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同志思想敏锐、目光远大，多谋善断、举要驭繁，总是在国内大局和国际大局相互联系的高度审视中国和世界的发展，善于从全局上思考问题，善于在关键时刻做出战略决策。
邓小平同志是三峡工程的决策者，借党史学习教育的东风，最近我从文献资料中梳理出邓小平同志关于三峡工程的九次重要谈话。
第一次谈话（1980年3—4月）
1980年3月，美国政府为履行由邓小平副总理和蒙代尔副总统签订的美国政府五年技术援华协定，派出以田纳西流域管理局主席弗里曼为团长，包括陆军工程师兵团司令莫里斯中将、内务部垦务局局长希金森等24人组成的水电代表团来我国进行工作会谈，其间参观了葛洲坝工程和三峡坝址。这次接待工作是由电力部副部长李锐同志主持的。李锐在接待过程中，将国内有关三峡工程的争论和自己的观点，转告了美国代表团。他们回国后，便在4月3日出版的美国《工程新闻记录》杂志上发表报道，标题是“中国放弃了宏伟的水坝工程”，文中引用了弗里曼的原话“我们成功地扼杀了长江上那座700英尺的高坝”，“我们帮了中国领导人一个大忙”。该杂志向全世界发行，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这些说法使邓小平对三峡工程不能不心存疑虑。这样，他在谈及国家长期规划编制时曾说：“中央常委定了，三峡工程起码十年内不考虑。”三峡工程的研究从此进入一个最低潮的时期。
第二次谈话（1980年7月）
但是，当邓小平同志对三峡工程的问题有了真切的了解后，便改变了过去的看法。1980年7月11日至13日，邓小平由湖北省委书记陈丕显、四川省省长鲁大东、长办魏廷琤等同志陪同，乘东方红32号轮视察了长江。在察勘三峡河段时，邓小平谈及对修建三峡大坝的一些意见，并详细询问了两个比较坝址、防洪作用、发电效益、航运条件、工程投资和生态环境等问题，魏廷琤均作了汇报和解答。
7月下旬，邓小平在听取胡耀邦、赵紫阳、姚依林等同志汇报国家长期规划谈到三峡问题时说：“我建议赵紫阳同志，由国务院召开一次三峡专业会议。我听了汇报，有些看法。三峡问题要考虑，只担心一个航运问题。现在了解，运的东西不多，船闸有5000万吨通过能力，顾虑不大。另一个生态变化问题，听起来问题也不大。三峡搞起来以后，对防洪作用很大，发电效益很大，轻率否定三峡不好。”邓小平这一次谈话，对三峡工程是一个极其重要、极其关键的转折。国务院常务会议随即作出决定：“关于三峡建设问题，由科委、建委负责，继续组织水利、电力及其他方面的专家进行论证，提出意见。”三峡工程问题又开始升温。
第三次谈话（1982年9月22日）
邓小平在听取胡启立、郝建秀、李鹏等关于建设二滩水电站等问题的汇报后指出，“要搞现代化，没有大的骨干项目办不到，没有骨干工程，小项目再多顶不了事。对这些大项目，每一个都要做好前期工作。我看三峡低坝方案也应该搞嘛！这些项目，都需要很长的建设周期，应该早一点动手。不要徘徊，一徘徊，一年两年就过去了。”
第四次谈话（1982年11月24日）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召开，国家经济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十二大决定提出：在本世纪末，工农业总产值要翻两番。这样，则要求电力工业的发展速度应略高于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至少应做到同步。因此，必须兴建大的骨干工程，重点是开发黄河上游、长江中上游和红水河的水力资源。长江上关键在三峡工程。
10月8日，万里副总理带领中央有关部委的同志专程查勘三峡坝址，并说“这次是小平同志批了，他不批我也不来。”万里在听了汇报后表示：“大家统一意见，赶快写一个简单的建议给中央，早点下决心。”
11月4日至15日，姚依林副总理专程到武汉和宜昌了解情况，并查勘了三峡坝址。他说：“是小平同志要我来看看。”通过汇报、讨论，姚依林认为，三峡前期工作比较成熟。特别是11月24日，邓小平在听取国家计委关于2000年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汇报中，谈到三峡工程时说：“我赞成搞低坝方案，看准了就下决心，不要动摇。”这又加快了中央对三峡工程决策的步伐。
图片“电力工业的发展速度应略高于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至少应做到同步。因此，必须兴建大的骨干工程。”“我赞成搞低坝方案（编者按：后采用中坝方案），看准了就下决心，不要动摇。”
第五次谈话（1983年6月30日）
邓小平同志出席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指出，“不搞重点建设没有希望。能源、交通等重点项目，都是十年八年才见效的。比如三峡工程、长江上游的二滩工程，应该搞哪个，不要再犹豫了，犹豫一年就多耽误一年。外国人说我们翻两番靠不住，为什么？因为我们计划的电力只能翻一番多，光这条就断言，我们翻两番要落空。”
第六次谈话（1985年1月19日）
决定三峡工程命运是在1985年1月19日，这是一个永远值得纪念的日子。邓小平同志在参加建设广东大亚湾核电站有关合同签字仪式后，详细询问了三峡工程的情况。李鹏当时任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三峡工程筹备领导小组组长。小平同志听完李鹏的汇报后指出：“三峡是特大的工程项目，要考虑长远利益，我们应该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些好的东西。”“低坝方案不好，中坝方案是好方案，从现在即可着手进行。”当谈到三峡移民要实行开发性移民方针时，小平同志说，“现在的移民方针对头了”，“100万移民也有办法安置，可以发展乡镇企业，也可以搞第三产业，还可以发展旅游”。针对李鹏说的“正在考虑成立三峡行政区，用行政力量来支持三峡建设，做好移民工作”，小平同志讲，“可以考虑把四川分成两个省，一个以重庆为中心，一个以成都为中心”。
第七次谈话（1985年1月23日）
1985年1月23日上午，邓小平与赵紫阳、姚依林、胡启立等同志谈经济问题时说：“关于三峡问题，我找李鹏来谈了一下，了解到现在的方案，万吨轮开不到重庆，这不能解决问题。如果你们采取中坝方案，增加50万人搬迁，可以增加装机容量700万千瓦，有了这一条就可以把那50万人养活下来，万吨轮也可以到重庆。如果万吨轮不能到重庆，就没有意义。是否采用中坝方案，请你们认真考虑。”最后还说：“反正是两条，一条是万吨轮要能到重庆，第二条是能防洪，延长三年可以嘛！基础按中坝方案做没有危险。”
第八次谈话（1986年3月31日）
在低坝与中坝方案尚待抉择的同时，社会上对三峡工程建设问题也有一些不同的意见。1985年12月23日，香港《文汇报》发表题为《三峡筑坝弊多利少，全国政协建议缓建》的文章。1986年3月19日，该报又发表了长江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筹）答复全国政协“缓建”建议的文章。这些都是国内争论的反映。1986年3月31日，在人大、政协两会期间，时任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的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美国《中报》董事长傅朝枢先生，回答了他提出的有关三峡工程建设的问题。傅朝枢事后告诉法新社说：“邓小平表示，建三峡大坝，仍待作出最后决定。总的来说，好处多于坏处。”
第九次谈话（1986年4月）
1986年4月19日至28日，赵紫阳、李鹏、王任重及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视察了三峡坝址与库区后，认为工程的技术问题和经济问题都可以解决，唯一的问题是政治问题。他们回京后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时，邓小平认为：上三峡工程有政治问题，不上三峡工程，政治问题会更大，只要技术、经济问题能解决就应该上。
小平同志的九次谈话，前后跨度达7年，贯穿了小平同志从复出到做出兴建三峡工程决策的全过程。这是决策科学可供研究的一个经典案例，初步分析这个案例，有六点体会：
一是，要牢牢把握重大决策的根本点。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也是判断一个决策是否正确的标准。小平同志指出：“三峡是特大项目，要考虑长远利益，我们应该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些好的东西”就体现了这一根本宗旨。把握了这个根本点，就能冲破重重迷雾，做出正确的、经得起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决策。
二是，要掌握调查研究这个基本方法。应该讲，小平同志对三峡工程在最初的时候有过犹豫，但在1980年7月亲自到三峡调研过之后就下定了决心。据魏廷琤同志回忆，小平同志在调研过程中，对三峡工程涉及方方面面的问题问得非常细，而后又听取了王任重、李先念、王震、李鹏等同志的意见，调研工作做得细致、扎实，为最终决策奠定了基础。
三是，善于听取不同的意见，不断完善决策。三峡大坝的坝高，是三峡大坝决策后期争论最大的问题，重庆市和李先念同志对此提出了意见，小平同志果断决策：万吨轮要能到重庆。现在运行18年的实践证明，这一条非常重要，对充分发挥三峡防洪功能，推动重庆市、西部地区乃至长江经济带发展至关重要。
四是，讲求工作艺术，争取大多数人支持。兴建三峡工程，在党内、行业内、不同省份也有不同意见，这些不同意见影响到了党内高层，影响了决策。小平同志以高超的政治智慧和政治艺术，不断地做中央领导同志的工作，为中央最终做出兴建三峡工程的决定扫清了障碍。
五是，要强化决策的过程监督。1982年9月，小平同志指出：“这些项目，都需要很长的建设周期，应该早一点动手。不要徘徊，一徘徊，一年两年就过去了。”1982年11月，小平同志强调：“看准了就下决心，不要动摇。”1983年6月，小平同志再次敦促：“不要再犹豫了，犹豫一年就多耽误一年。”小平同志的反复催促，为三峡工程早日做出决策起到了重大推动作用。
六是，要从政治上考虑问题。小平同志关于三峡工程的一番谈话广为流传：“上三峡工程有政治问题，不上三峡工程，政治问题会更大，只要技术、经济问题能解决就应该上。”重大决策有时政治、经济、技术问题相互交织，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有政治勇气、政治决断力，果断做出决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