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讳言，当前中国社会的正义和良知、理想和信念，存在严重的问题。反思这些问题，研讨当前文化价值的语境、问题和出路，重建民族文化价值，是当代学术的一个重要使命。而研讨当代中国价值建设问题，从方法论角度说，需要超越意识形态的表层话语，回归事实本身，把握生活这一真实的“文本”；需要穿透中国现代化和社会转型的历史帷幕，真正理解问题的来龙去脉，把握历史的深层逻辑。
一
根本上说，中国当前的价值问题是现代化和社会转型的复杂性所致。
50年代初建立的社会主义体制，是自晚清以来中华民族第一个成熟的现代化模式。如果说发轫于西方的资本主义是以金钱（资本）为手段发展现代工业文明的模式，则发轫于苏联并在中国确立的社会主义，则是以官僚权力为手段发展现代工业文明的模式。这种体系的价值主体是职业官僚（由职业革命家演化而来），支配社会运行的动力系统和信号系统是官僚权力以及由官僚权力发出的指令——权力意志，人民大众实际上是接受并执行这套指令的工具。
这套社会体系曾经有过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的价值叙事，包括：1、未来理想社会——共产主义的完美憧憬；2、领袖、政党、制度的正确、伟大魅力；3、思想道德的崇高纯洁境界，等。这套价值叙事的魅力，配以“计划体制”对社会的统摄力量，它的确给当时的人们提供了强有力的价值支撑：营造了一种迷狂般的情绪氛围，确立了政治、法律、道德等方面的规范，树立了社会的信念、信仰和理想。在现实实践中，它也显示了巨大的力量。
但是这套文化价值系统并没有超出马克斯·韦伯所说的“魅力支配型社会”的蒙昧主义和专制社会的威权主义。从价值的角度说，传统社会主义体制至少有以下严重的问题：
1、它的理想主义具有小生产的幼稚和乌托邦的虚幻性。50-70年代，科学理性精神、现代化视野、大工业生产方式，并未真正确立起来，人们的历史眼光、思维和行为方式，使得那个时代的人们（不止是少数领导人，而是整个民族）嘴里讲的是“共产主义”话语，骨子里仍没摆脱“大同社会”“太平天国”式的憧憬，甚至是阿Q躺在土地庙里“要什么有什么”的想象。这种许诺和想象在短期内能激发一个民族的创造力，但当它的愚昧导致的负价值显露时，当人们发现未来目标只是张空头支票，艰辛的付出却到了难以承受的程度时，信念和理想就会从根本上动摇。
2、传统体制的运作模式也蕴涵了多方面的价值危机。一是对人的自由、价值、尊严的漠视。以官僚权力为手段致力于工业和现代化的模式，追求的是公共利益和整体目标。它擅长“集中力量办大事”，完成以政治为核心的战略计划，而把现实的个人当作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役使，人们缺少独立的主体人格、权利和责任。社会的公共目标也许容易实现，例如50年代建成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60年代“两弹一星”；但它牺牲了个人的价值、尊严和自由。二是社会生活的多元价值被“官权价值”（这是本人生造的一个词，是指一定事物和现象对肯定和强化官僚权力系统所具有的价值，具体表现为尊官崇权、强权政治、权力本位等）所取代，价值全面扭曲。常态社会，经济有经济价值，科学有科学价值，教育有教育价值，等。但“计划体制”把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都纳入官权体系中，把一切社会行为都化约为政治行为，用官权价值“指导”甚至取代一切价值。“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分析一切，看待一切，理解一切”。人们正常的社会生活被遮蔽。三是自由创造活动既不必要也无可能。“计划体制”以职业官僚为主体，把所有社会资源调动起来实施官权意志特别是最高权威的意志。本质上讲，整个社会只有一种行为——实施官权意志（指令）的政治行为，个人和群体基于自由创造的行为既不必要也无可能。每个人的自由创造不能激发，导致整个社会没有生机、活力和效率。
3、权力斗争的残酷性和权力异化。传统社会主义表现为“庞大的权力堆积”，官僚系统是全社会实际的主体，官权价值是社会的最高价值，权力是驱动社会运行的最高甚至唯一手段，官权意志是社会运行的最高甚至唯一指令，社会生活的一切都围绕政治权力转，这也使得官权体系成为全社会矛盾的焦点，公共权力成了神圣的、陌生的、冷酷无情的异化物，权力斗争残酷之极。
4、道德理想主义的失落。由领袖、党、制度、道德楷模等文化元素共同营造的道德境界，其魅力和感召力是有限度的。除非这些人为建构的理想人格真的永远完美无暇；除非社会生活只有政治和道德生活，不需要物质生活；除非社会机制能确保百分之百、恰如其分地善善恶恶。但是这些条件都是不可能的。一旦理想与现实出现大的反差，就可能引起价值危机。易言之，道德理想主义只是特殊时期临时性的社会动员方式，试图运行公共权力把它常态化，会适得其反，助长社会的投机和虚伪，强化大众的失望和不信任，导致整个价值体系的危机。
二
在“改革开放”的话语下进行的现代化模式转型，实质是借鉴和引进西方市场化体制，改造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并试图创造一种既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又不同于苏联模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制度重构的过程，也是文化价值转换的过程，用邓小平的话说，是“换脑筋”的过程。这一转型必须面对许多复杂的矛盾——民主进步与专制守旧的矛盾，小生产与大工业的矛盾，传统社会主义教条与探索创新的现实之间的矛盾，世界体系中东西方关系的矛盾，等。要克服这些矛盾并完成这一重大历史转型，客观上需要丰富和深刻的思想理论和文化价值资源。但是现实条件很难做到这点：
——主流意识形态一方面作为“基本原则”和“指导思想”，自诩为社会的价值基础；另一方面，它恰恰是反思和重建的对象。在这种矛盾和反差中如何取舍，取决于解释者自身的立场和需要——这为后来政治派别的分化埋下伏笔。
——中国传统的文化价值，经50年代以来的意识形态冲击和改造，作为独立和学理的形态，基本上失传了。如果说有，那往往是以文化潜意识的形式存在。这种无法经由理性地反思和重建，却以本能形式潜存的强大传统，往往是副作用大于正价值。
80年代的价值重构中真正在起作用的主要是两大思想资源：一是50-70年代若隐若现的“不同政见”。针对“计划体制”的弊政和历次政治运动的灾难，一批敏锐的政治领袖和思想家冷静反思：问题出在哪里？究竟该怎么办？这种反思的成果为后来的改革开放提供了思想资源。二是西方的文化价值。虽然我们从来没有停止对西方文化价值的拒斥，但相对而言，80年代“两大阵营”的矛盾相对和缓，我们也在羞羞答答的状态中有意无意模仿西方，从西方文化中吸收了大量思想资源。这两种思想资源，加上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传统意识形态，旧的“封建主义”习惯势力及其价值取向，构成纷纭复杂的社会思潮。这些思潮既互相博弈，又互相融合，并随着经济和社会生活而发展，汇成了中国80年代纷繁复杂、生动活泼的社会思潮。诚然，80年代的改革开放取得了经济上的成就，但更有意义的是价值观和思想理论的进步。例如：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主体，每个人都有独立自主的权利和责任。只有把人的权利和责任还给人，让每个人自主行为和自由创造，整个社会才有活力和创造力。要把人从受束缚的生产关系中解放出来，建立责、权、利统一的机制，因此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
——公共权力属于人民。政府职能部门是代表人民行使权力，必须接受群众的监督。每个公民都有参政议政的权利。公共权力部门要转换职能，从“领导”转变为“服务”。政府的职能不是直接干预和运营经济，不是参与市场竞争，与民争利，而是维系社会的公正和秩序，营造良好的环境和氛围，从事非赢利却为社会必需的公益事业，等。合理的政治体制应是“小政府大社会”，合理的政府应是“有限政府”——它的权力是有限的，受约束的。
——搞市场经济还是搞计划经济，并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资本主义也需要计划。贫穷、平均主义都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社会主义就是解放生产力，最终让所有人共同富裕。
——追求物质利益是正当的，合理的。从个人说，耻言利，耻言富的观念被致富观念取代；从社会角度说，实际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取代了空洞的政治标准，强调“效率优先”，反对“平均主义”，提倡非均衡发展。
——高扬人性，提倡人道主义；尊重每个人的权利、价值和主体地位；承认个人利益的合理性；尊重个人生活的多样化选择，尊重隐私和私人生活空间。
——依法治国，变人治为法治。“法”不是变相的红头文件，更不是个人意志。法必须体现公意，体现人民主体性；法是一种文明，一种文化；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党派和个人必须在法律的框架内行为；社会问题必须通过法律途径解决，而不能搞运动；司法机关独立执法；有法必依，执法必严；法律正义包括实质正义和程序正义两方面，等等。
这些文化认同和价值共识，当然还存在不少问题，但总的说，它体现政治进步和法制昌明，代表了改革开放的主流和历史进步的本质。
70年代末、80年代社会思潮的转变，也是一个俗世化过程，一个“祛魅”和“由圣入凡”的过程。反对个人崇拜，让领袖“走下神坛”；进而揭开一切政治偶像的神秘面纱。人们试图通过否定两个“凡是”，搞“真理标准大讨论”，以倡导科学理性精神。这个“祛魅”一经开始，就如倒了多米诺骨牌：反对不切实际的道德标杆，把一切社会文化理想斥之为乌托邦，直到“躲避崇高”、“渴望堕落”，甚至以“痞子化”作为人生哲学。
俗世化虽然是理性社会转型之必需，但俗世化不等于排斥理想和道德追求，不等于庸俗堕落，不是鼓吹贪欲和物欲，而是要立足现实，实事求是。因此，真正的俗世化需要对世俗生活本身进行批判地反思和理性建构，需要相应的制度建设和理论创新。遗憾的是是，这个工作并没有跟上。在否定个人迷信、道德虚构和乌托邦狂热的同时，一切理想和崇高的东西都遭到怀疑和嘲弄。这一平庸化、虚无化的“俗世化”带来的消极影响，不久将会显现出来。
与此同时，现实生活也以无情的事实引导着社会的文化价值朝令人忧虑的方向发展：公共权力被越来越严重地用作私人资源，并与市场结合，形成机遇、信息、资源、权利等方面的绝对优势，造成社会严重的不公，也给社会的正义、良心、诚信带来强大冲击。在不具备相应的法律法规和行为习惯的“半市场经济”中，各种无视起码商业道德的行为，甚至是蔑视人权和人的价值的行为流行起来。
本来，市场经济会自发地产生贫富分化；加上“计划体制”中人们的权力、地位极不平等，这种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时，政治权力和地位的不平等必然转化为市场资源的不平等，竞争机制的不公平。社会应该预见到这个趋势并尽可能采取防范措施，以减轻其破坏力。可主话语非但没有把准这一症结，反而一边继续鼓吹不切实际的利他主义，一边宣扬无条件的非均衡论和无原则的掠夺论。无论动机如何，这种鼓吹客观上为90年代以后的“丛林法则”流行拉开了序幕。
三
有人说，悲剧的实质在于历史的必然性与这种必然性不可能之间的矛盾，这种说法特别适合中国80年代末的情形。中国要从“计划体制”过渡到市场经济，从农耕文明、小农经济发展为现代大工业，势必需要政治、法律及人们的价值观发生相应变革。邓小平意识到这点，故谓：“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76页）但是，宗法专制主义传统和权力异化的局势在博弈中再次胜出，阻断了政治改革的前途。掌握国家命运的群体，越来越沉湎于古老帝国的梦想中。某些价值关系和价值观念把改革引入岔道，使我们再一次失去成为现代文明国家的机会：
——宗法封建的“江山”观念根深蒂固。受宗法王权传统的影响，许多人没有“公共权力属于公民”的观念，他们把公共权力诠释为“江山”，即扩大化了的“家产”。这个“江山”只属于某个团体，而不是全体人民。这个家产是抢来的、打来的，当然也就牢牢把持，防止被别人抢走、打掉。在重大关头，这个国家不是按照现代文明的法律制度运行，而是按照陈腐的家长制方式操作；它的宗旨不是促进社会的文明进步，而是确保某个利益集团“稳定”地坐在交椅上，确保江山“千秋永固”。
——维系利益和特权而形成强大的阻力。之所以牢牢守住江山，归根到底是利益和特权使然。毛泽东发动“文革”，实际上已经意识到了特权和利益系统化扩张的苗头，并且其根源在于他亲手建立起来的体制本身。但“文革”式治疗方案的错误却成了为特权辩护的契机，历史如此吊诡。随着经济体制向市场转轨，旧体制的权力优势与新体制的资源控制优势结合，一个新的权贵阶层逐渐形成，势力日渐强大，成为阻挠民主进步的强大力量。
——对“文革”的误读。“文革”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本文无法就此展开。简单说，“文革”之乱，根本上说是政治权力异化所致：官僚体系是全社会唯一合法主体，权力意志是唯一合法的行为指令，政治价值是唯一合法的价值根据，政治斗争是全社会围绕的焦点。谁在权力上掌握主动，谁就“真”，甚至“生”，谁失去主动，谁就“谬”，甚至“死”。“文革”之乱，根源恰恰是因为民众没有独立自主的人格，国家没有约束个人权力的民主和法制。“群众运动实际上是运动群众”。但是否定“文革”的主流话语，却把“文革”之乱归因于群众脱离了领导，归因于民主；反思“文革”的结果竟得出这样的结论：民主=群众运动=动乱，防止动乱=打压民众的价值诉求！
——冷战思维和民粹主义。80年代两大阵营相对温和的时期过去之后，世界范围内的矛盾和格局又复杂起来。从思想意识角度看，这种格局大体可从三方面看：一是冷战思维，二是民族主义情绪，三是文明与野蛮的矛盾。这种复杂性考验着人们的政治智慧和历史眼光。主流意识形态巧妙地运用了这种格局——只是它的主要倾向不是促进国家进步和国民的世界公民意识，而是把民族主义情绪和冷战思维捆绑在一起，抵御西方意识形态。诚然，这种抵制在某些情形下也有合理之处，但其主要倾向，毋宁说是抵制民主、人权等进步观念对特权和守旧势力的冲击。具体说，冷战思维和民粹主义的混合，主流意识形态掌握了反击西方批评话语的双重武器：对外，既可以用冷战思维把自由、民主、人权等同于资产阶级的，用“具体历史性”反击它的“虚伪性”、“反动性”，又可以用民粹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指责西方把他们的价值观强加给他国，是文化霸权主义。对内，既可以用“敌对”、“颠覆”等传统的“阶级斗争”大棒打压不同意见，又可以用“反华”、“辱华”等话语煽动狭隘民主主义情绪，行抵制文明进步之实。
传统社会主义的积极的、建设性的因素，经过十多年摇摆蹒跚，走到了这样一个关口：它的思想资源，它的智慧和创意，它的理想和抱负，已经发挥殆尽；面对前所未有也无法把握的未来，它不可能也不想为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前途负责，不可能也不想探索现代化发展道路，不可能也不想为历史创造一种全新的文明。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只要老子今天牛，管他明天洪水滔天”！
四
80年代末的悲剧是中华民族命运的转折点。探索和进取的社会主旋律被保守主义所取代，历史实践中的民主精神被贵族精神所遮蔽，官民朝野关于“改革开放”的共识被利益纷争和价值冲突所消解，弱肉强食和强权政治的游戏规则兴起。在“新权贵”迅速崛起和大批人沦为“弱势群体”的同时，文化价值也出现前所未有的危机。社会性质已经发生了静悄悄的却是实质性的改变。海外学者称之为“后极权主义”，我们也可以称之为“后计划体制”。
两大观念集中代表该时期的价值取向：
一是“稳定论”所代表的价值取向。“稳定”被当作行为目的、价值尺度，甚至法律判据。但何谓稳定？如何稳定？为了谁和为了什么而稳定？稳定有无条件和边界？却未经反思。这给手握公器的人们留下“自由裁量”的空间。在某些人看来，民众了解事实真相是“破坏稳定”，表达自己真实意愿和独立思想是“破坏稳定”，主张自己的合法权益是“破坏稳定”，批评社会的恶行更是“破坏稳定”……事实上，如果不是以人民为主体，以政治民主化和法制文明化为目标，而是以少数人的特权、“交椅”、“乌纱帽”为目标，“稳定”就会成为压制民主、自由和民众价值诉求的霸权话语，成为替新权贵掠夺民众辩护的“价值根据”，成为压制创造力和探索精神的紧箍咒。这样的“稳定”恰恰为更大的动乱埋下祸根。
二是“猫论”所体现的游戏规则。“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这个口号最初含义是讲效率和效益，不要空谈。可人们不顾语境滥用，结果——正所谓“真理再向前迈进半步就成了谬误”（列宁语）——它成了攫取利益不择手段的代名词。以会捞钱为荣，以不会捞钱为耻；捉住老鼠就是好猫，捉不住活该你倒霉！在一个起点和机遇极不平等、人们的权力和资源极不均衡的社会里，在一个缺乏健全机制和规则的社会里，还没开始“抓”之前，有的人注定是猫，有的人注定是老鼠。有的人注定吃人，有的人注定被人吃！
这两大观念相互配合，主宰了“后计划体制”时期的资源重组游戏：人们既可打“捉老鼠”的牌贪污、掠夺、洗黑钱、垄断市场、强夺百姓、侵吞国有资产；又可以打“稳定”牌，让老百姓失语，逆来顺受，“默默奉献”。他们既可以化公为私，强取豪夺，又不必担心民众的不满以及由此引起的法律和政治风险。90年代开始，这样的游戏规则打着“国企改革”、“抓大放小”的名义，彻底“改造”了50年代以来建立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或者抢光、卖光、分光，或者改造为新权贵垄断资本（这些企业的确要改革，但改革的思路应是“还产于民”而不是进一步剥夺）。进入21世纪，这一抢光、卖光、分光的浪潮又以“开发”的名义向农村蔓延，而且表现形式更加野蛮，更加触目惊心。
在体制转轨的无序化所形成的社会基础上，这两大游戏规则派生出一系列价值效应和社会后果：
——公共权力部门被腐蚀，被“绑架”，丧失了正常的社会功能。
公共权力来自人民，因此听命人民，服务人民，受人民的监督和质疑，是应有之义。但现在，它越来越悖离它的应有之义，成为少数利益集团的私器，用于巧取豪夺、打压可能的抗争、满足个人的贪欲和嗜好，等。公共权力变得越来越自私、冷酷，越来越敌视人了。
公职部门本来有自己的专门职责：居于社会各阶层之上，从事管理、服务和居间协调等工作。但现在，它恰恰撇开这些职责，转而从事它不该从事的事业——追逐垄断性暴利。90年代以来，热衷于变卖国有资产、垄断核心行业和企业、操纵股市和金融市场、搞房地产投机等，成为“中国特色”的政府行为。
以法律为根据，以事实为准绳，秉公执法，惩恶扬善，是公职部门尤其是司法机关的天职。但是，被利益集团操纵的公共权力，在应对社会问题时，已经失去是非观念和善恶标准。每当公民权利受到粗暴侵犯时，职能部门几乎本能地站在非正义的一边，打压维权民众。公共权力价值立场的这种倒错及其效应，是近些年中国价值危机日益加深的主要原因。
——社会的价值冲突恶性循环。
官权和市场两大体系的利益集团结合，以非正常手段攫取暴利，并以非正常手段对付民众的抗争时，他们也就把自己摆在了人民和正义的对立面。在巨大利益、恶劣贪欲和强大社会惯性驱使下，这种掠夺和压制越来越野蛮，它激起的反抗也就越来越激烈；反抗越激烈，打压也就越严厉，恶性循环。官权体系的这种窘境，一方面使自己一次次失去改良社会也改良自己的机会，另一方面导致了利益冲突的加剧和社会危机的加深。
——犬儒主义大行其道。
如果说80年代官权体系内还有不少有理想和使命感的人，则当代政坛很难觅到这样的人了。靠投机和父辈的特权上台的权贵们，没有理想和信念，没有对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的使命感，没有关心大众疾苦的良心；有的只是一个字：“牛”！从雄伟气派的形象工程、挥金如土的生活方式，到专横跋扈、目空一切、胡作非为的霸气，无不体现这个特点。
当然这绝不是说当今政坛没有能人。就个人来说，不少中青年有博士、硕士文凭，懂外语，有海外经历。但是他们缺少大志，缺少忧国忧民之心，他们习惯让真正的才能屈从于腐烂的官场习俗和狂妄的强权政治。偶发真知灼见，仅限私下里无关痛痒的闲聊；正式场合，他们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真我”深藏起来，自觉地“保持一致”。他们的才能仅仅表现为，在诠释官场话语时更花哨，更“专业”；甚或在洗黑钱、向海外转移财产时更加“技术”。对社会正义、大众疾苦、国家前途、人类良知这些本该触动他们心灵的事，他们同样无动于衷，完全沉浸在威权主义的自我欣赏和仕途的不懈追求中。麻木不仁，装腔作势，阿谀逢迎，两面三刀，使得官场霸气又带上浓郁的犬儒主义色彩。
90年代以来，犬儒主义在知识分子中也盛行起来。马尔库塞这样分析晚期资本主义：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高额利润改善了人民（包括工人）的生活状况，广告、时尚引导人们消费，所有的人都经由高消费，被整合到资本主义的商业体系中，成为失去批判维度的“单向度的人”，消费本身成为强化资本主义商业逻辑的手段。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与之相似，只是这个手段不是消费，而是特权利益。经济的繁荣使得权力部门掌控了更多的财富，它再利用这些资源，设置名目繁多的身份、资格、荣誉、项目等，驱动知识分子争夺，从而把知识分子整合到官权体系中，按照规定动作行为。不少知识分子有了“领导”、“专家”、“评委”、“人才”等头衔，有了财富和地位，但是没有了独立精神、批判维度，没有那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使命感，同样成为“单向度的人”。他们在追逐项目、学科点、奖励、职务、荣誉等的时候，客观上也在强化那个不合理的制度。
在强权政治、丛林法则和犬儒主义等精神笼罩下，平民阶层的心态和价值观也严重扭曲。
长期生活在不公正、不讲规则、被蔑视、被边缘化的处境中，底层民众中日益滋长着怨恨社会的情绪。80年代盛行“牢骚”，90年代发展为仇恨。当然，大多数人只是心里怨恨却无可奈何；但也有人因此走向极端。暴力、凶杀、虐待弱者等社会问题，越来越严重。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仇官”心理。不但“群体事件”愈来愈频繁，而且民众对重大恶性事件的反应和评价“不合常理”：凡官（警）民冲突，社会舆论几乎无条件地站在后者立场上。
大众中也流行犬儒主义心态。当人们面对太多的不公、腐败和黑暗却无可奈何时，就孳生一种极端的冷漠、自私、不信任的心理：我谁也不信，什么也不管，天塌下来与我无关！还有一种很典型的社会心理：一方面痛恨以权谋私、贪污受贿、巧取豪夺的行为，一方面自己千方百计地争取这样的机会；一方面不满自己被奴役被虐待的地位，另一方面一旦自己有机会，也会通过奴役和虐待别人来获取利益和权势。
单向度的思维。长期不了解真相，长期只能听到一种声音，长期只有一种视角和思维模式。在这样的境况下，人们的精神世界往往是片面的，苍白的，扭曲的。即使他厌恶某些官腔和说教，但是其思维框架和价值观念已经被这种腔调所塑型，养成没有批判和反思习惯，没有独立自主见解的“单向度的人”。这种单向度的大众心理，又成为保守旧价值，拒斥新思维，拒斥革新与创造的巨大的习惯势力。
五
复兴传统文化价值特别是儒家的价值，以此重建中国文化，一直是许多人的梦想。儒家的价值建设路径，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应是“内圣外王”、“修齐治平”的模式。提升每个人的道德特别是“仁”心，并按“推己及人”的原则，把内在的“仁”扩及全社会，于是一个充满仁爱的美好社会就形成了。
诚然，传统文化是重建民族文化价值所必需的资源，个人的道德修养也是良好的社会所必需，但据此就认为，我们可以靠个人的心性锻炼和修养来改良现代社会，复兴民族文化价值，未免太天真。因为，第一，中国当前的价值危机是公共生活领域的危机而不是私德危机，是社会乏善而不是个人乏善，而前者又是经济、政治、法律等诸多因素共同导致的。即使私德问题，多数也是社会环境逼迫所致。试图用私人问题取代公共性问题，用道德问题取代综合性的社会问题，至少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第二，“修齐治平”的模式是宗法小生产时代的产物，它是否真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有效，另当别论；即使个人道德培育得真像圣人一样，并可推而广之，“王”天下，那也只能适合宗法小生产社会。那时家是社会的基本单元，它之上的国家和社会组织、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简单直接，可大体用同一游戏规则打通。可是现代社会是大型复杂性社会，用贝克的话说，是“风险社会”，仅这一点就从根本上否定了“修齐治平”路径的现实性。第三，“修齐治平”，无论说得多美，终究是培养忠臣、孝子之类的奴性人格，建构“尊尊亲亲”的等级制，它与我们追求的民主社会、公民社会相去甚远。
以西方的学术话语作为出发点，探讨中国文化价值建设的路径，也是当今学术界比较流行的做法。近些年讨论得最多的，应是用后现代视野对现代性价值体系进行批判性思考。现代性以工具理性（最典型的是科学技术）遮蔽了价值理性，人们在追逐利益的时候忘了人生价值、生命意义。在符号消费盛行的今天，这种价值扭曲把整个社会变为虚假的“符码社会”。文化价值建设，似乎就应该从这种扭曲的状态中走出来，复归本位。
现代性导致的价值问题，在我国也不同程度存在着；借鉴西方的价值反思路径，也未尝不可。但把西方话语简单地平移到中国，恐怕不行。显然，此类价值问题是西方社会具体历史语境中特有的问题，是西方几百年现代化累积的结果。在中国，它们也许根本构不成问题，或者不足以成为影响民族文化价值的重大社会因素。例如，科学理性精神在中国很难说真正系统地建立起来过，更谈不上过头、过剩以至排挤价值理性；GDP竞赛的确制造了多起生态灾难，但本质上说它是政治无序化的结果，而不是经济或技术行为；消费主义和后现代消费文化在中国也有影响，但单纯的消费问题不足以造成中国的价值危机，更何况中国社会的消费问题背后，存在错综复杂、根深蒂固的“腐败”问题呢？
中国当前价值建设的出路究竟何在？这个问题其实既简单又艰难，关键看我们这个民族能否解决权力异化这个“瓶颈”问题，营造价值建设的自由环境。这个问题不解决，无论你打什么旗，唱什么调，学什么文件，喊什么口号，都是闹剧。只有解决了“瓶颈”问题，让人民大众成为价值建设的主体而不是被折腾的对象，古今思想当做文化价值资源而不是被摆弄的道具，文化价值建设才有可能。价值建设的主体、目的、程序真正归位，具体问题可以在这个过程中自然而然地解决。
中国当前价值建设，必须从我们特定的语境出发。这个语境，从历史文化角度说，就是宗法专制主义传统。当前的价值建设，必须对民族文化的宗法性进行剖析和检讨。中国传统社会和文化有浓厚的宗法色彩，即原始家族文化和家族式皇权文化的孑遗。这种文化按“家产-江山”的观念解释公共政权，把官员与公民的关系理解为“家长-家子”的关系，把党理解为抽象化了的皇族，把对外维护国家主权、利益和安全的武备力量，理解为对内替一个家族看家护院的保镖，把法治文明理解为用“法”（实为家长意志）整治“刁民”，把公共关系转化为私人关系，把“生人社会”转化为“熟人社会”，等等。如果不批判这类陈腐的价值观，我们就不可能确立起与现代文明相适应的价值体系。为此，当代价值建设必须强化现代的“公共性”概念，明确区分公共生活领域与私人空间的不同意义及其运行的不同规则，强化公共权力、公共利益、公共资源、公共空间的人民性、民主性、开放性，必须彻底地完成从宗法性向现代性的转变。与观念转变相配套的是，健全和发展公民社会，促成公共交往方式、公共生活空间、公共制度文化的发育和完善，用民主精神、平民精神、公平观念、正义观念，对公共权力和公共秩序进行重构。
中国当代价值建设面临的另一语境是公共权力的异化。因此，价值建设必须对权力异化现象进行反思和批判，深入剖析新威权主义的“群众心理学”。为什么公共权力不但不被作为发展、完善社会的手段，反而让全部社会生活成为它的“婢女”？为什么一种社会管理和调控手段，会膨胀为恣意横行、无法无天的怪物？为什么确保一种权力体系的“稳定”，被当作十几亿人、整整一个民族的生存目的？为什么为显示一种权力体系的“神圣伟大”，会让一代代人用精神和肉体去殉道？为什么以庸俗、粗鄙和丑陋堆砌起来的政治幻象，竟有如此大的魅力，能驱使那么多的人（包括那些本应高雅超脱的人们），拜倒在它的陛下？为什么到了21世纪，国家已经强盛、民主已经深入人心的条件下，专制主义、威权主义又盛嚣尘上，疯狂反弹？
当前的价值建设，必须有一个解构官僚权力，使政治权力边缘化、世俗化、平民化的过程。也就是说，要规范公共权力，让权力在理性和法制的框架里运作，按照科学、民主和人权之精神运作。让政治权力边缘化：从统摄一切、主宰一切、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怪物，降格为社会管理的日常手段。要抑制新权贵阶层恶性膨胀，让职业官僚群体平民化，大众化。如果说欧洲的启蒙是在神性和人性之间展开，是通过对神性的批判和反思，确立人道主义和人文精神，那么中国的启蒙，应该“官本”和“民本”之间展开，即：否定根深蒂固的崇官拜权意识、官尊民卑意识、政治和政权神圣意识、政治权威统帅一切的意识，确立人民主体意识、主权在民意识、公共权力“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否定因“权钱结合”主宰社会而流行起来的“丛林法则”，把公共的游戏规则和价值导向建立在普通民众的基础上。套用孟子的话：“民为贵，政权次之，领导人为轻。”
当前的价值建设，必须有一个“把人的权利和责任还给人”的运动。与威权主义价值过度张扬相伴随的，是人民价值主体的缺失，是全社会缺乏独立自主、公平民主等意识，是公民社会不成熟。虽然时下意识形态也试图搞价值建设，但那种以强化威权主义为宗旨，靠少数“精英”鼓吹和“狠抓”的价值建设，那种老百姓总是不在场、失语和“被代表”的价值建设，不可能为民族“立极”，为生民“立命”。中国价值建设的出路，首先要解决一些基本的前提：政治上还政于民，经济上还产于民，思想文化上还言论权、知情权于民。一句话：把人的权利和责任还给人，让每个人成为真正的价值主体。每个人基于真实的“自我”而生活，独立自主地运用自己的理性，独立自主地进行评价和选择，独立自主地提出自己的价值诉求——当然也独立承担自己的责任。价值建设是人民大众的权利和责任，每个人都应该、也可以推进社会的价值建设。当我们都按照人类最基本的良知、道德和文明准则生活时，当我们都尽可能地正直、善良、仁慈地处世待人时，中华民族的价值建设就有了社会基础。
初稿于2010年6月，二稿于2011年5月
孙美堂，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