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人生的境界，向来有许多不同的描述，而在儒家传统中，深受人们认同的是《左传》中提出的“三不朽”说。在《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中，有这样一段话：“豹闻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这是春秋时期鲁国的叔孙豹和晋国的范宣子对于如何才能算得上“死而不朽”进行辩论时所提出的标准。在叔孙豹看来，仅凭祖上的恩德而获得的荣誉只能算是“世禄”而不能称为“不朽”，惟有经过自己的努力，进而立德、立功、立言，且能持久被人认可，才能算作不朽。后来，唐人孔颖达在《春秋左传正义》中对德、功、言三者分别进行了界定：“立德谓创制垂法，博施济众”；“立功谓拯厄除难，功济于时”；“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当然这是一个十分高的标准，恐怕只有圣贤才能达到。但是，儒家素来存在“希圣”、“希贤”的精神追求，即使自己不能达到，但依然会朝着这一方向继续努力。
在我熟悉的人中，汤一介先生就是这样一个以“三不朽”为目标而不断努力的人。
1、立德：义不逃责、事不避难
作为著名学者汤用彤先生的哲嗣，汤一介先生继承了家族“义不逃责、事不避难”的家训。借用李中华先生的说法：如果仅就学术成就而言，汤用彤先生的许多贡献或难以超越，但以学术和事功综合看，汤一介先生亦可以说得上是“光前裕后”，做出了他自己的独特贡献。
如果以孔颖达“创制垂法、博施济众”这样的角度来理解立德的话，那么立德的主要目标有两个：一是建立一种规范，二是让许多人受益。汤一介先生的很多工作都是具有建立规范的意义的。我们知道，在学术研究的过程中，总会产生一些引领性的事件、机构和人物来引领、开创一个时代风气。比如，在1980年代，“走向未来”、“文化：中国与世界”等系列作品都可以看作是思想潮流的一种风向标。而在这其中，汤一介先生创建中国文化书院的举动就很特别。当时社会上依然盛行对传统文化进行否定性的评价，而创立书院的举动却力图改变几十年来人们对于儒家的彻底否定的思维定势，重新建立人们对文化传统的温情和敬意。这样的做法为1990年代的国学热的兴起，乃至21世纪之后的中华文化的全面复兴奠定了基础。
如果将“博施济众”抽象地理解为乐于帮助人，那么，大家都知道，汤一介先生和乐黛云先生都是热心伸出援手的人。他们对待学生是如此，对待其他人也一样。
就我个人的体会而言，汤先生对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与乐黛云先生的坚贞感情。在他们婚后不久，乐先生就因为右派被下放，许多人让他划清界线，但汤一介先生因始终以“乐黛云同志”称之，而被当时的主事者批评。他们自喻为未名湖畔的两只小鸟，互相砥砺、互相启发，甚至对于照顾他们的刘女士，二位先生也是待之如女儿。在乐先生的眼里：汤一介先生“做事情一板一眼，自己很累，看别人做不好又担心。他想得多，总是很忧心，不像我，做不好也不会遗憾了。汤一介知识广博，却几乎没什么其他爱好，不抽烟、不喝酒，不爱应酬。喜欢听的歌也就那几首，喜欢看的就是几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好莱坞电影，知心朋友也就几个。他是个恋旧的人。汤一介生活很朴素，吃的菜就那几样，对穿的不太讲究。他冬天戴的帽子是毛线的，想给他换一个皮的或呢的，他死活不同意。在很多人的眼中，汤一介性格内向，他其实是个很重感情的人，很爱小孩，也很喜欢年轻人，但是他不大表现出来，和他聊久了，他会把掏心窝的话都说出来。”他对年轻人的关心，我自己亦有深刻的体会。因为他经常会阅读年轻人的作品，看到其中的优点，他会鼓励，使人如沐春风。
许多人对于汤一介先生参与梁效写作组，担任资料组的事情多有微词，对此，汤一介先生并没有避讳，首先他自己很诚恳了地说，参加“梁效”是一个错误。但我同意这样一种看法：“虽有过错，无心为恶”。如果我们脱离具体的历史环境去评判一个人的行为，就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而当我们翻开1949年之后的历史，汤一介先生的父亲汤用彤曾担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亦因为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过程中，难以把握政治形势而备受煎熬，最终导致脑溢血突发。汤一介先生的夫人乐黛云先生，亦被划为右派，而被下放。汤一介先生自己亦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而1973年由上级组织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大批判组，几乎集结了当时最为著名的人文学者，汤一介先生回忆说，当时是作为接受政治任务来对待的。他曾在一次采访中说：“党委书记就奉命找我们，说：毛主席要你们去编‘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从我个人讲，我当然很高兴，是毛主席的命令。再加上我有些个人考虑，‘文化大革命’开始我就是‘黑帮’，挨了一两年批判。1973年 正好在反右倾回潮，从学校讲，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招了一批工农兵学员，当时我在学校管工农兵学员的学习，我就觉得过去我们只让工农兵学员学毛选是不行的，可以学点逻辑，又和一些教员编了一个《认识论》提纲。反右倾回潮就说我是右倾回潮：你怎么要离开毛泽东思想来写一些东西？大字报就出来，正好那时候毛主席说你们去编那个东西，我就正好躲过反右倾回潮这个关了，否则肯定又是挨批判了。我就很高兴地参加了‘梁效’。”因此，如果我们还原那个时代，便可以了解在不正常的政治环境下，如果简单地以道德批判的维度来评判人物，反而会导致“以理杀人”的悖论。
2、立功：多家文化学术机构
所谓立功就是“功济于时”。如果以1980年代以后30几年的学术发展史来看，汤一介先生所进行的工作以“功济于时”来评断则是毫不为过的。北京大学的李中华教授与汤一介先生共事多年，是汤先生许多学术组织活动的重要参与者，他说过：汤一介先生组织能力极强，他善于团结、整合力量。（《汤一介传》，185页）这是学术界的共识，1984年，汤一介先生在王守常、李中华等先生的协助下，创办中国文化书院，通过举办讲习班的方式，使梁漱溟、冯友兰等一大批宿儒重登讲台。而李泽厚、方立天、庞朴等先生，也借助这个平台，展现他们对于中国文化传统的理解。中国文化书院编辑出版了许多著作，采取的是兼收并蓄的态度，既有余英时等人的书籍，也有殷海光等人的作品。
当然，汤一介先生最为人了解的则是他自2003年开始组织编撰的《儒藏》。按照汤一介先生自己谦虚的说法，他说他自己当时已经年逾七十，进行系统哲学思考的最好的年华已经过去，那么就利用他的学术见识和组织能力来进行大型的文献整理工作。而中国历史上，有过佛教和道教的文献集成工作，儒家的著作则没有，他的倡议得到了教育部的支持，汤一介先生亦在北京大学成立了“《儒藏》编撰和研究中心”。但是因为工作量巨大，要凝聚全国甚至世界的400多位学者，最初还存在大量的资金缺口，汤一介先生一方面是精心组织，另一方面则是利用自己的社会影响积极筹集民间资金。2014年，《儒藏》100册出版，可以说，这个宏大的工程是汤一介先生以生命的力量来推动的。
2010年，汤一介先生创立另一个机构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在汤先生与我们私下沟通和儒学研究院成立之后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汤一介先生曾说,目前中国已经有以佛教为主的研究基地,也有以道教为主的研究基地,但是没有以儒家思想为主的研究基地，所以他希望在北京大学建立一个儒家研究基地。针对有人认为建立一个儒学研究院与北京大学的传统不相吻合的说法,汤先生反驳说,这种说法不一定准确,五四运动虽发端于北大，但是,从整体倾向看,五四时期是把中国传统中糟粕的东西去掉，并不是要抛弃整个传统。
汤一介先生构想中的儒学研究院首先是一个整合性的平台,通过这个平台，把《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研究室、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整合在一起，共同做课题、带研究生、开设儒学课程。也就是说要通过儒学研究院的建立把北京大学的儒学研究力量整合起来,加强研究队伍的力量。儒学研究院的开放性并不局限于北京大学校内，而且还会扩大到全国甚至世界，这方面《儒藏》的编纂的力量的整合为这样的联络奠定了基础，汤先生将办儒学研究院的目标和宗旨有五句话：“放眼世界文化潮流，传承儒学思想精粹，阐释儒学特殊理念，寻求儒学普遍价值，创构儒学新型体系。”
汤一介先生的另一个社会工作是担任中华孔子学会会长。 中华孔子学会的前身是成立于1985年的中华孔子研究所。学会成立前后曾得到梁漱溟、张申府、冯友兰、周谷城、贺麟、季羡林、陈岱荪、邓广铭、白寿彝、赵光贤等著名学者的支持，并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和其他高校与研究机构的支持。后改为中华孔子学会，与国际儒学联合会、中国孔子基金会一起是国家级的儒学研究民间团体，首任会长是张岱年先生，2004年张岱年先生逝世之后，汤一介先生接任中华孔子学会会长。汤一介先生接手学会之后，先是调整组织结构，确定由王中江教授和我协助汤一介先生的工作。并组成了包括李存山教授、张学智教授和凌孜女士等人构成的新的学会领导群体。学会创办了《中国儒学》辑刊，其中与湖南诺贝尔教育集团、福建熹茗茶叶公司建立起合作关系。通过学术活动和教育基地的建立，中华孔子学会成为当代中国传统文化复兴运动中的重要力量。
3、立言：从真善美到新轴心时代的文化思考
汤一介先生曾经说过，他真正从事中国哲学和思想的研究已经是53岁以后的事了，在此之前，他的最好的岁月被无数的政治运动所消磨。因此，他并不认为自己是哲学家，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人也不敢想自己可以成为哲学家，因为所有的思想的创造都被归到政治领导人那里。但是，汤一介先生始终不懈和乐此不疲的事是思考。而且不同的阶段，都提出了很具有启发性的观点。2014年7月，在《汤一介集》出版座谈会上，他总结了自己的思考历程。
他回忆说，1980年代主要考虑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是1980年代上半叶主要考虑的真善美问题。这个思考是为了回应牟宗三先生的外王是开出民主政治，内圣是开出理论即认识论的说法。汤一介先生，应该有一种新的角度，即从真善美这三个方面来考虑哲学问题，即知行合一、天人合一和情景合一这三者的统一。按余敦康先生的说法，情景合一的思考肯定是受到了乐黛云先生的启发，我也同意。第二个部分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框架问题。针对许多人认为西方文化是超越性文化，而中国文化则具有内在超越的特性的提法，汤先生提出了普遍和谐的问题。他认为内在超越如果落实到人的实践，人的自我道德的提升，就是政治社会各个方面的实践才有意义，如果不落实到这个方面，就没有实际的效应。所以内在超越是个中心，往上就提升到普遍和谐的问题，往下落实到政治实践、社会实践方面的问题。那么这三个问题能不能构成一个框架，一个中国哲学的框架。
1990年代，汤先生首先关心的是文明冲突的问题，触发点是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问题。他指出如果文明不能共存，那么世界就成为一个混乱的世界，就成为一个你争我夺的世界，所以我们怎么看世界？就是要看是文明冲突还是文明共存？第二个问题是中国现代哲学的转型问题。
第三个时期就是在进入新世纪后，第一：汤一介先生更多地关注哲学理论问题。延续上个世纪的90年代末期的思考，构想创建中国解释学的问题，即中国思想的叙述和建构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儒家伦理与中国现代企业家精神，他深感在中国没有建立起来一个我们的当代资本家的精神家园，没有这样的东西，因此就想到能不能根据儒家的伦理，来建设现代企业家的精神，我想有这个可能性，至少我们可以尝试。第三个问题就是新轴心时代是否能够到来？这个问题的核心的重建文化发展范型的问题，他说：人类必须追求新的轴心时代，以使人类社会重新燃起火焰。而这其中，中国文化必须发挥作用。
再有一个问题是儒学与普遍价值的的问题，汤一介先生从文化共存的思路出发，认为应该挖掘这个不同文化中间的普遍价值意义的因素，不应该只承认西方哲学有普世价值，而不承认各个民族文化中间都有它的普世价值意义的因素，因此我们必须把普世价值与普世主义分开，就是普世价值在各种文化中间都有它的因素。
汤一介先生在生命的最后阶段，还写文章，其中一篇是关于“儒释道三教归一”问题。还有就是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他认为儒家与马克思主义都是实践哲学，都注重人的社会性存在。也都关注辩证法，并认为儒家注重和谐的辩证思想对现代社会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2014年，习近平同志专门探望汤一介先生，在谈话中，关心了《儒藏》编撰问题，肯定汤一介先生为中华优秀文化继承、发展、创新做出了很大贡献。我觉得这个评价对于汤一介先生来说是实至名归的。目前，中国社会处于急剧的变革过程中，在经济强大的同时，如何为中国的持续发展提供价值资源是所有思想工作者的责任。这就要求我们要有包容精神，以融汇新知昌明国粹的态度，吸收中西优秀文化，站在世界的高度思考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问题。汤一介先生的思考，并不是一个终点，我们应该将他的思考视为可以站立的肩膀，从而为中国社会的进步贡献力量。
（本文作者为北京大学哲学系、儒学研究院教授，本文原载2015年3月10日光明日报书评版，发表时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