到的纪念》，《读书》，2009年第7期。
（刊于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思想》第1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