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长贵小档案：1937年生，山东聊城人。1961年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分配到《红旗》杂志社。1967年1月至1968年1月任江青机要秘书，后被 江青投入秦城 监狱近8年。1975年5月流放湖南西洞庭农场劳动和工作近5年。1979年9月平反，次年3月调回 《红旗》杂志社，著有《阎长贵学术文集》、《问史求信集》（与王广宇合著）等。

向继东：有一本称作“口述历史”的书说：“‘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毛泽东就厌恶见到江青。”这话属实吗？

阎长贵：这是没有根据的。如果是这样，毛泽东还会让江青当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吗？即便有别人提名，毛也不会批准。有一次，我们在江青身边工作过的人聚会，我说，“文革”初期江青住钓鱼台，下午只要不开会，几乎每天都去见毛。这一点我们都可以证明。说毛有些厌恶见她，那是以后的事。据担任过毛泽东机要秘书的张玉凤说：1972年以前，江青同毛泽东见面多，谈话也比较多。1972年春，也许是“九一三事件”后，毛的心情不好，对江青发过几次脾气，规定没有他的同意，江青不能随便到他的住处来，来了要挡。这以后，情况就有些变化了。“到了1973年，江青打电话要求见主席，主席总是推托，不见。”（参见《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684页）

向继东：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毛后来不想见江青呢？

阎长贵：我也说不清。汪东兴90岁生日聚会，我也去了。汪告诉我们，到了1970年代，即“文革”进行好几年后，毛泽东觉得江青经常来看他，对他的休息和工作是一种打扰，不愿意让她来。有一天毛泽东问汪东兴，谁能挡住江青，不让她到我这里来？汪回答：“只要你下命令，我就敢。”此后，江青去见毛泽东确实受到警卫战士的阻拦。江青的司机李子元说，有一次江青要到毛的住处中南海游泳池去，当车行至游泳池附近的一个路口时，被值勤的警卫挡住，江青说：“你看我是谁？我回家你怎么挡？”警卫战士说：“这是上面的命令！”气得江青要打警卫战士，可警卫战士坚持不让车过。江青无奈，不得不取消了 这次“回家”之行。

向继东：这都是后来的事。我也这样想，如果毛泽东很早就厌恶见到江青，那“文革”怎么搞得起来？这种说法与江青在“文革”中的地位和作用不相符。

阎长贵：实际上，江青是协助毛泽东发动和领导“文革”的干将和先锋。“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就是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而此文就是江青秘密组织的。1967年4月12日，江青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还讲了她组织批判《海瑞罢官》的过程。1967年2月和5月，毛两次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都谈到组织批判《海瑞罢官》的事。从毛泽东这些相当坦率的谈话中，可以看出他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我甚至认为，开始发动“文化大革命”，只有他和江青两个人知道，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等都是被蒙在鼓里的。

向继东：这些问题重大，虽有不少研究文章，但由于档案未解密，还有谜底没揭开啊。

阎长贵：从几年前中央文献研究室张素华研究员出版的《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12月版）一书中就可以看出，毛泽东和刘少奇的矛盾实际上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就显露出来了。1964年搞“社教”和“四清”，刘在不同的场合说开调查会的形式“过时了”；而调查研究、开调查会又是毛一向非常强调的，是毛泽东认识论和世界观的基础。江青听说后很生气，报告给毛说：“赫鲁晓夫等斯大林死了作报告。如今你还活着，他就作报告了。”江青说这话，毛是听得进去的。

向继东：你能进一步谈谈毛刘的分歧和矛盾吗？

阎长贵：这可是个大题目，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对这个问题我研究得很不够。应该说毛刘的分歧由来已久了，我前面说毛刘的矛盾“在 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就显露出来了”，这还说近了；远一点说，建国后就表现出来了。在民主革命时期，也就是在战争时期，毛泽东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和策略”。按照这个“理论和策略”，革命胜利后，中国应该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但在这个问题上，毛刘的主张截然相反。建国后，刘说：十年之内谈不到社会主义，共产党员要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毛说：民主革命胜利之日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开始之时。1952年，毛就提出“从现在开始用10年 到15年时间要基本上完成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这个时间以后才开始过渡”。接着，毛利用他的权威和威望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取代他原来提出的新民主主义建国纲领。这恐怕就是毛刘分歧和矛盾的总根源。话扯远了，但要谈毛刘的分歧和矛盾，不从这里说起又是不行的。

向继东：其实，你上面所说的，有研究者也提出了。

阎长贵：这是需要深入探讨和研究的问题。说到毛要整刘少奇，要取消刘的接班人地位，也并非从“文化大革命”才开始。建国后，毛就逐渐有这种想法了。人们知道，建国后，毛对高岗是非常赏识和重用的，其暗含的目的就是要用高取代刘。最近不少人都谈到毛指示高岗调查东北敌伪档案中刘少奇1929年在奉天被捕的情况。要不是为整刘少奇，为什么要这样做？由此到“文化大革命”还有很多中间环节，一下子很难说完。

向继东：简单说说你的看法吧。

阎长贵：“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毛用林彪取代了刘少奇，但还是保留了刘的常委，其后还说过，下一次党代会还要选刘做中央委员等等，这说明毛还没有下决心打倒刘。1967年1月13日毛刘最后一次谈话，没谈得拢。毛正在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兴头上，而刘提出要尽快结束“文化大革命”，这样毛就下决心要彻底打倒刘了。

向继东：毛后来批评江青搞“四人帮”，你是怎样看的？

阎长贵：从根本上说，毛批评江青是“恨铁不成钢”，并不是要把她打倒。就在毛批江青搞“四人帮”后，毛不是还说，对她要“一分为二”，她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吗？！

向继东：说 “江青问题不大”是在什么时候？

阎长贵：1975年5月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的。毛说：“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

向继东：“解决”语气好像很重啊。

阎长贵：怎么很重呢？是说慢慢解决，不要着急嘛！

向继东：有人说，华国锋当主席是毛远新推荐的。是这样吗？

阎长贵：不错，最近有这种说法。毛远新现住南昌照顾98岁高龄的老母亲朱丹华，我曾给他打电话询问此事，他说这是瞎编的。他说：“我有什么资格和权力向主席推荐接班人？再说，我对华国锋一点也不了解。”他又说：对于接班人，主席最看重的还是张春桥，认为他有思想，有能力。主席曾问过我对张春桥的看法，我也这样认为，但我说不足的是他不能团结干部，城府太深，有点儿阴。当时主席在几个副总理中翻来覆去地琢磨，最后选定了华国锋。主席选定华国锋做接班人，还是想叫张春桥做“军师”。毛远新说：“主席叫我跟张春桥传达这样一句话：‘从1935年遵义会议起我不是就做了十年的副手吗？’意思很明显，主席要张春桥安心做副手。我把主席这句话向张春桥传达了，也向华国锋说了。”

这些，就是毛远新在电话中向我谈的情况。看来认为毛远新推荐华国锋做接班人的说法并不符合历史事实。

向继东：我看到一些文章说毛泽东结婚时，中央政治局对江青有“约法三章”，这是事实吗？

阎长贵：这个说法流传很广，说当时中央政治局对江青“约法三章”，规定江青“只管毛泽东的私人生活与事务，20年内禁止在党内担任任何职务”等。我1998年退休后，从事“文革”问题的研究，就想首先弄清这个问题。

向继东：对毛泽东和江青的婚姻，现在很多书上说是“错误的选择”、“失败的选择”。

阎长贵：我认为不能这样看。1930年代，毛泽东和江青结婚的时候，毛泽东是革命领袖，江青是进步青年，他们的结合有什么不可？当时有反对的声音，但说白了，就是认为江青曾经是旧社会所谓三教九流的“戏子”，并有许多绯闻。对江青的过去，毛泽东大概不会完全不知情，但他当时到底如何看待，现在没有充分材料说明。坦率地说，这种私人感情的事，旁人也很难说明白。只有一点可以肯定，人们的劝阻没有影响毛与江青的结合。

向继东：从这一点看，也许可以说，毛并不在乎人们劝阻的那些理由。

阎长贵：是的。

向继东：对江青，中央政治局究竟有没有“约法三章”？

阎长贵：我曾问过人们普遍认为对毛泽东了解最多的汪东兴、张耀祠，他们都说没听说过这件事。汪东兴说，江青和毛泽东结婚时，他不在毛泽东身边，而在卫生部。汪、张二人均说：恐怕不是中央对江青有什么“约法三章”，而是毛泽东本人对江青有什么限制。《毛泽东年谱（1893-1949）》 和《毛泽东传（1893-1949）》这两部著作，都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的，但对毛泽东和江青1938年11月结婚，都只作了简单记载，根本没提到 “约法三章”。如中央政治局确有所谓“约法三章”，《年谱》和《传》肯定要提到或有所说明。

向继东：现在很多人都说，江青在延安演《打渔杀家》演得好，受到毛泽东的垂青。

阎长贵：这可能是事实。一次看电影时，江青就曾跟我说过：“主席就是通过艺术认识我的。”我认为江青这句话很到位，能够印证这个说法。曾在“文革”中当过江青护士的周淑英说，江青曾对她说，她在延安演戏时，主席曾到后台看她，见她衣服穿得单薄，就把自己身上的大衣脱下来披在她身上。

向继东：江青那时确实是进步青年，又有才气，毛确实是很欣赏她的。

阎长贵：张云生的《林彪秘书回忆录》和杨银禄的《我给江青当秘书》都说到这件事：1968年一次中央“文革”碰头会，除江青外，成员们给毛泽东和林彪写了一封签名信，信的大意是：附上最近发现的江青（蓝苹）于1937年在上海某杂志上发表的《我的一封公开信》，并说“从这封公开信看，江青早在1930年代就已不愧是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了。签名者纷纷表示向江青学习。对这封信，毛泽东不仅画了圈，还亲笔批示：“我就是从此认识江青的性格的。”从毛泽东对江青公开信的态度看，他确实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江青。再者，从江青的角度来看，她也不是为追求毛泽东才来延安的。已经披露的材料证明，江青到延安后所追求的第一个人并不是毛泽东，而且当时追求毛泽东的，恐怕也不只是江青一人……

向继东：你究竟是怎样看待1930年代江青的？

阎长贵：要全面和正确地认识江青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江青在“文革”中，一方面吹嘘自己1930年代的革命经历，比如她经常向人讲自己那时怎样做地下工作的情况，跟我也讲过；一方面又竭力掩盖自己1930年代的一些情况，对了解她那段历史的人，大施淫威，残酷迫害，特别是在文艺界，有不少人被迫害致死、致残。然而客观地讲，1930年代的江青是值得肯定的。那时她利用艺术形式，如演话剧、演电影，还写文章，为提高妇女地位，争取妇女解放，以及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她是一个爱国的、革命的、进步的青年。特别是从上海到延安，是从比较安适的都市到十分艰苦的地方，更表现了她的革命性和进步性。江青所走过的道路，是当时进步青年共同走过的道路。粉碎“四人帮”后，对江青在延安以及她在整个1930年代的报道和宣传多是负面的，这不符合历史的真实。

向继东：那时的蓝苹，是一个热爱表演事业，而又不乏自知之明的女人；同时还是一个同情底层民众，关心国运兴衰、民族存亡的女人；还是一个充满激情、富有革命精神的坚强的女性。但为什么“蓝苹”到了延安，继而成为毛泽东的妻子，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第一夫人”，成为“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解放军文革小组顾问”和“文化大革命的旗手”就完全变了呢？

阎长贵：这确实值得深思，从“蓝苹”到江青，其实就是她的“个人革命史”。

向继东：在她的 “个人革命史”中，我们分明感到有悲壮，又有无奈。江青当然要对自己的悲剧负责，但使她变化的那些外因难道就可以忽略吗？

阎长贵：你说得很对。我们不应该仅仅停留在批判上，而应该扎扎实实地去研究。

向继东：江青是1991年5月自杀的。你对她的自杀有何感想？

阎长贵：“多行不义必自毙。”希望绝灭了，用自杀来解脱。

向继东：新华社1991年6月4日发出电讯稿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江青，在保外就医期间于1991年5月14日凌晨，在北京她的居住地自杀身亡。”这个消息刊登在《人民日报》第四版的角落上。记得我当时正出差北京，在报上看到这个消息，先是猛地一怔。

阎长贵：也不应“怔”了，到了那个时候，死是最好的解脱。江青曾对她的护士马晓先不止一次说过：“将来我是准备杀头的、坐牢的，这个我不怕。也可能不死不活地养着，这个难些。”最后应验了她自己的话。

原载《南方周末》2009年8月13日 第133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