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知识分子有“经世致用”“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远到孔夫子“学而优则仕”，近到“五四”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奏，都把“治国平天下”作为目的，读书、求知只是一种手段。在求知、为学方面，中国知识分子以悟道、明德、修身为目的，对纯粹的知识不大感兴趣。而人们要把握的那个“道”，“玄之又玄”、“唯恍唯忽”，神妙无穷。你要“穷神知化”，唯靠一心。这样，中国知识分子就不像西方人那样追求知识的普遍性和确定性，不是向外夯实知识和价值的客观基础，而是向内揣摩知识和价值的灵活与神奇。这个特点对中国知识分子责任担当方式影响深远。
希腊人开创的是求知的传统，这个传统以追问大全的和根本的知识为目的。知识只有达到普遍性和确定性才是真实的、可靠的。对苏格拉底或柏拉图来说，“爱智慧”的目的是追问到万事万物“本身”（美本身、正义本身、人本身）。如果把个别事物和事物表象当作知识，那无异于把黑暗洞穴里的影子当作真实的人。亚里士多德追问了physic还不满足，非得找出它背后的Meta-physic不可，非得追问第一因不可，也是要达到知识的普遍性和确定性。只有达到普遍性和确定性，知识才是可靠的。希腊人的传统对西方文化影响深远。例如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家，信上帝就信上帝呗，非得使劲证明上帝存在，证明他老人家全知全能不可。牛顿晚年花几乎全部精力去追问宇宙的第一推动；培根以为科学的标准是完备性和确定性；霍布斯、卢梭等构想自然状态下的天赋人权；理性主义以第一原理清楚明白为学术使命；经验主义要从个别经验中得出普遍必然结论，都是追求普遍性和确定性。
为了达到知识和价值的普遍性与确定性，西方思想家会以纯概念为对象进行逻辑推演，习惯对知识大厦的基础进行反思。这种反思看似不食人间烟火，仿佛上帝在远远地冷观人类，但其社会效应是革命性的。例如：“我思故我在”——我怀疑一切，但有一点我不能怀疑，就是我在怀疑这个事实。既然如此，有一个怀疑着的我就是一个清楚明白的事实。笛卡儿简直在说天话，与人间无关！但这几句“天话”却导致思想领域的哥白尼革命，因为它颠覆了以神为中心的思想格局，转到以人为中心，把流行了多少代人的宇宙秩序和价值框架给颠覆了！
说“天话”的习惯在西方知识分子是中普遍的。康德问先天综合判断是可能的吗？谢林哲学的基石——最后的存在是“一”、“绝对”、“上帝”；黑格尔确立“绝对说不出什么”的绝对精神，都给人不食人间烟火的感觉，但西方社会完成自己的启蒙和现代化，离不开这些“天话”。
刚才诸位对中国有没有真正的知识分子表示怀疑，这个怀疑是有道理的。中国的士人不像西方的知识分子以追求普遍性和确定性为天职，也不习惯推演纯概念，追问知识的前提，不习惯讲“天话”。他们不以自己为纯知识的生产者，而是维护纲纪、匡扶社稷、忧国忧民的儒生。这个传统常常导致知识分子不能坚守自己的阵地。
中国思想文化的灵魂是“道”而不是“知”。道是神妙无穷的，没有任何规定性。或者说，“道”的唯一规定性就是免受规定性所累，以至神妙无穷。所以“道”无色，无声，无味，无形，等。兵家讲“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医术讲“加减临时在变通”，和尚讲“破执”，都是要打破确定性。中国文化的最高境界是“化境”。“化境”惟有中国文化才有，它是把确定性消解到至极才有的奇妙境界。中国知识分子参透宇宙人生的最高境界就是能“穷神知化”。
中国文化不分“此岸”和“彼岸”，具体的和相对的东西不需要有一个永恒的和绝对的根基，绝对性和确定性就在相对性和多样性之中。“道不离器”，“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 “砍柴挑水无不是道”……总之，形而上与形而下须臾不离。这种思维方式对知识分子的人格塑造起的作用是很大的。因为彼岸的东西自己掌控不了，此岸的东西则可以从意所欲，这就促使中国知识分子向内心开拓，走所谓“内在超越之路”。然而，缺少客观普遍依据、缺少外在确定性的“本心”，是真是假，难以把握，这为伪善和故弄玄虚提供了机会。还有，中国知识分子对纯粹知识没有兴趣，不习惯形式化的概念辨析和逻辑推演，没有为科学而科学的求知精神，没有冥思、讲“天话”、于三界之外冷观世界的习惯，在科学理性基础和求真务实精神相对欠缺的情形下，心思过多放在出谋划策、设计“救世良方”上。
今天，下意识地拒斥知识与价值的普遍性和确定性，仍然是中国知识界的特点。只要有人试图为知识和价值建构某种普遍和确定的基础，例如人性、人道主义、普世价值等，立即有人祭起“阶级性”、“具体历史性”等大棒将其打死。顺便说及：马克思、恩格斯既强调阶级性、具体历史性，又追求普遍性。“人的自觉自由的类本质”、“解放全人类”、“真正人的道德”等，都是普世主义的。当然，马恩针对他们的时代和语境，重在强调阶级性和具体历史性，但他们奋斗的目标则是普遍的和确定的。不顾语境，不从具体问题出发，没有辩证思维，把“阶级性”和“具体历史性”作为一个标签到处贴，这恰恰是抽象和空洞的。这个案例值得思考：人们为什么那么热衷于反对“抽象性”，以至于把“反抽象”抽象化，把“阶级性”和“具体历史性”抽象化？为什么对马克思历史逻辑中包含的追求普遍性的努力视而不见？其实，撇开表层语义，它仍然是中国文化和中国知识分子抵制普遍性和确定性的文化潜意识作祟。
知识和价值没有普遍和确定的基石，人们习惯提下判断、得结论，却很少有人对判断和结论的前提进行批判。结果，学术界、思想理论界的很多话语，看似振振有词，实际含混不清，经不起推敲分析。要用这样的话语去指导生活，要么是无关痛痒的点缀，要么“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这一特点如何影响了今天中国知识界和知识分子？恐怕三两句话说不清楚。我想，从良知和责任的角度说：有几点应该是显然的：第一，相对其他民族，中国知识分子更缺少某种普遍和确定的信念与信仰，对“我应该是谁”这种文化认同的问题，并不像其他民族那样看得很神圣，更多持“随机应变”的处世哲学。极端者甚至信什么都可，说什么都行，谁当道帮谁说话，谁落井下水的石。第二，“坐而论道”、“为学术而学术”，是一种很坏的评价，它与不切实际、空洞迂腐、毫无价值是同义的。学以致用，理论联系实际，才是正道。当然，知识和思想终究是社会生活的表达，终究要为社会服务，原则上讲理论联系实际是对的。但是，知识分子切入现实生活、担当社会责任的独特方式是什么？如果学以致用就是从政做官、经商下海、做工种地，“知识分子”桂冠唯一的优势是，我有个教授、专家、博士的头衔，在市面上比别人混得更好，那就没有起到知识分子应该起并且只有他才能起的作用，没有把知识、学术的独特功能发挥出来。
我不反对有些知识分子去“经世致用”，但那不应该成为知识分子的一般模式，知识分子应该有自己的本行，有自己担当社会责任的独特方式，这种方式是社会必需而其他群体又不可能胜任的。显然，这只能是知识的生产与传播。为科学而科学，批判知识的前提和追问知识的基础，敲定知识、价值的普遍性与确定性，以概念辨析、理性建构、逻辑演绎等纯知识的方式来更新人们的视野，以“说天话”的方式来建构新的理念， 这才是知识分子应有的常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