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本文是作者根据2008年一次发言稿删改而成的。）
研究哲学史，重点还是要在哲学，作中国哲学史或西方哲学史的研究，都不例外。这样就回到一个中心的想法，即学习西方哲学的成熟阶段，学习、研究德国古典哲学，不失为一条好的途径。
6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西方哲学史研究已经有了很详细的总结，我个人感到最为重要的或许是：在许多专家共同努力做出的丰硕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我们在德国古典哲学研究方面，虽经过种种曲折，但坚持了下来，特别是在改革开放新的条件下重新确立了德国古典哲学研究的重要地位，取得可喜的进步。这个感想来自在中国作西哲史研究的特殊历史条件以及这个条件的历史变化，当然也有学理本身的道理在内。
德国古典哲学研究的传统和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大家都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下进行哲学的研究工作，西哲史也不例外。在一个时期内，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吸引了许多有才能的学者，我们西方哲学史研究室的创始者贺麟先生，之前对于黑格尔哲学已经有了扎实的基础，此时得到了一定的发展机会，在翻译、研究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成为著名的黑格尔哲学研究专家。我们研究室除贺先生外，还有杨一之、王玖兴和姜丕之都以德国古典哲学为研究重点，相对于全国高校来说，自然形成一个中心和传统。
回顾起来，这个传统在改革开放初期经受了一场考验，黑格尔哲学在当时一些青年学者的眼里，大有再一次成为“死狗”的趋势。年轻人的这种逆反是有理由的，因为他们心目中的黑格尔哲学，离不开这几十年塑造出来的黑格尔形象：一个绝对主义者、极权主义者。绝对权威和君主集权当然是非常讨厌的思想，社会思潮有反对黑格尔的倾向是很自然的。
然而学术的职责在于以学术的工作努力向公众揭示一个真实的黑格尔，揭示德国古典哲学的真实精神。
自从杨一之、贺麟、王玖兴相继去世，我们研究室已经失去了老一代学者的呵护和教育，但是我们这一代人自觉不自觉地维护和发扬这个传统，以自己的学术工作努力使德国古典哲学得到学界和社会的更多承认。特别是近几年来，黑格尔哲学有了更加深入的讨论，受到较多的中坚学者的关注，在人大、武大、北大、复旦等高校哲学系，都有重要学者在作这方面的研究，翻译和研究著作也都成绩斐然。我们可以告慰贺、杨、王诸位老师了。
德国古典哲学对于西方哲学研究的意义
德国古典哲学这个阶段，上接古代希腊以来西方哲学传统，下达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叔本华、尼采等，下开胡塞尔现象学以至后现代诸家，就欧洲哲学的历史发展来说，是一个关键的时期；就哲学作为学科来说，是一个成熟期。
这个时期的德国哲学，在哲学史上是一个大综合、大总结的阶段。从康德到黑格尔，他们所思所想，涉及欧洲哲学史的基本问题，无论康德、黑格尔，还是费希特、谢林，其主要哲学著作，既是自己的哲学体系，又是一部具有特色的哲学史。不仅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是哲学史，而且《精神现象学》甚至两部逻辑学都是哲学史。这体现了哲学作为学科，是历史性的，而他们理解的历史，也是哲学性的，是人作为理性自由者共同创造的历史。在这个意义上，历史是有效应的历史，也就是在道理上是可以理解的历史。他们的工作提供了一个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例证，也为我们研究哲学史做出了榜样：哲学史最不可以被理解为编年史，须得从哲学的视角从事思想性的工作，使哲学史回到哲学，也使哲学回到历史。
从这个角度来看，德国古典哲学这个阶段的哲学，不仅对于研究哲学史，而且对于研究哲学具有普遍的意义。
哲学是一门很特殊的科学，它之所以特殊，乃在于它太普遍了。哲学无所不包，也可能做得大而无当；哲学虽大，也有它该—当做的和不该—不当做的事情。什么当做，什么不当做，倒不是下个定义就可了事的，但是研读德国古典著作的书，会对这个当与不当的度较为清楚起来。
当然，我们很可能并不同意他们的观点，譬如他们强调的“经验”和“超越（超验）”之间的原则界限，他们之间也有不尽相同的理解，他们的著作原本就是要挑动我们去反驳而开动我们的脑筋的。但我们须得学习的是他们思考的理路，亦即他们的思路—理路。这个思路—理路是哲学的。也就是说，研读之后，我们得承认，他们不是胡说的。我们有自己的立场、观点、方法，我们当然也要批判他们，但我们的思路—理路须得“在路上”，这条“（道）路”是历史显示了的轨迹，而不是随心所欲的野路子。
从康德到黑格尔都是高举批判大旗而前进“在路上”的哲学家，这方面为我们做出榜样的还有马克思。马克思在黑格尔几乎要成“死狗”的时候勇于承认黑格尔哲学辩证法的核心价值，同时对他的整个哲学体系作出了彻底的批判。
恩格斯说，德国哲学具有彻底性的传统。这个见解之所以深刻，在于哲学正是一门彻底的学问，哲学而不彻底，则不是“在路上”。彻底性不是否定一切，否定一切未必真彻底；真彻底是要在“根本—根底”处——“基本”的问题上作出推进。哲学在社会—人生的“基础”中思考。“超越—超验”正是回归，哲学从“天”上回到“地”上；这条哲学之“路”，正是德国古典哲学开创出来的，也是和其他学科—科学的不同之处。
德国古典哲学确立了哲学自身的科学形态，哲学需要天才、灵感，但它也是概念体系，因而可教、可学。一般科学从现实总结、概括出思想—概念，哲学科学则使思想—概念回归现实。如何理解思想—概念的现实性，是从康德到黑格尔哲学工作的主要目标。我们看到，这是一条现实的道路，而不是一条抽象的道路；是一条“入地”之路，而不是“升天”之路。
正是康德到黑格尔这些哲学家的工作，在不同的程度、不同的角度和方面，揭示了思维与存在之同一性这样一个重要的基本原则。对于这个原则也有挑战，但这种挑战之所以受到重视，也正因为这个问题是存在于“现实—思想”的基础中。
思维与存在同一性的原则，也就是理性自由的原则。“思想—概念—理性”具有现实性，也就是自由作为主观的“思想—概念—目的”本身就有客观性、现实性。自由乃是创造。正是德国古典哲学把自由牢牢地放置在哲学的科学体系之中。在这个意义上，哲学是一门自由的科学，是一个自由概念的体系，或者说概念的自由体系。
德国古典哲学对于中国哲学研究的意义
许多学者在德国古典哲学方面做出的工作，其意义不仅对于西方哲学史的研究，对于普遍哲学理论思考的推进，甚至对于我国传统哲学的研究工作，也都是很有意义的。
我们民族是世界上最富有哲学思维能力的民族之一。我们的《老子》五千言不可能抵不过希腊泰利士那句可疑的话“万物始基是水”。不过我们应该承认，欧洲人从那些片言只语和《残篇》中，有能力开发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那样划时代的哲学思想，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将哲学发展成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这是我们须向人家学习的。
学习是一个缩短的过程，人家花费数千年走过的路程，我们可以在比较短的时期内走过来。就中西哲学的融会贯通来说，我们以学习他们哲学的成熟形态入手，未尝不是一个较好的途径。
我们的前辈早已开始了这项工作。贺麟老师早年已经把中西哲学问题会通起来思考并很有成果，他是这方面的先驱之一。王玖兴老师原本跟冯友兰学中国哲学，而杨一之老师在中国的诗书典籍方面家学渊远，他翻译的黑格尔《大逻辑》，过去觉得文字古老不太好懂，现在读起来典雅而又准确，犹如蓝公武所译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尽管是从英文转译，但就中文文字来说，值得参考阅读。
我们老师辈里治中国哲学的，大都很重视对照参考西方哲学，如冯友兰老师的西学基础是得到大家一致钦佩的，他后来出版的独卷《中国哲学简史》，直接深入哲学基本问题，我们学西哲的读来，竟有点黑格尔的意味，而不是早期新实在论所能框得住的。
注重中西哲学会通的还有一位牟宗三先生，他的西学得力于康德，他对康德的理解近年受到质疑，但他在贯通中西哲学工作上的成绩，是不可否认的。
看来，研究哲学史，就学科分工说来可以有两种路子，一是历史的，一是哲学的，而这两条路子原本是同一的。研究哲学史，重点还是要研究哲学，作中国哲学史或西方哲学史的研究，都不例外。这样就回到一个中心的想法：学习西方哲学的成熟阶段，学习、研究德国古典哲学，不失为一条好的途径。
原载《中国社科院报》2009年06月23日 第7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