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峡蓄水期间，我正在写一篇关于张慰慈的文章。张慰慈是中国政治学的开拓者，北京大学最早的政治学教授，后来由于弃学从政等原因几乎被人遗忘。抗日战争初期，他担任资源委员会购置室主任，因为与该会负责人钱昌照不和，便挂冠而去。为此，我借来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钱昌照回忆录》（以下凡引该书只注页码），虽然没有找到关于张慰慈的材料，却看到早在抗日战争结束前后，国民政府就计划在三峡拦河筑坝。
钱昌照与资源委员会
这件事与钱昌照有关。钱昌照（1899——1988）字乙黎，江苏常熟人。他早年赴英国留学，就读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和牛津大学，师从拉斯基、韦伯等著名学者，深受费边社的影响。学成回国后，他在张謇引荐下用一年时间游历半个中国，拜访了张作霖、张学良、阎锡山、吴佩孚、孙传芳等实力派人物。不久，他与沈性元小姐订婚，并因此结识蒋介石，受到蒋的重用。
沈性元是浙江嘉兴人，她的两个姐姐和姐夫都是很有名的人物。大姐沈性真，字亦云，早年热衷于社会改革，辛亥革命时曾在上海组织女子军事团，抗日战争中又创办上海南屏女中，晚年寓居海外，所著《亦云回忆录》颇受史家青睐。性真的丈夫是国民党元老黄郛。辛亥革命时，黄担任沪军第三师师长，与都督陈其美、团长蒋介石是拜把兄弟。北洋时期，他担任过外交总长、教育总长兼国务总理；南京政府成立后，又担任上海特别市市长、外交部长和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等职务。二姐沈性仁是学者，她的丈夫陶孟和是中国社会学的奠基人，曾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央研究院社会调查所所长；1949年以后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直到1960年去世。早在五四时期，沈性仁就有翻译作品在《新青年》发表。1920年，她与丈夫合译的《欧洲和议后的经济》（凯恩斯著）被纳入《新青年丛书》。1943年因肺炎突发不幸逝世，费正清说“她是我们朋友中最早去世的一个”。（《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第270页，知识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
钱昌照步入政界，是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的时候。一开始他是外交部长黄郛的机要秘书，很快就升任国民政府秘书，教育部常务次长，成了蒋介石身边的红人。“九·一八”事变后，为了开发人力物力资源，争取专家学者和社会贤达的支持，蒋介石成立国防设计委员会，隶属于国民政府参谋本部，由钱昌照负实际责任。1934年，国防设计委员会改组为资源委员会，由军事委员会领导，管理全国的工业建设。在此期间，蒋介石一直兼任委员长，翁文灏、钱昌照担任正、副秘书长职务。抗战开始后，资委会脱离军委会改隶经济部，主任委员由经济部长翁文灏兼任，钱昌照任副委员长，主持日常工作。当时资委会所辖企业100多个，成为国统区重工业生产和管理的垄断机构。
抗战胜利后，资源委员会升格为部级机关，成为行政院的直属单位，钱昌照任委员长，负责全面工作。当时资委会的主要任务是接管敌伪企业、调整工业布局、拆迁日本工业设备（后停止）、编制重工业建设五年计划。在此期间，钱昌照主持的一个重要项目，就是兴建三峡水利工程。
三峡工程的筹备
三峡工程筹备工作是从1944年5月开始的。当时盟军在欧洲战场进入反攻阶段，中国抗日战争也胜利在望。为了给战后工业发展提供充足的电力资源，钱昌照邀请美国垦务局总工程师萨凡奇前来我国考察。萨氏在国际上享有盛誉，来华后他首先勘察了都江堰、大渡河、长寿龙溪河等地，随后在水利专家黄育贤陪同下，乘木船沿三峡考察，认为在黄陵矶可以筑坝。考察结束后，他提出《扬子江三峡计划初步报告》，详细论证了工程方案、工程造价、综合效益、中美技术合作等问题。
第二年5月，经国民政府批准，三峡水力发电计划技术研究委员会正式成立，钱昌照任主任委员，三峡工程的勘察设计进入实际运作阶段。为了协调并调度各方面力量，由资源委员会牵头，会同有关部门对三峡工程的前期工作做了分工：工程勘测由资委会所属全国水力发电工程总处负责，工程设计由美国垦务局负责，坝址钻探由地质调查所负责，水文调查由扬子江水利委员会负责，社会和经济调查由资源委员会负责。此外，美国方面还负责航空测量，并派高级工程师柯登来华协助萨凡奇工作。据钱昌照回忆，到1947年4月，“各种拦河坝、电厂、船闸的比较布置，各部门工程的比较设计已经做出；洪水量、水库容量、航道深度等也有了初步计算，估计全部工程的主要设计图纸和施工规范可于1948年底完成。”（第81页）
钱昌照说，根据萨凡奇的构想，为了预防氢弹袭击，电厂要放在水下，大坝要能够抵挡常规武器的轰炸。大坝建成后，由于坝身不高，发电能力为1056万千瓦，只需要淹没万县，移民30万。三峡工程完成后，交流电供电范围在方圆1000公里左右，最远可将电力送到上海。除发电以外，还要办几个化工厂，并兼顾航运、防洪、灌溉、都市供水、水产养殖等方面，所以他认为“这是一个多元计划”（第81页）。萨凡奇也说，这是一个好方案，长江水流一旦被控制，下游的湖泊就可以耕作，水浇地也可以扩大四五百万亩左右。至于该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以及其他一系列问题，当时并没有考虑，这可能与时代的局限性有关。
方案出台后，立刻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美国《幸福》杂志的老板来华时，曾不客气地问：“中国有能力搞这么大的工程吗？”钱昌照没有正面回答，却说了这样一句：“中国人是聪明的，有志气，就要做这个大事，使中国人有自信心。”后来，蒋介石在一次宴会上向美国朋友介绍三峡大坝时，还特意表示：“你回美后请向总统报告，大坝告成后，将取名为罗斯福大坝。”（第83页）
为何半途而废？
按钱昌照的说法，三峡大坝需要巨大的资金投入，是一项“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第82页）的工程。在他主持筹备三峡工程的最初两年里，工程设计“耗用了100多万美元”。他估计，假如“再花100万，1948年就可以施工”（同上）了。让他始料不及的是，到1947年4月，事情突然发生变化。
这个变化与行政院院长宋子文辞职有关。1947年初，针对宋子文贪污腐败的种种劣迹，著名学者傅斯年首先在参政会上发难，随后他又在《世纪评论》和《观察》周刊发表《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宋子文的失败》和《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等文章，终于迫使宋子文下台。值得注意的是，傅斯年在《论豪资本之必须铲除》中，多次提到资源委员会。他说：宋子文所谓国家资本，除了铁路、民航、银行全由国家经营外，“又有资源委员会号称办理一切重工业。这样发达的国家资本主义我们应该几乎要成社会主义国家了，然而内容大大不然。糟得很多，效能二字谈不到的更多。譬如两路局，资源委员会等，你不能说他贪污。但无能和不合理的现象更普遍。推其原因，各种恶势力支配着（自然不以孔宋为限），豪门把持着，于是乎大体上在紊乱着，荒唐着，僵冻着，腐败着。恶势力支配，便更滋养恶势力，豪门把持，便是发展豪门，循环不已，照道理说，国家必糟。”傅斯年还说：宋子文“有时仿佛像是有政策的”，但其作风十分蛮横，有“无限制的极狂蛮的支配欲，用他这支配欲，弄得天下一切物事将来都不能知道公的私的了”，因此他所谓国营，不过是“宋营”；而资委会的事业，又都是“无办法，或非赔钱不可的”，因此他所谓国营，又“是‘国赔’而已”。（《观察》第二卷第一期，民国三十六年三月一日）
在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宋子文与钱昌照的关系。宋、钱订交，是在钱担任国民政府秘书的时候。钱说：“我自认识宋以后，彼此之间的关系非常好。孔、宋有矛盾时，我支持宋。当我在资委会的工作中同孔发生矛盾时，宋总是支持我的”（第122页），他认为这是“我与宋自然而然相互在政治上联结起来”的基础。抗日战争中，钱昌照在蒋介石面前失宠后，“和宋子文的关系就更加紧密。”（第88页）
对于资源委员会和钱昌照，胡适在1954年曾借用朋友的话作过评论：“中国士大夫阶级中，很有人认为社会主义是今日世界大势所趋；其中许多人受了费边社会主义的影响，还有一部分人是拉斯基的学生。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在政府任职的许多官吏，他们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只有依赖政府，靠政府直接经营的工业矿业以及其他的企业。从前持这种主张最力的，莫过于翁文灏和钱昌照，他们所办的资源委员会，在过去二十年之中，把持了中国的工业矿业，对于私有企业（大都是民国初年所包办的私有企业）蚕食鲸吞，或则被其窒息而死。他们两位（翁文灏、钱昌照）终于靠拢，反美而羡慕苏俄，也许与他们的思想是有关系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七册第二三七四页，台湾经联出版事业公司民国73年版）这些话对于全面了解中国知识分子在20世纪上半叶的思想状况和他们在救国问题上的路径选择，颇有帮助。
另外，张慰慈和沈怡也对钱昌照略有微辞。1938年底，张慰慈写信对胡适说：“在所谓抗战时期，决不是我们讲建设的时候，因为所谓厂矿决非立时立刻可以办得起来，等到办了一半停止，不是前功尽弃，白费金钱？但乙藜（钱昌照字乙藜）先生一类人物只晓得海阔天空，乱吹乱唱，今天办这样，明天办那样，至于怎样去办，办了以后又有怎样影响，他们毫不计及，到了今年秋天，湖南湖北江西等处的厂矿就拆的拆，搬的搬，毁的毁，不晓得白费了多少金钱。可是经过了这样的教训以后，他们还是不能觉悟，照样的要买这样，买那样，还是大刀阔斧的去干。但我却不愿意把有用的金钱由我的手里白花出去，所以借了另外一个题目，打了几个电报向资源委员会辞职。”（《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392页）
沈怡是钱昌照的妻兄。他早年在德国专攻水利，回国后进入政界，担任过交通部次长、大连市市长、南京特别市市长等职。晚年时他曾撰文批评钱昌照，“认为资委会的主要负责人经常吃吃喝喝，工作效率不高”，钱为此很不高兴。（第161页）
宋子文下台后，钱昌照也提出辞呈，于1947年4月27日离开资源委员会。钱氏一走，行政院于5月10日下令停止与三峡工程有关的一切活动。“两年多的调查资料和国内外的设计图纸，成吨成堆”，只好存放在武昌的一座新建的小屋里面；派到美国实习两年多的50名工程技术人员，回国后都被迫改行；至于那位著名的美国工程师萨凡奇，离开中国时也“难过得几乎要哭了”（第82至83页）。
后话
钱昌照辞职后，在宋子文资助下成立了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并与著名学者吴景超、刘大中等人创办了《新路》杂志。这是一个批评时政的刊物，对国民党共产党都有批评。据说宋子文只知有研究会，不知有《新路》。1948年8月，钱昌照出国考察，并于第二年6月在中共地下组织的安排下回到北平。
1949年7月的一个晚上，毛泽东在驻地会见钱昌照。他们谈论的范围很广，在谈到长江水利开发计划时，钱详细介绍了三峡工程筹备过程以后对毛说：“国民党政府太不像话，花了不少人力财力进行筹备，而1947年4月底，在我离开国民党政府不到两个星期，就停办了。”毛说：“将来这件事还是要办的”（第105页），后来周恩来也向钱昌照表示，这件事“新中国一定要办”（第82页）。
1979年，寓居美国的沈怡得了癌症，希望与仅存的妹妹性元见上一面。这时，钱昌照已经是全国政协常委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委员了。沈性元赴美时，“水利部托她将‘三峡计划’资料带去，征求他的意见。当性元将资料取出时，他拒绝阅看，说‘当年建造黄河三门峡时，我在国外撰文认为干不得，中苏专家不听，闹成笑话。我又何必操心呢？经性元婉转劝说，……他终于看了资料”（第161页）。第二年，钱昌照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他是1988年去世的，享年89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