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进行的三峡工程论证,是三峡工程建设过程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事件。也是国内外大型工程建设决策过程中绝无仅有的宏大活动。虽然至今国内外仍然有一些反对三峡工程建设的声音，但那次由国家决定进行的有关三峡工程所有重大问题的科学论证，无疑对推动工程的立项建设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上世纪80年代初，在“文化大革命”运动结束后不久，中央高层就开始酝酿三峡工程的建设问题，当时的国务院主要领导人姚依林、万里、李鹏、宋平等都先后到三峡工程现场做过实地调查。三峡工程的设计单位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长江水利委员会）也积极配合进行各种设计的方案研究。但是当时社会上也出现了反对兴建三峡工程的声音，从社会、经济、技术、环境、以至国防安全等众多方面对三峡工程的建设提出质疑。1985年以周培源同志为团长的全国政协三峡工程考察团对三峡工程进行了大规模的实地考察，考察团内部在讨论中就有着完全不同的意见。这种情况对中央做出有关三峡工程建设的决策造成了很大困难，急需通过适当途径解决这些认识上的分歧。1986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长江三峡工程论证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 (中发[1986]15号），要求对三峡工程所有重大技术、社会、经济、生态与环境等问题进行全面论证。并明确论证工作的组织领导由水利电力部 (论证工作开始时水利电力尚未分别设部, 后期则为水利部)负责.由当时的部长钱正英同志担任论证领导小组组长。论证工作从1986年6月开始，至1989年 2月领导小组第十次扩大会议结束 历时2年8个月。
我当时受聘担任地质地震专家组专家和生态与环境专家组专家，还担任地质地震专家组工作组成员和长办联络员。参加了论证工作的全过程。现结合我所经历的一些主要活动，对论证工作做一简要回顾。
论证工作聘请了412位专家成立了14个专家组。412位专家分别来自国务院17个部委，中科院12个院所、29所高等院校及28个省市专业部门，涉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财政经济、生态与环境、系统工程、人防等40多个专业，都是当时各个专业领域资深、有影响的专家。分为：地质地震、枢纽建筑物、水文、防洪、泥沙、航运、电力系统、机电设备、移民、生态与环境、综合规划与水位、施工、投资估算、综合经济评价等14个专题组进行专题论证，同时聘请了21位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和有社会影响的人士担任顾问。这412位专家和21位顾问不仅来自全国众多的部门和单位，而且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有过去参加或接触过三峡工程问题的，也有初次接触三峡工程的；有赞成兴建三峡工程的，也有反对修建这一工程的。像孙越崎老先生就被聘为顾问。
论证工作主要以专题组的学术活动为主，有些相互关联、交叉的问题，也可以联组讨论的方式相互沟通、交流，也可以派出有关专家去其他组参加有关问题的讨论。我就曾经多次去枢纽建筑物组参与有关问题的讨论，甚至参与现场查勘。各专题组根据本组论证主题，拟定出论证工作大纲和论证的重点问题报领导小组审阅，并在论证领导小组第二次扩大会议上由各专业组长向大会做出汇报经审议通过后实施。
领导小组扩大会是审查论证成果的主要形式。领导小组会一共召开了十次。第一次会议主要是贯彻中央文件精神、研究确定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的工作目标、方法、内容、阶段划分及组织机构等；第二次至第十次均为领导小组扩大会，第二次扩大会主要听取和审议各专题专家组的工作计划和安排；其后的第三次至第九次扩大会议着重检查各专题的工作进度,分专题审查各专题论证的主要成果。第十次领导小组扩大会除了就少数有争议的重大问题进行必要的补充说明外，主要是听取潘家铮同志关于论证成果的总结发言，论证工作至此基本结束。会后长办（长江委）根据论证报告的精神和主要结论，于1989年2月报送了《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可行性研究报告（审议稿）》。
论证工作自始至终贯彻科学与民主的精神。不仅反映在专家的人员组成上，也体现在讨论过程和大会发言中，最后落实到各专题的论证报告上，都要包括主要的不同或反对意见。最后有9位专家因持有不同意见而未在本人所在小组有关的专题论证报告上签名，同样受到与会者的尊重。
为了与国外可行性研究工作进行参照对比，经国务院批准，决定由世界银行及加拿大咨询公司与国内平行进行可行性研究。
三峡工程论证所体现出的科学、民主与包容，值得我们在所有重大问题的决策中效法和发扬。
我所在的地质地震专题专家组，由当时国内各行业著名的22位工程地质和地震专家组成。他们分别来自地矿部，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地球物理研究所、国家地震局、水电部水规总院、北京、长春、成都三所地质学院、南京大学、湖北省地质局及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等10余个单位。组长由戴广秀同志担任，副组长有李坪、王思敬、姜国杰、胡海涛，工作组组长刘效黎。专家组聘请了陈宗基、贾福海两位中科院学部委员作为顾问。
经专家组第一次全体会议讨论，确定地质地震专题专家组重点讨论论证三个问题：区域地壳稳定性、水库诱发地震、库岸稳定性。鉴于三峡坝址区地质勘察研究深度已接近初步设计，且各方面对坝址工程地质条件优越的看法始终是一致的，所以坝址工程地质条件未再列入本次论证的重点。专家组专家多数人都在以往不同时期参加过三峡工程地质地震问题的研究，尤其是地矿系统的专家，许多人都在早期直接承担或参加过三峡工程的生产和科研工作，对情况十分熟悉。50年代以来，围绕三峡工程的许多重大地质问题召开过众多的咨询会、讨论会和专题研究会，特别是1985年8月上旬，国家计委和国家科委委托地矿部召开的“三峡工程地质问题讨论会”，重点就三峡工程坝区地壳稳定性、库岸稳定性、水库诱发地震、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和矿产淹没等四个问题进行了讨论，并提交了《长江三峡工程地质问题讨论会论证报告》。所有这些活动都为本专题论证工作的顺利进行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本专题的论证过程中，区域构造稳定性和库岸稳定性专题，都遇到某些问题以往的工作深度或资料不满足论证需要的情况，也有一些会外传递过来的质疑需待澄清,有关单位都立即组织力量及时补充必要的工作以满足论证的需要。其中最典型的有两件事：其一，会外地矿系统有学者根据彩红外和侧视雷达遥感图像的解译提出：距三斗坪坝址上游10 km的狮子口一带，有一北北西向延伸的断裂束线性影像十分突出，可能是新活动断裂的反映；三斗坪坝址有一条北北东向的线性影像明显，是一条大断裂，南岸有一环形影像，可能是火山口，甚至传言三峡坝区发现了一条大裂缝。这些问题的提出，引起长江委有关领导及论证专家组的高度重视。我们在三峡地区尤其是在坝址区工作了几十年,对上述有关问题的认识心中是有数的。但是为了提供论证专家组更有针对性的资料,也更有根据地说服所有持有疑问的人,长办勘测总队立即组织力量对这两个问题进行专题研究，主要是现场实地核查，两处都安排进行专题现场核查研究，这是1981年我在美国进行遥感技术应用考察时体会最深的有益经验。尤其是对坝址区的北北东向线性影像,有针对性的在坝址左右岸横穿影像挖坑槽，同时在左岸从8号平硐开挖垂直影像的支洞横穿影像，还在适当位置布置斜孔从深部横穿影像，从空间上全面控制影像通过地段的地质背景。最后得出结论，怀疑者提出的线性影像是地形和植被的反映，没有发现同方向的断裂构造。直到工程开工后永久船闸边坡大开挖，大范围形成垂直影像的4个高边坡，没有发现同方向的断裂，再一次验证当时结论的正确。狮子口线性影像范围进行了150km2 1/5万地质校测和8条地质横剖面测绘，证实该地段位于黄陵背斜西南缘沉积盖层中，地层被强烈挤压，岩层陡立，线性影像是地层走向的明显反映，从而有充分根据地回答了有关的质疑。第二个问题是陈宗基研究员提出的。他多次指出，中国从华北平原过秦岭，经南阳盆地、江汉平原直至北部湾有一条山地和平原的地貌分界线，美国人解译沿这一地貌分界线是一条大断裂，三峡工程就在这个断裂带内，需引起重视，并建议通过深部地球物理探测厘情这一问题。对中国这一地形第二阶梯与第三阶梯接壤处的地质背景，我们一直十分重视，对之做过仔细的研究。研究结论是：在鄂西地区，这个阶梯分界在枝江附近，西距三峡坝址约100 km。南津关以东相当范围有钻孔证实，古生代地层形成的夷平面以平缓的倾角连续完整地倾伏于江汉平原之下，没有大的区域性断裂。但为了慎重回答陈宗基研究员的疑问，经研究决定通过深部地球物理勘探（人工地震测深）来认识这一问题，并委托地壳应力研究所进行这一研究。人工地震测深布置5条纵测线，全长1040公里，和相应16条非纵测线，全长2220km。主纵测线由四川奉节至湖北江陵。为了保证探测工作的顺利以及不妨碍长江航运，探测选择在深夜一点钟进行，我们都集中在江陵观音垱实地观看了这次探测。成果完整的揭露了整个三峡河段及江汉平原西部的地壳结构，各壳层的厚度、壳层界面的连续性完整性，断裂的切割深度，以及江汉平原与鄂西山地接壤处莫霍面的倾伏情况。成果显示整个三峡河段及江汉平原西部，各壳层清晰，界面连续完整，没有深大断裂，几条区域性断裂都是切入基底不深的基底I型断裂，从而进一步证实三峡工程大地构造环境良好，区域构造稳定好。这个探测不仅取得了重要成果，而且反映了论证工作的严肃、认真和科学的态度。据我所知，为一个单项工程进行如此类型的大规模探测在世界上还是第一例。
库岸稳定性专题则由地矿系统有关单位、中科院、水科院及长办等单位，分别向专家组提供了10份调查报告和研究成果。许多单位根据需要，有针对性的进行了必要的补充现场调查和一定的勘探工作。大大提高了库岸稳定性问题的认识深度。地质地震专题专家组前后一共召开了三次全体会议、三次专家组长、工作组工作会议，及两次专题学术讨论会。两次专题讨论会分别就区域地壳稳定性及水库诱发地震专题，库岸稳定性专题进行深入讨论，讨论会扩大邀请了许多论证专家组之外的专家参加。第三次全体会议于1987年 10月30日至11月4日在北京召开，审议通过了《长江三峡工程地质地震与枢纽建筑物专题地质地震论证报告 》及三个附件：《长江三峡工程区域地壳稳定性评价报告（附件一）》、《长江三峡工程水库诱发地震危险性评价报告（附件二）》、《长江三峡工程水库库岸稳定性评价报告（附件三）》。1987年12月召开的论证领导小组第五次扩大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本专题的论证报告。
对长办（长江委）的同志来说，论证工作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压力和历史责任。它不仅关系到三峡工程能否获得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顺利提到国家的建设日程上，同时也是对我们几十年从事三峡工程勘测、设计和科研工作的一次全面检验。直接参加论证工作的同志多是各专业的技术负责人，多以长办联络员的身份参与工作。不仅要处理各专家组随时提出的各种问题和要求，主要责任是回答专家们在讨论中提出的各种问题和质疑。
回忆起来，这是我一生中工作最忙碌的一段时间。论证开始之初的一个月，几乎每周来回北京一趟，向潘家铮总工及地质地震组的组长汇报、修改及审定地质地震专题专家组的论证工作大纲。其后很长一段时间，围绕本专题的论证，来回奔波于武汉-北京-宜昌（重庆）之间。我的老母亲当时正和我们居住在一起，看见我这样的奔波忙碌，感触良深，写下了一首诗：
赠二儿
岁岁京华与巴蜀，朝朝车船与马足。
餐风露雨勤勘测，载月披星贯踌躇。
长江万里波涛涌，三峡千秋体态殊。
移山倒海非虚语，喜看高峡出平湖。
1986年12月，我正在北京参加领导小组第三次扩大会议，突发高烧不退，急送回汉口，住进了妻子工作的军工医院，经检查患了急性胸膜炎，胸腔积液。紧急住院治疗，抽胸水、打吊针。当时论证工作进入关键时期，有许多资料及文稿要看阅，每天打完吊针就披衣坐起在病床上审阅修改资料和文稿，结果疾病复发，已经吸收了的胸水再次产生积液,不得不进行第二次治疗。等病基本好了以后，妻子对我说，第二次出现胸水把她急坏了，因为只有肺癌胸水是无法吸收干净反复产生的，所以她非常担心，対积液检验了癌细胞等胸水完全吸收干净稳定后她才放心。
地质地震专家组是很不幸的。论证工作开始不久，专家组长戴广秀同志就因病住院，坚持带病工作，但终于未等到论证工作结束，于1988年9月逝世。另一位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三峡大队大队长肖德俊同志，因积劳成疾，于1988年元月 18日病逝，当时年仅46岁，英年早逝。长办三峡院承担着三峡工程地质勘察与研究的主要工作，因此不仅要为论证提供主要的技术资料，还要负责所有领导及论证专家组现场考察接待的事务，任务十分繁重。当时不论有什么需要三峡院准备的事，不管时间多紧迫，一个电话过去，绝对按时安排妥当，从不误事。他逝世时我在北京领导小组第六次扩大会议，当得知此消息时，悲痛不能自己，当即写了一幅挽联送去，寄托哀思：半壁重镇 倚君才 高峡平湖；壮志未酬 天不佑 饮恨九泉。
三峡工程开始大规模研究已是60多年以前的事了，论证则已过去了三十年，工程全部建成发挥效益也已近十年。当年为工程进行前期规划、勘测设计及科学研究，乃至参与论证的许多人都已不在人世了。写这篇文章缅怀去者，慰抚存者，激励后人。
人物介绍
陈德基 ,1935年2月生，贵州平坝人。著名的工程地质专家，1990年被授予“中国工程勘察大师”，1991年被授予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同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授予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1953年毕业于柳州高级工业学校水利科，1957年入北京地质学院水文工程地质系进修2年。曾任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勘测总队总工程师，长江水利委员会综合勘测局局长，长江勘测技术研究所所长。先后参与、主持和负责过长江流域干支流10余座大型水利水电工程的地质勘测与研究，在解决各类重大地质问题上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其中，乌江渡、葛洲坝、万安等水电站分别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国家优秀工程勘察铜质奖，他均为主要参加者或有突出贡献者获奖。
陈德基同志作为三峡工程地质总负责人，为三峡工程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在其它重大工程实践中，如新滩滑坡预测、深圳机场场道地基勘测、黄腊石滑坡的治理勘察等，均取得了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先后主持完成了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三个专题的研究。先后在国内外刊物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主编出版专著一本、论文集两册。
历史性贡献
陈德基同志，1977年以来，作为三峡工程地质总负责人，全面主持和组织完成了各设计阶段的地质勘察与研究工作，针对三峡工程的重大地质地震问题取得了许多创新的成果。三峡工程正式动工兴建后，继续组织完成了许多重大技术问题的勘察与研究，及时解决了工程施工中的重大技术问题，获得了有关专家、业主及施工单位的高度评价。陈德基同志为三峡工程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