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原则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与权力合作的，一类是与权力“躲猫猫”的，比较起来，道家气质的属于躲猫猫式的，他们比较倾向于退居山林，过一种自由自在的生活，所以庄子跟楚王的使者说，愿意在烂泥里打滚，而不愿意被当作“牺牲”，或是被弄在神龛里。

相比之下，儒家比较入世一些，但也分人，孔老夫子的教导里面有原则性的一面，即如果那些统治者不听从你的建议的话，那么就乘着木筏子搞漂流，而不一定要死赖着某个位置。

再后来魏晋的人，就想出一个又当官又心里舒服的说法，就是身处庙堂之高，而身居山林之远。这么弄，给那些想当官，却又半推半就的油滑之人找到了很好的借口。

很多事情虽然不是非此即彼的，但是中国人的辩证思维，喜欢把什么事都弄成既可以这样，又可以那样，反正就是“方便法门”。

现代的知识分子，看上去跟传统的士人，有许多的不同，但是知识分子按说日子更不好过了，因为以前你如果不满于当局，弄一个山里就隐着了。现在土地国有，隐那里也不由你，还有就是交通和通信方便，上那里也容易被人找到。

孔老夫子的办法也不太好办，你弄个木筏上山东那边漂着，当心北朝的核武方向搞错，再说通关文书也费周章。

所以当下最好的办法就是跟官府搞在一起，然后用身居庙堂和心在山林整天自慰。这样各种欲望虽然不能彻底满足，也弄个大概齐。

我这个人说话爱绕弯子，说这么多，无非是想说两个学术界人物的离世。

今天，7月11日，两位学术界的重量级人物季羡林和任继愈先生去世，无论如何，他们是当代中国人文学界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人物，他们的去世很令人痛心。

本人于季羡林的书，看得少，因为他主要是做极生僻的学问的，比如认识很多已经失传的文字，什么巴利文之类，既看不懂，也跟我关心的问题无关，就算了。

后来他写了一些我们看得懂的文章，比如天人合一拯救人类，还发明了一个文化发展规律，即“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简单说，文化是轮流坐庄的，前一阵西方文化坐了一段时间的庄，现在他们胡也胡过了，炮也点了，该轮着我们了，所以他说21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

这话要是我说的，你肯定认为是猪流感了，但是人家是大学者，又符合大家的意思，所以虽然心里也不踏实，但是就将就着听。

但这些并不能作为他的错误，学术观点，大家都可以说，但是不知怎的，老先生突然被封为国学大师等等，他自己也估计搞不清楚怎么回事，他便被抬上去了，虽然自己再三要求推掉这些头衔，但这可由不得他自己了。

后来，他有住进了301，虽然他自己说，他不愿意，但是，不知道是谁非让他住的，加上温天津又几次去看他，这样，他便成了摆设，成了“关心知识分子”或“重视知识”的样板，供全国人民参观。有人抓住他“海清河晏”，说他如何献媚与当局。这我其实不太同意，别人来看他，他说一句客气话，算是礼尚往来，别人拿他的话做注脚，他自己也没办法。

按照季老先生给别人的评论，他是“大节不亏”，至于成为“摆设”，不是他自己追求的，对他而言，也不知是祸是福。

今天同时离开这个世界的还有任继愈先生，吾生也晚，等我出道时，再见他，主要是他在主席台上，我在观众席。其实任公的书我还是看过的，刚上学的时候，他主编的白皮的四卷本《中国哲学史》也是必读书，对这个书的其他地方我都忘了，只有一篇。任公自己做的，就是关于老子，在前面他说老子是唯物主义的，到书最后有一个附录，说老子是唯心主义的。

他这本书，是领导指示让编的，主要突出唯物和唯心，这也是历史的产物。

任公长期领导宗教研究，曾任中国社科院宗教所的所长，该所有一个儒教室，也算是特色，因为将儒家作为宗教来研究。儒家是否宗教现在很有争议，任公主张儒教说且是令有意思，因为他认为宗教是落后愚昧的必然要消亡的，这样将儒家定名为儒教，主要是为了证明儒教是落后愚昧的。这实在也是“观念先行”的例子。

就在学术界的重要性而言，任公和季羡林先生应是一时瑜亮，而且任公还有国家图书馆馆长的头衔，但不知为何，今天的新闻中，季羡林先生是新闻头条，而任公只是一个小的消息。

其实，任公也属于与权力走的比较近的，但任公始终没有成为摆设，所以也就没有“文绣”和“神龛”。

愿二位先生走好，那边清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