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能对崛起的麻烦有足够的认识，中国就不能有有效的国际战略来应付各种外在的压力，转而制约中国的崛起，使得崛起变得不可持续。

中国开放式的崛起在造就了开放性的区域主义的同时，也导致了巨大的外在压力。无疑，中国从开放状态下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但中国还没有找到在这种新的国际形势下有效地保护和增进自身的战略利益的方法。

多少年来，中国一直在追求崛起。到今天，无论从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知，还是从中国的实际经济影响力来看，中国的确在崛起，正在成为很多中国人期待已久的大国。但是，随着崛起，中国也正在进入一个大国所必然面临的诸多麻烦，甚至陷入大国政治的逻辑，即和其他国家的冲突。如果不能对崛起的麻烦有足够的认识，中国就不能有有效的国际战略来应付各种外在的压力，转而制约中国的崛起，使得崛起变得不可持续。

今天，国际政治的一个大趋势就是中国正在成为各国在制定其外交政策和国际战略的关注点。这种情况从前没有发生过。当中国不在其他国家外交政策和国际战略的议程上时，中国可能只是他们要考量的其中一个因素，但不会是主要的因素。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面临的外交和战略压力不会达到中国难以对付的地步。不过，当这些国家把中国置于其外交和战略的头等议程上时，中国所面临的外交和战略压力就会遽然增加。

中国成为其他国家外交和国际战略的核心问题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最主要的是世界的经济重心已经转移到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在亚洲，最先崛起的是日本，然后是亚洲四小龙和其他一些新兴经济体。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通过各种双边、区域和国际的机制顺利地消化了以日本为领头羊的亚洲崛起。但随着中国和印度的崛起，美国和西方面临着一个新的挑战，即如何消化这两个大国的崛起，尤其是中国。较之印度，中国不仅发展更快，而且也和西方更不“相同”。

亚洲持续崛起的领头羊

在过去的数十年中，中国扮演了亚洲持续崛起的领头羊。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作为亚洲经济重心，“拥抱”了整个亚洲。今天中国正在扮演这个角色。中国成为世界加工厂，不仅使得其“拥抱”着亚洲，而且也对亚洲之外的世界经济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力。很显然，中国的经济影响力已经到达了非洲、拉丁美洲，同时通过贸易机制中国和西方的经济体之间拥有了相当高程度的相互依赖性。这就是为什么这次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包括西方在内的很多国家，对中国抱有如此高的期待。（对中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上能扮演的角色的高度期待本身就是一种外在的压力。）

世界经济重心的转移必然导致世界战略重心的转移。对美国来说，二战后跨大西洋战略轴心最重要，现在是是亚太地区（跨太平洋轴心）最重要。很多年来，美国的战略重点已经转移到以中国为核心的西太平洋地区。布什政府在从事反恐战争的同时也没有忘掉亚洲战略，在其任内，基本上完成了人们称之为亚洲小北约的布置，即和日本、澳大利亚（澳洲）的军事联盟。这次美国加入《东盟友好条约》，“返回”亚洲，更显示了美国战略西移。

日本一直是亚洲的最大经济体，其战略也一直是以中国为核心的。这里尽管与其和美国的同盟关系有关，但即使没有这种同盟关系，中国也是其战略核心。日本这些年的内部的军事提升与发展和外部的战略安排都是以中国为目标的。在东南亚、非洲和其他地方，日本一直把中国看成是竞争对象。在这个构架内，日本的战略必然“向西看”和“向西南（东南亚）看”。

亚洲的另外一个大国印度这些年来也加速了其“向东看”政策的力度。这里不仅具有经济原因，更具有战略因素，即印度的国际战略目标就是中国。甚至在不久前对自己的亚洲定为并不明确的澳大利亚也在今年提出了“向北看”的政策，其国防白皮书明确表明中国是其潜在的敌人。

除经济因素之外，西方和各国把中国视为其战略重点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因为中国具有很不相同的政治制度和中国的军事现代化。随着中国的崛起，在西方看来，其政治制度不仅没有发生具有实质性的变化，反而变得更为强大了。这种情形也使得他们对中国的猜疑或者“不确定性”越来越大。很多国家把中国视为是“竞争者”甚至是“敌人”，并不仅仅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崛起，而是因为他们对中国政治制度的怀疑。再者，随着中国的经济崛起，其军事现代化似乎不可避免。即使中国没有像前苏联或者美国那样，和他国进行军备竞赛，光是正常的军事现代化也足以对外界产生很大的压力。

所以，很显然，各国把中国作为其外交和战略的核心的两个明确目标就是，一是分享中国经济崛起的经济利益，二是从战略上“消化”甚至遏制因为中国经济崛起而带来的外部影响力。

西部外交和战略压力上升

但问题还远未至此结束。中国的西部外交和战略压力也正在迅速上升。那里，除了藏独和疆独运动之外，恐怖主义更是威胁着中国的内部安全。实际上，正是因为西部的战略形势牵涉到内部安全问题，中国不得不投入大量的外交和战略资源。这个形势有效地制约和牵制着中国的海洋战略。

南海问题对中国的海洋外交更是具有直接的压力。因为中国的崛起，一些和中国有领海主权纠纷的国家感到时间在中国一边，因此加紧了他们各自的或者共同的战略调整。领土和领海的纠纷本来多属于双边关系，但这些国家通过多年的努力，已经把双边关系转变成为区域关系和多边主义，甚至国际化，使得双边可能的纠纷不仅涉及到国际组织，而且是“邀请”其他大国的卷入。这些年来，中国也意识到这一点，因此在领土纠纷方面和有关国家解决了一些问题。但在领土和领海方面，双边性的谈判似乎显得越来越困难。一是因为存在着诸多历史因素，一旦涉及到领土和领海问题，有关国家的民族主义情绪就会变得激进化，二是因为上面所说，一些国家并不严肃看待中国的提议，甚至是在中国看来具有“让步性”的提议，而是转而寻求应付中国的方法。

中国在崛起过程中，一直恪守其“韬光养晦”和“和平崛起”战略，这方面很成功。不管怎么样，中国拥有了这么多年的和平国际环境。然而，中国对崛起之后所带来的巨大的外在压力似乎没有做好任何心理的和战略上的准备。无论在朝鲜核武器问题上，在缅甸问题上，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中国都采取了一种可以称之为“回避策略”的外交和国际战略。这种策略不仅经常使得自身陷入被动，更是被外界质疑中国实际外交和国际责任能力。

开放状态下的崛起的挑战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经济上的优势很难有效转化成为战略和政治上的优势。从历史上看，任何一个经济大国（尤其是英国和美国）都成功地把经济优势转变成为政治和战略优势。但这种转变并没有发生在中国。这一方面和中国一贯所坚持的“外交为经济服务”有关，另一方面和区域开放主义有关。在区域开放主义条件下，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经济呈现出一种高度的相互依赖性。所以，尽管中国是世界制造工厂，是亚洲的经济中心，但这种经济优势并没有成为中国的战略优势，至少在亚洲是这样。很多国家在享受中国经济成果的同时能够向中国制造和施加战略压力。

这就产生了一个巨大的问题：中国怎么办？中国正面临从前任何一个崛起中的大国从未面临的复杂的国际环境，那就是在开放状态下的崛起。中国开放式的崛起在造就了开放性的区域主义的同时，也导致了巨大的外在压力。无疑，中国从开放状态下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但中国还没有找到在这种新的国际形势下有效地保护和增进自身的战略利益的方法。在找到这种方法之前，中国很难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国，或者说一个可以持续发展的大国。形势发展到今天，“怎么办？”的问题正考验着崛起中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