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1月中旬，中国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决策。由于我在2012年以来发表过很多文章呼吁从供给侧改革，且在2015年11月9日参加国务院常务会议并作经济形势分析的汇报题目碰巧是《从供给侧改革，全面降低企业成本，开启增长新周期》，所以有很多人都联想到我在2012年提出的新供给主义经济学改革主张是否与中央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思想有什么联系，其实，这纯属巧合，只是学术思想和改革政策在名称上相似而已。
学术主张不是改革政策
一般而言，学术思想更偏重于从特定的哲学认知和逻辑推理出发，通过分析现实问题，抽象出一般性原理，再用来解释经济现象，并不排除从理论方面提出改变现实的建议。而政府的政策决策和改革行动，则是从经济现实和政治现状出发，在权衡长期、短期和各种利益后所做出的政治行为选择。经济政策虽然也可能吸收某些学者的主张或思想，但也必然不会拘泥于某一流派的学术概念，而且必然是综合了不同理论，包含着各种必要诉求的政治、政策混合体。
既然经济政策本身没必要拘泥于任何学术概念，那么学术研究也必须有独立性、领先性，而不应该迎合政策或刻意打扮成与政策相似的样子，更不能放弃了学术理论创新的方向。比如，作为一种学术思想，虽然我在2012年发表《新供给主义宣言》和2013年发表的十几篇文章中都提出淡化总需求管理、从供给侧改革的主张，但是我们从学术上呼吁的供给侧改革，只是希望政策减少需求刺激，更重视供给侧的中长期问题，希望重视从人口、劳动、土地、资本、技术等五大财富源泉的供给改革挖掘中长期增长潜力，主张政府刺激新供给、创造新需求，用供给升级引领消费升级，推动放松垄断、放松管制、大规模减税，让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上述理论主张中没有“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等内容。
在2012年我发表《新供给主义宣言》以后，有的学者在2013年也发表了与新供给主义经济学名称相似的文章，但其内容却主要是当时流行的一些改革口号的汇总。这些把社会上流行的一些改革口号汇总之作，虽然因为没有系统严谨的理论创新而被不少严谨的学者批评，但其开展的某些活动对于提升新供给和供给侧研究的社会影响力也是有积极作用的。
与2013年出版的《民富论——新供给主义百年强国路》、2016年出版的《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相比，《新供给经济学：用改革的办法推动结构转型》的理论体系又做了比较彻底的调整和完善。其调整的原因，一来在于理论自身不断创新和完善的需要，二来也与写作方法有关——这次是先写完英文版，然后再翻译回中文。在英语的写作语境中，不仅很多概念要重新斟酌，而且一旦把很多问题和理论放到全球视野下来重新思考，必然会进一步的创新。此外，本书内容较三年前删减了一半，主要对于一些仍然有待完善的理论成果，比如新供给31种增长模式、新供给周期的量化指标、放松供给约束的福利分析等，都暂时删除，目的就是把“半瓶水”再倒掉一些，哪怕先变成一滴水，但保证是一滴纯净水，然后再在此基础上继续研究完善。
中国模式的老红利与新红利
有很多理论都企图总结中国过去四十年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并称之为“中国模式”。事实上，中国模式既有与其他国家的工业化、城市化阶段相似的一般规律，也有中国自身的特殊规律。强调特殊规律的研究，往往过度关注增长的特殊条件，而忽略经济增长的本质；强调一般规律的研究则往往过分重视增长的本质，而忽视了增长条件的重要意义。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的增长模型则认为经济增长的本质需要从条件、要素和驱动力三个方面才能全面反映。
制度是经济增长的条件。有很多学者在谈到中国模式时只强调了制度方面的特殊性，比如改革开放，比如地方政府的经济竞赛，比如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和产业政策等，这些在新供给经济学理论中都是增长的制度“条件”。新供给经济学认为，制度进步和相关的社会分工变化是经济增长的前提条件，因此，从创造更好的增长条件来看，中国的改革开放确实有很多值得总结的成功经验，比如，促进竞争、减少行政干预和垄断，激发地方政府积极性，完善国有企业激励机制，给民营企业以平等地位等。因此，新供给经济学的一部分重要改革主张，是围绕着为经济增长创造更好的条件来展开的——上一个四十年所需要制度条件和下一个四十年所需要的制度条件，应会有所不同。如果老的改革红利渐行渐远，而“新改革红利”不能通过更深层次的改革和制度优化而有效激发，中国模式恐怕就会遇到挑战。
新供给主义经济学认为，无论在何种条件下开始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的源泉总是来自劳动力、土地和资本等要素投入。类似于过去四十年的廉价劳动力、低成本土地、丰富的储蓄资本，都提供了巨大的经济增长潜力。但是，人口只有经过良好的培训才能成为劳动力或人力资源；只有产权清晰，土地才能得到充分利用；只有通过高效率的金融市场，储蓄才能转化为资本。因此，为了保持长期的可持续增长，有必要改革生产要素的供给体系。比如，改革计划生育政策、户籍制度和教育制度，以保持人才和劳动力的供给优势；深化土地产权和流转制度改革，以降低土地和自然资源成本；深化金融供给侧改革，降低资本供给成本，提高资本供给效率。由于新供给主义经济学高度重视生产要素的供给模式、供给成本、供给价格等，所以很多供给侧改革的主张自然是围绕要素市场的改革——当过去四十年的要素红利边际递减，“新要素红利”如何创造？
新供给主义经济学还认为，经济增长的根本驱动力是技术创新，是新供给不断创造新需求的过程。过去中国四十年的高速增长毫无疑问得益于“后发技术红利”，即来自三次工业革命的技术成果。而当工业化进程基本完成之后，如何挖掘新技术红利，自然更多地要靠创新，靠新技术、新的产品、新的商业模式和新的管理模式不断形成新供给，创造新需求。
总之，在过去的四十年中，中国可以通过经济体制改革提供增长的条件，利用其丰富的生产要素和三次工业革命的技术驱动力来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然而，经过四十年的快速增长之后，经济体制改革的空间越来越小，生产要素的供给成本越来越高，后发技术红利逐渐减少。当这样的历史阶段到来以后，如果一个国家的政策仍然围绕着过去刺激总需求的政策，政策的效果自然是递减的——这就是为什么我早在2012年就发表了《新供给主义宣言》，呼吁“供给侧改革”的初心：从增长本质出发，重启经济体制改革、降低要素供给成本、重视新技术和新供给的驱动，再造新红利。
中国模式的渐进式转型逻辑：合理性与下一步
经济学界关于转型经济的研究，30年前主要围绕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不同路径展开。比如，有关俄罗斯和东欧国家采取的“休克疗法”与中国渐进式改革之间的比较，显然，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更为成功。
为什么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更成功？从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的角度看，不仅“休克疗法”梦想的一夜之间建立起市场机制在现实中不可能，而且各种要素、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能力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一蹴而就地自然形成。
渐进式改革实际上是中国政府在没有一种事先的理论指导，没有改革速度标准的前提下，一切从实际情况出发，用“摸着石头过河”的方法，探索出来的一套稳妥的改革路径：第一，如果能够较快地建立市场机制，相关领域的行政计划就较快地退出；如果建立市场机制的过程相对缓慢，该领域的行政计划就慢些退出。总之，任何领域的行政计划退出的速度务必与相关市场机制建立的速度相一致。第二，就如同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价格改革“双轨制”一样，其实在中国经济的很多领域，在市场机制没有完全建立、行政计划尚未完全退出的阶段，都形成了事实上计划和市场的“双轨制”。第三，在上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必然会遗留下很多行政和制度方面的供给约束，其中一些是对产品和服务的供给约束，另一些则是对生产要素的供给约束。30多年的渐进式改革后，如何进一步消除这些改革过程中遗留的供给约束，同时加快发展新的产品、服务和生产要素的供给能力，这正是在实施渐进式改革后要实施供给侧结改革的必然逻辑——概而言之，渐进式改革有其稳妥、可靠的一面，但渐进式改革也有不彻底的一面；要彻底地完成改革，必须在渐进式改革后期，实施以“解除供给约束”为核心的供给侧改革，才能进一步解放生产力。
中国过去四十年的成功转型不仅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成功，还包括从农业主导的经济向制造业主导经济的成功转型，以及从农村经济向城市经济的转型——在这样的经济结构转型中，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渐进式释放和向城市转移，如何与资本积累的速度、技术应用的速度相匹配——这必然也是一个渐进式的、平滑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计划经济遗留的人口户籍制度、土地审批制度、金融管控等制度，以及一系列要素流动的行政计划管理手段逐渐放松的过程，正好与人口转移和城镇化速度相适应，在实践中起到了良好的控制作用——这无意中解决了“发展经济学”的很多难题，比如在很多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快速城镇化很难避免的城市贫民窟问题。
如今中国很多制造业已经面临产能过剩和供给老化问题，中国又必须从制造业为主的经济转向服务业为主的经济，从供给老化的经济转向新供给扩张的经济转型。那么，如何鼓励新供给替代老供给，如何推动供给结构转型呢？是用行政计划的办法好，还是用改革的办法更好？
新供给主义经济学认为，制约一个国家经济结构转型的主要原因是各种各样的产品供给约束和要素供给约束，因此，只要通过深化改革，解放生产力，进一步消除这些供给约束，经济转型就会依靠市场的力量前行；反之，如果不解除这些产品和要素的供给约束，而是用行政计划的手段直接去改变供给结构，虽然短期有可能见效快，但是一来可能决策错误，二来也会有很多副作用，长期还可能进一步扭曲供给结构。比如，面对过剩产能，如果不是用改革的办法、市场的力量优胜劣汰，让过剩产品的价格下跌和消费者的选择来淘汰竞争力差的企业，而是用行政指令的办法强行关闭某些中小企业的所谓“低端”产能，结果就会造成这种原本过剩行业的产品价格不跌反升，从而进一步扭曲市场。
事实上，供给约束不仅妨碍老供给退出，而且影响新供给的扩张。不仅在中国存在供给约束，在日本、美国、欧洲，特别是那些以老化供给为主导的经济体，也存在着供给约束。例如，当“网约车”在美国、中国都很受欢迎的时候，这种新供给在日本却受到了行政力量的供给约束。又比如，特朗普政府近年来采取了很多管制措施，限制了产品和服务的自由流动，限制了劳动力、技术等生产要素的供给。从长远来看，这些不断增长的“供给约束”必将阻碍美国经济结构的转型，也将损害世界经济增长。那么，如何破除这种行业的供给约束呢？也许中国过去四十年的改革实践和新供给经济学的改革思想可以给西方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都提供一些可借鉴的经验。
从中国的成功经验看，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市场化的供给能力培育必然是渐进式的——无论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还是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型，都应该是渐进式的。而在这种渐进式过程中，推动转型的力量一方面在于行政计划力量的渐进式退出、供给约束的不断消除；另一方面则在于市场能力的渐进式成长、新供给能力的渐进式成长——这个过程，是不是无意中证明了“经济成功转型的秘密居然是市场和计划力量的微妙平衡”？进一步说，在上述中国渐进式转型过程中，既不是单纯的市场力量发挥作用，也不是单纯的计划力量发挥作用，而是实现了计划力量和市场力量的某种“双轨制”的巧妙结合。
这样推导下来的结论让我这个向来都信奉市场经济的学者都有点吃惊：虽然政策的行政计划作用在不断退出，但是在退出过程中毕竟一直在发挥作用，而这种全球绝无仅有的市场与政府力量的结合，这种实践中的“双轨制”是不是就是中国模式的特殊之处？至少从现象上，凡是从过去四十年经验研究中国模式的人，无法忽视政府计划在“渐进式退出”过程中事实上所发挥的所用。
对此，北京大学的张维迎教授批评说，“如果你看到一个缺一只胳膊的人跑得很快，你不能认为缺胳膊就是他跑得快的理由”。但是，张维迎教授除了从哲学和个人价值观上从不相信政府行政计划的力量之外，也很难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政府的所有的行政计划必然就是那只残缺的胳膊：有时候可能政府的行政计划力量的确是那只“残缺的胳膊”，有时候政府的行政计划力量真的就是那条“跑得飞快的腿”。比如，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还有什么样的力量能够催生出中国这样的基础设施增长速度？高速公路、高铁、机场、电网、通信设施，都是在保留政府计划影响力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市场力量，才创造了中国奇迹。而基础设施供给能力不足的例子，恰恰发生在印度，基础设施老化的代表案例则是美国——这都是政府的行政计划能力的缺乏，限制了基础设施的供给。
总之，渐进式改革事实上在“市场进，政府退”的过程中，给政府和市场发挥作用都留下了合理的空间。当然，有人如果只看到“中国模式”中政府和市场都需要发挥合理的作用，而忽视了过去四十年“市场进，政府退”的方向，甚至为了强调政府的作用，无意中形成“政府进，市场退”的逆向改革，那必然会对经济形成破坏性的影响。为了警示这种潜在的逆向改革风险，2015年12月我在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发表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警惕三大误区》，提出误区之一是把供给侧改革变成“新计划经济”。这也是为什么同样是为了经济结构调整，有的学派主张用宏观政策、产业政策去调结构，而新供给主义经济学则主张从“支持新供给”和“解除供给约束”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动经济转型”。
事实上，“支持新供给”“解除供给约束”“用改革的办法推动结构转型”，不仅适用于发展中国家或新兴经济体，也适用于一些面临供给老化或供给约束的发达国家。
新供给经济学的影响与不足
自从2012年新供给经济学提出以来，引发了学界和媒体的高度关注和积极探讨，引起了很多学术和社会舆论方面的共鸣，也难免对特定阶段经济政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最大的影响在于引起了学界和经济政策决策者对“供给侧”的重视。在2013年以前关于宏观经济的讨论基本上都是围绕投资、消费、出口等总需求管理展开，而《新供给主义宣言》发表以来，关于供给侧、财富源泉、生产要素的供给条件、供给结构、新供给等讨论与日俱增，乃至形成一股社会潮流。基于当时的经济政策背景和个人认识的局限，2012年《新供给主义宣言》对总需求管理的批评有些过于严厉。加上社会上对2008年“四万亿”的反思和批评有些过头，媒体界批评货币超发的声音甚嚣尘上，经济学界的新自由主义也批评凯恩斯主义，以至于合理的逆周期政策在一段时间内受到压制。认识到这种有害倾向之后，2013年下半年到2014年期间，我没有再写过一篇批评凯恩斯主义和总需求管理的文章，且与国务院研究室的同志一起写内参呼吁降息、降准，并多次公开发文呼吁保持合理的货币流动性。在2015年底中央决策供给侧改革之后，又多次发文呼吁“供给侧改革应避免三大误区”，明确指出误区之一是把供给侧改革同总需求管理对立起来。
2012年新供给主义宣言提出应该以各种方式鼓励新供给的形成和扩张。受到新供给思潮的影响，一段时间以后，其关于新供给、新动能等概念也逐渐成为中国有关经济中的常用语，成为研究和重视“新经济”的重要推动力量。2013年中国就明确提出“创造新供给，释放新需求”等政策，采取了许多政策和措施来促进、支持新技术、新产业、新管理模式和新商业模式。这对于推动中国经济结构转型毫无疑问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新供给经济学认为，经济长期增长的本质在于各种新供给的扩张，以及供给结构升级引领的消费结构升级。如果供给结构是以“新供给扩张”为特征的，这个经济体的供给创造需求的能力就比较高，因而经济增速会处于上升周期；反之，如果供给结构是以“供给老化”为特征的，这个经济体的供给创造需求的能力就比较低，因而经济增速会处于下降周期——供给结构和“供给的需求创造系数”变化，是造成经济周期波动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此基础上，新供给主义经济学提出了“新供给经济周期”理论，认为供给结构老化才是工业社会后期经济增速下行的主要原因。面对供给结构老化造成的经济下行，用改革的办法推动供给结构转型升级才是治本之策。
新供给主义经济学关于减税、放松管制、放松供给约束等主张，也从经济理论上支持了近几年的各种放松管制措施、逐渐加力的减税措施，以及国务院推动的“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的改革。
此外，新供给主义经济学提出深化要素市场改革、降低企业生产成本的主张，虽然都是些长期改革措施，且实践操作难、见效慢，但这与2013年以来的放松人口政策、户籍制度改革、推行土地产权制度改革、教育与创新制度改革、金融供给侧改革，以及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的改革方向也是相一致的。当然，也出现很多与新供给主义经济学主张的改革方向相悖或不达预期的事情。比如，某些城市通过一些措施强化外地人口居留的难度；比如，由于农村土地产权认定速度缓慢，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自由流转还远远没有实现；还有金融改革也还没有达到真正降低资本成本的效果，甚至中国中小企业、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现象仍然普遍；等等。这些都是实践中，改革知易行难的问题。
在实践中，还有一些干预措施与新供给经济学主张的“改革的办法”有所不同，比如“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这三项措施——从学术角度，新供给主义经济学不主张通过行政计划和行政命令来干预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而且从原理上，“去产能”和“去库存”是用行政计划手段对供给进行干预的产业管控政策；至于“去杠杆”，则既影响供给，也影响需求，本质上是一种宏观金融风险管控措施，伴随着严厉的金融紧缩效应。
当然，新供给经济学还有关于价格管理的供给冲击模型尚未产生过足够的实践影响。在中国，十几年来尽管几轮价格上涨基本上都是猪肉等供给周期带来的，却多次用宏观紧缩措施去治理。虽然房价上涨本质上是城市化过程中土地供给过少造成的，却一直企图用货币紧缩措施来抑制住房需求……只有把人工成本、原材料成本、土地成本、融资成本、供给周期对物价、房价的影响都一一做量化分析，才能让宏观政策摆脱错误理论的误导，尤其是解放逆周期的总需求管理政策，让它不必为猪、房等供给问题“背锅”，从而也让物价管理和房价管理能够真的对症下药。
此外，新供给主义经济学提出的以要素贡献为核心的收入分配思想也没有引起重视。以要素贡献为核心的分配理论解释了为什么会有“要素稀缺性报酬”，以及“超额要素稀缺报酬”，进而探讨这些不合理的分配倾向对于效率与公平的影响，提出了通过社保、转移支付、外部援助、减税、技术进步、影响要素报酬的制度改革和立法等多种方法促进财富分配的公平、效率的方法。虽然目前中国的消费能保持8%以上的增长，但是为了避免消费增速放缓，必须前瞻性地重视收入分配的改革，减少金融和土地等部门的垄断收益，进一步培育壮大中等收入群体，提高城镇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如果以劳动者、知识者、技术人员、管理者为主体的中等收入群体能够壮大，中国的消费和市场规模还有巨大的成长空间。
从上述角度出发，我希望这本书能够重新对新供给主义经济学再次进行系统的介绍，希望这些浅薄的学术探索能够对中国经济改革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也为其他国家探讨经济结构转型提供可参考的中国改革经验。中国过去四十年的经济增长无疑是成功的，但如果能够坚持用改革的办法持续推动经济转型升级，把产权改革、市场化改革、要素供给改革、供给结构改革进行到底，再造新红利，中国一定还能保持高质量可持续增长，并为全球经济作出更大的贡献。
（本文是滕泰博士新著《新供给经济学：用改革的办法推动结构转型》的绪论部分，标题为编者所加。该书由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9年12月出版发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