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85%的热点问题都在中国周边。所以，中国应该关注于自己身边的问题。对中国来说，最重要的是亚洲的地缘政治。
——郑永年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中国的战略重点应当在亚洲。中国是亚洲国家，亚洲是中国的大后院。中国的崛起应当首先在亚洲。”郑永年在不久前撰写的《中国应当把战略重点转移到亚洲》一文中开门见山地指出。
外交政策必须真实地反映这个世界。但什么是这个世界的真实？G8、G20、G2、“金砖四国”等组织或概念之于中国的关系和意义究竟是什么？
7月11日，在接受本报专访时，郑永年对此进行了一一剖析，并将话题延伸到亚洲崛起以及中国的地缘政治。他指出，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其地缘政治，国家利益由地缘政治决定。世界上85%的热点问题都在中国周边。所以，中国应该关注于自己身边的问题。对中国来说，最重要的是亚洲的地缘政治。
1、G8的现状以及未来
不要迷信国际组织
南都：我想从最近闭幕的八国集团首脑会议(G8峰会)谈起。除G8成员国外，中国、印度、南非、墨西哥、巴西5国作为新兴经济体的代表和埃及也应邀参加了这次发达国家同发展中国家的对话会议。你怎样看这次的会议？这次的对话有没有实质性的结果？
郑永年：这次的峰会和以前的G20会议类似。这是发达国家同发展中国家的对话，只是对话，仅此而已。当然，这个开端很重要。发达国家长期主导国际经济体系，现在随着发展中国家的崛起，正在对现存世界经济体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发达国家要消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影响力，发展中国家要进入并影响现存世界体系，就需要双方间的长期并且制度性的对话。否则，就会产生很大的冲突。
南都：这次峰会决定在平等关系上将G8和5个发展中国家的伙伴关系延续两年，并以14国的名义发表了名为“海利根达姆-拉奎拉进程”的联合声明，这在G8峰会历史上尚属首次。这是否意味着将这种伙伴关系固定下来，形成一种机制？将来会不会形成一个扩大的国际俱乐部？
郑永年：这是有可能的。G8中有些国家的经济总量并不大，比很多发展中国家要小，如果没有新兴经济体的加入，G8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会越来越小，最后会演变成为一个空架子。G8因此必须要考虑增加新兴经济体。但G8这个机制怎样来消化新兴经济体是一个问题。将新兴经济体纳入G8这种体系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当然，这样做是必然的。或者，像联合国一样，所有国家都进去，像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样。但随着成员的数量增多，协调也越难。
总而言之，不同的机制会出现，但不要认为它会有多大的功效，会解决一切的问题。在主权时代，最重要的还是主权国家，还是双边的关系。对国际组织或者区域组织不能过于迷信。
南都：G8是否已经过时？类似G20这样包括更多成员的组织是否更具代表性，是否会超越G8？
郑永年：G8是一个历史的产物，因为当时8大工业国经济力量最雄厚，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很大，它们自身需要协调。没有协调，对他们本身的经济发展没有好处，对世界经济也没有好处。新兴经济体像“金砖四国”的经济力量越来越大之后，再继续老的G8肯定是行不通的。G8和G20都是自然发展的结果。
不过，现在说G20超越G8还为时尚早。G20才刚刚开始，内部矛盾重重。发展中国家之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尽管有些基本的共识，但并不多，要转化成切实有效的制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就是说它们现在并不是一个整体。G20里的国家不仅经济制度不一样，政治制度也不一样，而G8至少有共同的政治制度，共同的意识形态，协调起来比较容易一些。一个取代G8的组织还处在早期寻求共识的阶段，在多大程度上达成共识，我比较怀疑。
南都：美国著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一位学者认为，G8的继续存在有其理由，原因之一在于，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在新的“俱乐部”应该包括哪些成员的问题上没有达成一致。因此，讨论取代G8还为之尚早。你怎样看这种观点？
郑永年：这的确是个大问题。这和前些年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改革一样。因为各国国家的利益不同，对录用哪些国家进入这个集团的意见就不一样。这是国际政治的一部分。发展中国家尽管对现存国际经济体系不满，但它们也没有很多的共识，对G8不能构成有效的压力。另一方面，G8是个既得利益集团，尽管他们意识到改革的重要性，但要他们放弃利益则很困难。
G8开放才有理由存在
南都：在国际舞台上，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你怎样看国际关系中的国家利己主义？
郑永年：每个国家都是利己的。为什么国际合作这么难？就是因为各国在涉及国际公共利益的领域都是利己的。作为领导者，就是要多出钱，要有能力协调。中国如果想扮演更重要角色，只能从亚洲做起。追求领导权需要工具、需要机制，不是意愿而已，说说而已。美国在二战之后充当世界领导角色，就因为其拥有众多行使权力的机制，包括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都是美国和欧洲合作的结果，美国扮演了领导作用。这些机制至今仍然在协调国际关系。
南都：美国似乎在回归这些国际组织，回归它曾创立的这些机制。
郑永年：美国是在回归。在布什政府的时候，美国以反恐为由实行单边主义，和欧洲国家的关系闹得很不好，但现在又回去和欧洲合作。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大家都指责美元“一钞独大”是危机的根源。但为什么很多国家还支持美元？因为它是一种机制的体现，大家都是这个体制的成员，尽管这个体制有问题，但是一旦这个体制解体，麻烦就会更大。欧洲人创造了欧元，想和美元对抗，但至少到目前为止，欧元仅仅是为了欧盟之间的整合；在对付美元方面，欧元仍然起不到很有效的作用。
南都：如果美国经济逐渐复苏了，那么它是否会减少对国际机制的依赖？
郑永年：这倒不一定，要看哪一个领域。美国的经济复苏光靠其自己的努力是不够的。美国的经济和世界经济互相依存度非常高，美国很难独立于其他经济体；相反，正是因为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相互依赖性，美国从中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只要国际机制对美国有利，美国不会放弃。但如果国际机制有悖于美国的利益，那么美国的行为就不一样了。美国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中的行为就是这样的。但在其他方面例如战略方面和军事方面，美国历来比较独立。但即使在这方面，美国也需要学习经验教训，至少在中东伊拉克战争中。美国的单边主义给它带来太多的负面影响了。所以，美国一直想方设法在建立新的战略或者军事组织，不管是国际性的还是区域性的。
南都：将来G8会演变成怎样？
郑永年：G8只有通过开放，吸收更多的成员，它的生存才有理由，否则它就失去存在的必要。如果G8不吸纳其他国家，将来新兴国家可能会成立另外一个组织，如G4.G8这个机制必须开放，将发展中国家整合进去。但最后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机制，谁也不知道。但就像很多的国际组织一样，对此不能给予过高的期望。
2、国际责任与国际承诺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南都：几天前，中国一家门户网站就“中国是否有必要加入G8集团”这一问题进行民意调查，80%以上参与调查者认为“没有必要”。
郑永年：其实中国加入G8也不会得到多大的利益。这个世界没有免费的午餐，没有免费的“会员”，要在国际组织中出头，是需要掏很多钱付账单的。应该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虚的东西少一点，自己实力强了，要加入什么“俱乐部”，甚至组织什么东西，像美国一样都轻而易举。自己实力不济，就很难办。
每个国家都是自私的，以前的国际组织和现在的不一样。以前的国际组织之所以有用，是因为美国是老大，它是霸主，就要多出钱，或者有能力要其他国家出钱。美国获得领导权是因为当时的特殊情况：美国在赢得二战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而经济上它也是老大，也是民主的大本营，所以自然而然，很多国家就认美国为领袖。很难设想，如果美国没有这些特点，欧洲国家能愿意接受美国的领导角色吗？如果说今天的美国已经今不如昔了，但接下来，谁是领袖呢？
南都：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和美国应该一起当领袖。美国彼特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伯格斯登大力提倡G2，他认为，如果美国要鼓励中国在全球经济中承担更多责任，就应该和中国分享全球经济的领导地位。美国经济史学家尼尔弗格森随后更提出一个“中美国”这个概念。弗格森认为，中美已走入“共生时代”。你怎样看美国学者的这些观点？
郑永年：G2不是什么新鲜事，美国和其他国家已经有很多的G.例如，和英国是G2，他们是特殊的盟友，在美国和欧洲的关系上发生很大的作用；和日本也是G2，在美国的亚太国际关系上发挥关键作用。我们要分析这种G2的目的。如果中国和美国组成G2，目标是什么？美国和日本组成G2，日本得到了很多好处，它获得了美国提供的核保护伞，日本不用把大量的财力发展武器。而美国到处打仗，日本给它付账单。对中国来说，G2干什么呢？中国不会放弃自己的安全体系，不会像日本那样听命于美国。我非常不看好中美G2，G2无非就是中国给美国多付账单。中美合作很重要，例如在朝鲜问题上，在台湾问题上，在其他很多问题上。但中美需要合作，不是G2，G2是有联盟性质的。
过多的承诺没必要
南都：在全球经济中承担更多责任，换句话说，是不是要对国际社会做出更多承诺？
郑永年：对国际过多承诺没有太大的必要，因为你只是付账单，不会有多少领导权。国际体系仍然由美国和西方主导，中国应当承担自己的责任。但这份责任要和自己的能力相适应。中国并没有具备像美国那样向其他国家“收租”的能力，以后也不会有。中国应该把自己的地缘政治搞清楚，弄清楚应该把钱投到什么地方。就是说，要确定自己的国家利益概念。
南都：前段时间，有媒体讨论中国在“金砖四国”中当领袖的问题，你有何评论？
郑永年：目前“金砖四国”只是一个名称而已。中国要在“金砖四国”中当领袖？我想，中国并没有这样的想法。这四个国家如果要形成为组织，有很长的路要走。再说，领袖不是自己想当就可以当的，是需要别人承认的。“金砖四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具体的目标，尽管各国都觉得有必要有共同的国际行动，即要改变现存世界经济权力格局。四国间有不同利益，各自都和欧美国家存在着相当紧密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四国之间还远没有建立协调机制。
南都：我记得你曾表达过中国不要去当“救世主”的观点。
郑永年：对，这是根据国家的实力决定的。这次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因为中国本身没有金融危机，并且拥有最多的外汇贮备，因此很多国家都希望中国能扮演这样一个角色。一些人也忘乎所以，真以为中国能救世界了。这是毫无道理的。多年来，美国那么强大，总想充当世界的救世主，但也没有成功。有时候，反而把世界搞得乱哄哄的。并且人家美国具有“软实力”和“硬实力”。中国即使真的像美国那样强大了，也要避免走美国的道路。
3、亚洲崛起与“中国威胁论”
“中国取代美国”是假命题
南都：“金砖四国”中，亚洲就有两个国家。随着亚洲实力的增强，有一些学者认为，亚洲的时代已经到来。但美国《外交政策》近期刊登一篇文章称，不要相信关于美国衰落和亚洲时代曙光的夸张宣传，文章认为中国、印度和亚洲其他国家接管世界还需要数十年。你怎样看这种观点？你怎样看有关“亚洲崛起”的争论？
郑永年：衰落和崛起都是相对的概念，衰落不会一直衰落，崛起也不会一下子崛起。比如英国和美国，它们的崛起都经历了很长时期。从历史角度来看，每个国家都有它的发展，发展不见得是崛起。中国把和平崛起改成和平发展，是有道理的。崛起不见得就一定要取代美国。我觉得，很多美国人或者在美国的中国学者仍有一种冷战思维，甚至冷战以前的思维，即，一个国家崛起了会取代另一个国家，美国崛起后取代了英国，现在中国崛起了一定要取代美国。如果一定要说美国取代了英国，那么这种取代也没有在英美之间发生战争。冷战结束后，所谓的“中国威胁论”来源于这种思维。这种逻辑思维本身是错误的。同样，中国和印度要接管世界也是错误的。美国在管治世界吗？美国在世界上到处追求它的利益。如果是管治世界，就不应当把世界搞得这么乱。
南都：“中国威胁论”是否包含这样的意味，即美国的影响力可能会被中国取代？
郑永年：取代这个词本身是错误的，因为中国并没有想取代美国的。只是美国人说，中国的崛起会不会取代美国。中国在亚洲的策略和以前的苏联不一样，和以前的美国、英国也不一样。中国现在追求的是和美国共享亚洲国际空间，从来没有说要取代美国。这种取代的说法是某些人假设的。美国在亚洲的历史和影响决定它不可能被取代。这个命题本身不是很科学。假如中国想挑战美国的亚洲秩序，那可以讨论，问题是没有这么一回事。这是一个假想的东西。
中国不乐意当领导
南都：当今世界，在处理关乎全球的经济，政治和环境问题上，无法想象没有中国、日本和印度的参与。你怎样看亚洲的崛起？
郑永年：这是不可避免的。所谓亚洲崛起主要指的是经济力量的增强，或者经济重心的转移。这和工业化有关系，为什么欧洲最先崛起，因为工业化是从欧洲开始的。北美崛起也和工业化有关。亚洲最早开始工业化的是日本，后来是“亚洲四小龙”，现在是中国，印度也开始了。经济重心的转移并不意味着英国、美国的经济停滞不前。北美、欧洲的经济仍在发展，所以，这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南都：美国亚洲协会执行副主席杰米·梅茨尔(JamieMetzl)表示，亚洲国家还没有做好准备，还不能担负全球事务的领导重任，以确保世界的稳定与安全。你认为，亚洲国家是否做好了准备？
郑永年：没有一个国家说，我准备好了当全球的领导者。从前的英国成为大英帝国，它也没有准备好要领导世界。美国大萧条时期，它也没有准备好要当领导，美国当时奉行孤立主义，根本不想当领导。它是被“赶鸭子上架”，边做边学。比如，以前的日本企图当“大东亚共荣圈”的领导者，但失败了。没有实力就想当领导者，肯定要失败的。
现在的中国也是一样，中国不乐意当领导。我认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将只有国际责任，没有国际领导权。有领导权并不见得就是好事情。
南都：菲律宾前总统拉莫斯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他认为亚洲在经济一体化方面越来越接近于欧洲，但政治和外交的融合还远远不够。
郑永年：他可能是拿亚洲比照欧洲。我们不要夸大欧洲，人为去推动的东西不见得很好。亚洲的经济整合也不错，但政治的整合没有必要以欧洲为蓝本。欧洲的整合有两次世界大战的教训在里面。欧洲的政治、经济、文化有非常相似，亚洲的情况完全不一样。这就好比以橘子的标准来评判苹果，橘子就是橘子，永远不会是苹果。
4、地缘政治及周边外交
地缘政治决定国家利益
南都：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究竟应该怎样定位？
郑永年：要给中国的外交定位，就必须首先定位自己的国家利益。没有正确的国家利益观念，就没有正确的外交。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它的地缘政治，国家利益是由地缘政治来决定的。为什么美国的定位是全球性的？因为它是唯一的霸权，它把整个地球都作为它的国家利益。苏联也像美国到处称霸，现在的俄罗斯则定位于欧洲。欧洲的国家利益在欧洲，中国的国家利益应该在亚洲。
尤其是在冷战时期，欧洲讲地缘政治，美国也讲地缘政治。与中国相比，美国的地缘政治很简单，北有加拿大，南有墨西哥，美国永远是老大，墨西哥、加拿大无法挑战美国。美国成为全球唯一霸主后，将自己的地缘政治定位为全球。中国不能跟着这样做，中国应该以亚洲为基础，以大国为关键。这非常重要。一方面，中国需要和美国这样的大国打交道，尤其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朝鲜问题、台湾问题都与美国有关系。另一方面，中国的地缘政治的中心应该在亚洲。欧洲人整天盯着中国的口袋，中国不能当欧洲的救世主。中国与非洲、拉美做生意就行了，中国在非洲永远没有战略利益，有了战略利益更糟糕，跟美国直接发生冲突，跟欧洲直接发生冲突。
世界上85%的热点问题都在中国周边。所以，中国应该关注于自己身边的问题。对中国来说，最重要的是亚洲的地缘政治。
南都：中国的地缘政治有什么特殊性？
郑永年：中国的地缘政治非常特殊。中国周边有21个国家(编者注：与中国陆地相邻的国家有15个，同中国隔海相望的国家有6个)。从上往下，有朝鲜、日本，接下来是东南亚国家，再下来是印度、缅甸。中国是世界上唯一被核武器包围的国家。中国有安全感吗？如果墨西哥、加拿大要发展核武器，美国拼了老命也不会让它们发展。
中国没有国际空间，拿海权来说，中国有海权吗？没有。往东，走不出去，有美、日、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挡着，往印度洋，有印度。印度的唯一假想敌是中国。现在唯一剩下的是南海，但美国等国都对南海感兴趣，如果那里被堵住，中国一点出海口都没有。中国连航空母舰都没有，怎么去投送兵力？怎么去履行国际责任？更不用说国际领导权。
中国应重视周边外交
南都：近年来中国加入了一些多边组织，你怎样看外交中的多边与双边关系？
郑永年：中国从早期不接受多边，到接受多边，再到自己组织多边关系，如上海合作组织等，中国开始扮演积极的角色。实际上，并非多边关系就能解决问题，多边关系应该追求，但不能迷信，在现在这个阶段，中国应该在多边的基础上适当专注于双边。中国与东盟组织的关系搞好了，不代表中国与东盟所有国家的双边关系就搞好了。有很多问题还是需要通过双边协商来解决。
南都：中国很重视大国外交，你怎样看外交中的大国与小国？
郑永年：中国有三种外交：大国外交、周边外交和资源外交。其中，中国很重视大国外交和资源外交，周边外交也不能忽略。中国从上世纪90年代后的外交就是大国外交。当然大国外交是很重要，在国际事务中，尤其是和美国要协商，要合作。
小国主要指周边的国家，我们应该重视周边的这些国家。以东盟为例，东盟首脑会议是一种多边会晤，像是开一个聚会，大家打个招呼。而去人家国家访问给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人家会说，兄弟，你这次是专门为我来的呀。
南都：你在《大国崛起》纪录片中说过：“所谓的一个国家的外部的崛起，实际上是它内部力量的一个外延。”
郑永年：先应该重视内部，把内部搞好。美国在1914年以前为什么从来不想卷入国际事务呢？美国如果没有1914年前的发展，美国能成为大国吗？英国如果没有以前制度的完善，它也不可能成为大英帝国。
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内政不好，外交就没有力量。中国经常说，“弱国无外交”。内部制度不强，外部的制度是建立不起来的。这不是孤立主义，内部制度建立好了，自然而然就有了外部影响力，不用刻意地去追求很多。刻意地去追求，就连美国也会失败，它到处推行民主自由，花钱费力，有几个成功了？中国唐宋时期，中国并没有去推广，但是很多国家来学习中国。这就是“软实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