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很多迹象表明外在世界对中国作为大国的期望的快速提升和对中国模式认同感的增加。首先是金融危机之后的世界经济复苏。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世界各国还是寄希望于美国等西方国家在经济复苏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尽管很多人也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抱有希望，但毕竟这些发展中国家从来就没有扮演过重要的角色，人们对新兴经济体能够做什么并不明确。相反，自从二战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总能在拯救世界经济危机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国家，即使能够发挥一些作用，也只是作为配角。
但这次则全然不同。各种指标表明亚洲的经济正在恢复正常，甚至是复兴。在西方，尽管从总体上来说，经济危机已经见底并在一定程度上回升，但人们仍然看不到其对世界经济复苏的意义。尤其是美国，人们一直在期望美国能够做领头羊。危机发生之后，全世界各国都用不同的方式来“拯救”美国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这种考量，因为人们意识到，如果美国的经济危机进一步加深，也会进一步影响本国的经济。但看来，至少迄今为止，美国并没有能够扮演此种角色。
与美国相比较，中国在亚洲的经济复苏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中国这次本身并没有金融危机，但深受外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政府在承担各种国际责任的同时，动用一切尽可能的力量来复苏自己的经济。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出台了庞大的拯救经济计划，即通常说的包括四万亿人民币在内的一揽子计划。二是政府努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把重点放在刺激和促进内需上。
兼有金融与经济杠杆
西方国家在拯救经济危机过程中往往只有金融杠杆，而缺少经济杠杆。因为存在着庞大的国有经济体，中国政府具有金融和经济两种杠杆来实施其危机拯救计划。结果是显见的。这些举措不仅带动了本身的经济复苏，而且也带动了整个亚洲尤其是东北亚和东南亚的经济回暖和复苏。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大都和中国经济体紧密相关的经济体都开始出现增长的势头。而中国的这种复苏势头又对西方经济体产生积极作用。如果说在1997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作用仅仅限于亚洲，那么这次中国的作用超越了亚洲而对全球经济体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例如，人们发现，德国和法国的经济转好就和它们对中国贸易的增长有很大的关联。
中国的经济表现令西方世界对中国刮目相看。不过，事情还并非仅仅是中国的经济角色问题，从深层次看就是中国的发展模式问题。提出“中国模式”的概念已经有很多年了，中国政府本身在这方面一直做得非常小心翼翼，并没有公开接受或者反对这个概念。中国模式本身仍处于发展过程之中，并且中国在发展过程中也面临着诸多问题和挑战，这种模式最终是否成功，还有待检验。但是站在外部的角度，人们对中国模式则不这样看。曾经宣称西方民主是“历史的终结”的美国学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这些年来一直在修正他的观点。之前他把西方的民主自由制度提升到道德化的高度。但是“第三波”民主浪潮的反复和中国的崛起都表明“历史的终结”的观点已经受到很大的挑战。最近，福山注意到，尽管亚洲的印度也在崛起，并且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但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倾向于一个更有效率的中国。
开放的政治制度的发展
中国的发展表明，政治制度的发展是开放的。尽管中国还被外界称之为权威主义的体制，但名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正在发展出符合其自身文化、社会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政治体制。中国政府现在唯一的意识形态就是民本主义，努力把政府的作为和人民的利益结合在一起。中国政府也努力提高政府过程的透明性，并建立各种机制使得其官员对人民负责。中国政治体制尤其在危机期间表现出高效率，无论是处理四川地震还是应付这次金融危机，相对于其他政治体系，中国体制的优越性就显现出来了。中国和其他一些政治体制这些年的发展表明，民主的政体不见得能够有效服务于公众，而中国的体制也不见得不能为人民提供有效的服务，重要的可能不是大的制度构架，而是一些具体的制度和政策。
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感受和认知的这些变化对中国模式来说的确是个机遇。这里既表现为中国的硬力量，也表现为软力量。硬力量主要指的是中国的经济力量及其产生的客观外在影响。这是外界所能亲身感受得到的。同时也是一种软力量，就是人们对中国能够产生的经济影响力的主观认知。(很显然，这里的软力量是外界对中国的自觉的认知，是基于硬力量的影响力之上的，这和中国有关方面正在大力推动的软力量是很不相同的概念。)
从很大程度上说，金融危机考验了中国的发展模式，而中国在应付这次危机中的表现又提升了中国模式的影响力。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些变化的产生又是对中国模式的极大的挑战。挑战的核心就是中国模式的可持续问题。对可持续性的挑战来自内部和外部的两个方面。外部方面的挑战指的是，当中国成为世界经济核心力量的时候，世界各国的经济外交政策都会把中国作为其头等议程来制定其对华经济和战略，从而给中国造成莫大的外部压力(这需要另文讨论)。内部挑战主要指的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困难。
中国模式是个统称概念，因为中国在过去的改革开放三十年间，不同阶段经济发展具有不同的模式。早期简单地把经济增长主要是GDP的增长作为最为重要的指标。尽管取得了快速的发展，但也导致了无穷的问题，例如收入分配、社会正义和环保压力等等。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有效的应付，那么中国经济模式就很难持续。因此，本世纪初以来，中国政府努力寻求发展模式的转型，可持续性、环保和社会公平成为了新模式的主题词。
转型机会的流失
从发展模式的转型来说，这次金融危机实际上是个很好的机会。从宏观上来说，中国可以对自身的混合经济模式充满信心。金融危机带来的压力淘汰了很多落后的产业。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政府开始建立内需型消费社会。内需型社会无疑是中国今后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同时也是中国经济崛起的最重要的标志，即从世界大工厂转型成为世界的消费者。
但是，有很多因素正在导致这个机会的流失。现在中国的经济复苏是政府庞大刺激计划的产物，是大量投资驱动的。银行的大量贷款是否会导致大规模的坏账?中国政府在97年金融危机之后花了大量的力气才把坏账处理好，如果这次大规模的投资再次导致大量坏账的出现，那么就无疑会出现内生型的金融危机。在刺激内需方面，政府主要还是通过各种金融和经济的举措提高居民消费能力，但更为重要的一个消费社会所需要的制度基础还是缺失，就是说在社会保障、卫生和教育改革等方面，进步并不很大。在没有这些社会制度的情况下，内需很难持续下去，更不用说是较大幅度地提高消费水平了。
更为重要的是，很多地方正在失去一个产业升级的机会。金融危机导致了很多落后企业和产业的破产。这本来为产业升级提供了条件。但是，很多地方政府错误理解保GDP增长，为了达到一定的指标而不惜拯救和保护很多应该淘汰甚至已经淘汰了的企业。很多高能源消耗和高环境污染的企业因为金融危机而起死回生。从这个角度上来说，金融危机大大拖延了中国的产业升级。金融危机正在有效阻碍着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
由此看来，尽管中国的经济崛起和在世界上的影响力的确使人感到骄傲，但更为重要的是必须保持冷静的头脑，看到中国模式正在经历着的巨大的挑战。只有看到了隐藏在中国发展模式的诸多问题时，只有当找到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时，这个模式才可以持续，中国也才会真正崛起。
（来源：联合早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