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过去90年了，按国人的习惯，凡是重大历史事件，逢五逢十的时候，总要有点例行的纪念。只是，例行纪念，即使在文字上，也难免仪式化，老调子重唱，经 过这事的老人还活着的话，还能激起几滴眼泪，而今天纪念过去90年的五四，连这几滴眼泪想必都没有了，想想未免让人泄气。不过，好在中国人做历史，一向大 大咧咧，过去常说的事，常弹的调子，未必是事件的全部，仔细翻翻报纸，发现漏下的还有很多，很多事，其实跟我们的史学家说的好像出入很大。

一说到五四，都把它跟新文化运动绑在一起，称曰：五四新文化运动。其实，单就五四那天的游行和火烧赵家楼而言，跟1917年蔡元培执掌北大以来掀起的新文 化运动，没有太多的关系。没有新文化运动，五四前后，学生们也照样会上街，只要巴黎和会山东的问题没有解决，学生们必然要上街游行抗议，找若干晦气的“卖 国贼”出出气，东汉和北宋末年的太学生都这样闹过的。到了清代，学生（生员）和举子因为政局闹事者，大闹者如公车上书，小闹者如各地考试不公。大闹小闹， 政府和百姓，都能容忍——学生嘛。

五四学生上街，在学生看来，因为是中国要亡了，为此他们中有人割破指头，写了血书，但是，当时的中国情形，其实还不是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刻，至少比 1915年初，日本以最后通牒的方式逼中国签二十一条的时刻，处境要好得多。近邻日本，原来凶神恶煞的大隈内阁垮台了，换上的新人，扬言对中国采取怀柔政 策，不要什么抵押，就借给当时的北京政府大笔的日元。而1918年底，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北京政府在段祺瑞的主导下，押宝押对了，变成了战胜国，虽然说 处境没有根本改善，但至少庚子赔款德奥部分可以不付了，德国和奥匈帝国的租界也可以收回了，连当年被德国人抢去的古天文仪，也还回来了，连耻辱的克林德 碑，也被拆了刻上“公理战胜”四个字。

但是，第一次跻身战胜国行列的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胃口很大。停战日中国人的庆祝，相当隆重，北大的师生跟后来的五四游行一样，也唱主角来着，在天安门集会，游行，演讲。大家（包括陈独秀）都觉得这回总算是公理战胜了强权，中国人也该直直腰了。因此，国人对于巴黎和会的期待，非常之大，不仅打算收回青岛和山东的权益，而且想全盘废除不平等条约，关税自主，废除领事裁判权。可是，一战的结束，就跟它的爆发一样，都是丛林时代的产物，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 并没有过时。巴黎和会的确像我们的教科书讲的那样，是个分赃会议，会议的发言权，是按国家实力分的，第一等强国英法美日意，有五个代表，第二等的有三个代表，最末一等的，只有两个代表名额。中国人满心以为自己属于大国，理所应当有五个席位，兴冲冲派去了五个代表，结果，到会场才发现，自家被排在最尾，只有 两个席位。此时的中国，还属于案板上的肉，处境比战败国稍好一点，但是自家的某些东西，也明摆了是要被人家分的，那就是战争期间，日本从德国人手里抢来的 青岛和山东的权益。

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站在英法一边参战，图的就是德国在中国的势力，所谓参战，满打满算，就打了这么一仗，驱走了在青岛和胶济铁路的德国人，取而代之。而日本在巴黎和会上，要的就是这个东西。被视为五强之一的日本，这样的要求欧洲列强怎么可能不答应？虽然美国教授出身的总统威尔逊提出过尊重弱小国家权益的 十四点声明，可他到了巴黎才知道，在这里，没有人把他的声明当回事，不久，连他自己也发现，真要实践这个声明，没准马上就要打第二次世界大战。所以，中国 的期待，注定是要落空的。可是，注定落空的期待，却是中国知识界强烈的期待，一旦落在地上，全体都失落到了家。这个时候，按国人的惯例，只能在自己内部找 原因，即使没有内奸，也要找出来。

当然，此时当家的，以段祺瑞和他头号智囊徐树铮为首的皖系军阀，或者说皖系政府，为政是有毛病的。这个毛病，就体现在亲日上。亲日虽然是中日双方面的，但 却给段祺瑞政府带来了大笔的日元借款，只是，段祺瑞没有用来搞建设，却用这些钱推行武力统一，动武压迫西南军阀，也压迫在广东的孙中山的国民党，不仅弄得 国内南北关系紧张，而且导致了北洋军阀内部，直系和皖系之间关系也出现了裂痕。武力统一就要打仗，打仗就难免分赃不均，北洋军打下湖南，立了大功的直系吴 佩孚，给放在前线作战，湖南督军却给了寸功未建的张敬尧，仅仅因为张是段的亲信。同时，感觉调兵困难的段祺瑞，借所谓参战（世界大战）之机，利用日本的借 款，编练嫡系武装参战军，暗示着今后一旦全部日式装备和训练的参战军成了气候，此前的各派各系，都要面临被淘汰的命运。同时，在政坛的文官，原来一向得宠 的留学英美的官僚，因为政府亲日的缘故，忽然失宠，而留学日本的人，比如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跻身政治决策核心，当然也不满意。即使没有 这样明显留学背景的政客，相当一部分人，也由于段祺瑞和徐树铮搞了自己的国会——安福国会，被边缘化，比如像梁启超和林长民的研究系，当然也不舒服。所有 的矛盾，因巴黎和会的“外交失败”而爆发出来，五四的抗议运动成了爆炸发生的平台。运动中，学生和市民是运动的主力，所有的社会名流都在摇旗呐喊，政客起 哄，连军阀都声嘶力竭，吴佩孚接连通电全国，声讨卖国贼，释放学生，如果政府不答应，这个北洋军阀里的常胜将军，就要提一旅之师北上问罪。到后来，连身属 皖系的军阀，比如卢永祥、张敬尧都打电报给北京政府，要求他们罢免曹、章、陆。所有人对皖系政府的不满，都借运动发泄了出来。结果，皖系被钉死在卖国的耻 辱柱上，第二年直皖打了起来，兵力和武器占绝对优势的皖系，居然大败亏输。实际上，五四，为直系的战胜，立了头功。

不消说，五四运动，是一场在国际上声誉不错的文明抗争。虽然是排日爱国，但学生们有意识地避免暴力，跟义和团划清界线。不仅不直接伤害日本人，而且对警 察，也不采取对抗手段。但是，凡是爆发运动城市，军警的态度也大多暧昧，学生火烧赵家楼的时候，几十上百的警察，大体上在旁观，北京的警察总监吴炳湘，对 于镇压学生一向不积极，后来上任的步兵统领王怀庆，虽然名声不好，但抓捕学生，大体上属于守势，猫捉老鼠，其实军警才是猫，第一次抓学生关在步兵统领衙门 的监狱，条件不好，舆论一致声讨，后来再抓，就临时关在北大法科，其实根本就没打算真正把学生怎么样。各地的军警，就更加姿态低，万一伤了一个学生，就像 惹下塌天大祸，全国声讨，国会议员都跟你没完没了。抵制日货，军警虽说有上方的阻止命令，但根本不加制止，有地方还暗中相助。

其实，运动中的暴力还是有的，只是对内不对外而已。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可以往死了打，但一个日本人，中江丑吉（著名哲学家中江兆民的儿子）出来挡驾， 学生们就不打了。其实原本五四那天上街的大队学生，没打算去砸曹汝霖的家，只是少数激进分子，早就准备好了煤油和火柴，预备大闹一场。可是，群体运动中， 激进者总是会占上风，对施行暴力表示质疑的游行总指挥傅斯年，半途就心灰意冷，据说还挨了一拳。此后的运动，在抵制日货的声浪中，暴力连连。学生们自己很 有奉献精神，先把自己所有的日货拿出来烧掉，然后就逼迫商家也如是办理，理性一点的地方还知道把查抄来的日货处理掉，当成运动的经费，不理智的干脆就一把 火。凡是不肯痛快抵货的商人，一律抓起来戴高帽子游街示众，挨揍也是免不了的。有的激进分子，看见街上有人穿日本布料做的长衫，上去就是一剪刀，跟后来文 革的红卫兵相似。上海的市民，一度传说日本人下毒，因此，凡是日本人上街买药，打酱油，都被怀疑为暗藏杀机，当场扭送警察局，在北京游行队伍中，发现有日本 记者接近了学生放食物的地方，也被怀疑有下毒的可能，也扭送警察局。这样的下毒担忧，其实跟义和团运动中类似传闻性质完全一样，只是，人们没有把怀疑的对 象抓来砍了而已。

但是，运动中的暴力，基本上都被运动爱国主义凯歌遮避了，几乎所有的社会名流，所有的社会舆论，都无条件地向着学生说话，只有梁漱溟对学生的违法行为，发 表过一点异议，也很快被批评声所湮没。在济南，有皖系背景的昌言报，对学生行为稍有批评，报馆就被砸掉，主编被抓去游街。

尽管如此，五四运动，不仅占据了道德制高点，而且的确具有合理性。不惟促进了民族的觉醒，而且通过抵制日货，振兴了民族工业，如果没有五四运动的人为干 预，作为没有关税自主权的中国，在日货的倾销下，民族工业很难有喘息的机会。政治抗议运动之前发生的新文化运动，也因为运动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不惟引入 学理和思想在发酵，而且西方的学制和学科体系也进一步完善发展，大学教育有了长足的进步。一部分人在运动过后，向右转，倾向政治改良，一部分人居中，继续 走教育、学术救国的道路，一部分人向左转，奔向了革命。三部分人都是像蔡元培所说的，吃五四饭的。持文化保守主义立场的人，后来虽然得到当政的蒋介石的赞 赏，蒋介石自己也对五四不感兴趣，但吃五四饭的人，无论在国共两党，都声势烜赫，后来的中国，实际上是他们的天下。

虽然说，国民党把五四定为艺术节，共产党把五四定为青年节，五四科学民主的旗帜加上爱国的旗帜，至今还在飘扬，海峡两岸主流社会制度虽然不同，但对于五四 的主题，都不可能否定，但是，人们发现，其实在五四前新文化运动中作为学理输入引进的自由主义，在抗议运动当口和在其后，都命运不济，自由主义者龟缩在学 界一隅，自由被科学和民主（虽然国共对两者的理解各有不同）挤到了角落，至今没有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