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思想理论界的不少说法，不在于观点之正误，而在于话语和思维方式有问题。因为他们讲的是一种未经反省的意识形态话语，常见的如“主义”、“制度”、“阶级”、“领导”、“西方”、“敌对势力”、“颠覆”、“取消”、“妄图”、“阴谋”、“别有用心”、“和平演变”，甚至是“汉奸”、“豢养”，等等。当人们运用这套话语贴标签、下判断时，他们不是在辩理，不是在陈述某个事实，更不是探讨和解决社会问题，而只表示一种情绪——一种态度激烈却无法用科学理性标准检讨与验证的态度。这套话语关涉的不是理之正误，而是没有意义——只有有意义的命题才有正误问题。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此意识形态话语惯用一套毫无逻辑的“逻辑”。从形式逻辑看也许问题不大，但从语义逻辑看，则时下“左潮”话语毫无逻辑可言，因为它的推论方式是一套模糊的和跳跃式的独断论，将并无因果必然联系的内容生硬地拼接起来。例如：
宪政=西方=资本主义=美帝=汉奸=邪恶；
鼓吹宪政=妄图推翻、颠覆、改变、取消……
众所周知，在现行语境下，“推翻”、“颠覆”、“改变”、“取消”之类的定性，绝对是令人恐怖的帽子，扣在你头上就死定了！这说明，上述“逻辑”目的不是辩理，而是通过绑架权力，证明“我在替权势说话，而你们与势为敌”，如此就可以压制论敌，得出一种傲慢的结论：谈宪政者死！
这种类型的推理逻辑，妙在无需顾及概念和命题的实际内容，也无需考量句子的语义逻辑，将具体内容抽象掉，只需空洞的形式就可以了。易言之，它的形式的格是一定的，它要拒斥的对象则是可以任意置换的变量“x”，你只需把x换成你想批倒批臭的内容，按既有形式一套，就行了。掌握了这个诀窍，你可以轻而易举地灭掉你想灭的任何思想和论敌：
x=西方=资本主义=美帝=汉奸=邪恶
鼓吹x=妄图推翻、颠覆、改变、取消……
故：鼓吹x者死！
这里的“x”可以随意置换为我不喜欢的任何内容：a、b、c、d、e、f、g……有了这一杀手锏，你就可以神来杀神佛来杀佛。管他什么市场、商品经济、人道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普世价值、公民权利。其实，只要你高兴，这个“x”也可置换为牛仔裤、咖啡、麦当劳、迪斯科、动漫、互联网，等等。不妨试试，毫厘不爽。说话者不必在意逻辑、道理，关键是要给对方扣上“妄图推翻、颠覆、改变、取消”的帽子。进一步说，这套意识形态话语不必考虑有理无理，只需发出这样的威胁：x，你死！
不过，把“西方”与“资本主义”、“美帝”、“汉奸”，进而与“妄图啥子”划等号，并将言之者置之死地，恐怕十几亿中国人（包括言说者自己）都在劫难逃！因为今天的中国，几乎找不到一个保持纯种国粹，绝对不沾西方邪魔的原教旨主义者了。——21世纪全球化时代，居然还有这等比义和团还“义和团”的思维，不可思议。
经历过历次政治运动的人们都记得，曾几何时，我们曾铺天盖地地运用过这种话语模式，只是不同时期“x”的具体内容不同：“三自一包”、“三和一少”、“利润挂帅”、“唯生产力论”、“克己复礼”、“三项指示为纲”、“自由化”，等等。从国家主席到平民百姓，不知有多少人死在这一推理逻辑之下！
与之相似的另一种逻辑，把某种理论简化、抽象化和形式化为一种万能公式，去批，去立。在某些人眼中，马克思主义是一锅开水，你可以用它来煮饺子，饺子捞起来后又用它煮馄饨；馄饨捞起来后又可用它煮面条。马恩列同样几句话，你可以用它来批刘少奇，批完后又可用它批林彪、邓小平、“四人帮”、胡赵……后来，这套推理规则稍加改装，在中学和大学的教科书里得到普及和强化。政治理论课教科书建构了一套被视为标准答案的形式化话语，用其中的某个原理，可以批你想批的任何“谬论”，也可以立你想立的任何“真理”。仅举一例，教科书中关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辩证关系”的几句话：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先进的社会意识促进社会存在发展，落后（反动）的社会意识阻碍社会存在发展。
x是落后（反动）的社会意识，所以该反对x。
或者：y是先进的社会意识，所以该做y。
一套变戏法式的思维规则，就这样潜移默化地地塑造一代一代国民的思维方式。
其次，这套意识形态话语所使用的术语，或者含义混乱不清，或者实际上没有对应的“所指”，看似振振有词的说法，却与大众的实际生活无关，我们只能说它们是些“妄概念”。
科学的、以求真辩理和解决问题为目的的话语，必须具备一些基本的品质：第一，有明确的内涵、外延，有清晰的意义和规定性，经得起分析推敲，有独特的理论功能——我们能用它来分析和解决仅凭感觉、议论所无法解决的问题。第二，学理话语作为“能指”，它必有实际的“所指”，包括客观事物、现实生活、精神现象、实际存在的矛盾和问题，等。时下的意识形态话语也使用了许多概念、说辞，但它们完全不符合事实，脱离实际生活和大众真实境遇，只是话语本身，或者说是官话的自我循环。
例如某文（《思想西化党和国家就会走上邪路》，载《求是》）用了无数“梦”概念：个人梦、国家梦、民族梦、人民梦、追梦、圆梦、梦叠加……究竟是什么意思？这个概念内涵外延是什么？指称的对象是什么？揭示何种事物、现象或问题的本质特征？假如当做概念，其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是什么？莫名其妙，给人一种痴人说梦之感。
该文采用宏大叙事方式，把中国历史简化为从“灾难深重”到“独立解放”，当下则进到“激情燃烧的岁月”。但这些概念的理论内涵和实际所指为何？例如“激情燃烧的岁月”是一个什么样的岁月？这个概念的含义是什么？指称的事实是什么？证据何在？该文还用诗化的语言渲染，描述了梦的统一性：“命运紧密关联”、“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共同利益”。按它的描述，所有阶层、56个民族，乃至两岸三地，大家亲密无间，铁板一块，简直比亲兄弟还亲。问题是，这是事实吗？这一诗化的描述，能否揭示现实社会的本质和真相？能否真实地把握时代主题和问题？如果是严肃的、有良知和社会责任感的人，绝不会用这种无聊的话语表达。
另一篇文章（《宪政与人民民主制度之比较研究》，载《红旗文稿》），将长期流行的为既有体制辩护的各种官话套话加以归纳总结，得出宪政与人民民主制度对立的几个判断。当然，就官话说官话，在官话系统内部循环论证，也能自圆其说；但这些官话套话含义不清，与事实更是不符。
譬如，“人民民主制度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为经济基础”。这里的“公有制经济”究竟指什么？公众在何种意义上“有”？社会的法权和制度安排如何保证你“有”？除生活在CCTV中不食人间烟火的人外，大家都体验到，所谓“公有”，实际上是垄断企业享受国家优惠，官商通吃，利益归自己，债务转嫁给社会。公众的“有”只体现在，当随意涨价时你“有”，当国企的巨额亏损转嫁给社会时你“有”！
该文用“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文字游戏绕了绕，就论证了“真正实现了‘人民主权’原则”。但“人民主权原则”在现实生活中究竟所指为何？说白点，除极少数职业官僚及其附属群体外，占人口绝对多数的普通公民，其主权体现在哪里？即使宪法明文规定的各项权利，哪一条有制度上的保障？有哪条真正落实过？相反，现实生活中我们看到的倒是，我们的所有权利都“被代表”。假如你不想“被代表”，想真正行使属于自己的权利，那你就等着瞧吧！好在有意识形态话语做挡箭牌，经由杨教授文字一绕，无数悲剧、惨剧和荒诞剧，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人民主权”就实现了！
再如，“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是人民民主专政体制中的原则”，只要稍稍顾及点事实，谁都知道，当下中国的司法制度是，公检法完全听命“领导”，而“领导”的任命、褒贬，完全按“组织原则”，“组织”毕竟是抽象的，毕竟要落实到具体的个人……这样，司法机关往往沦为领导人个人的工具。可我们的教授居然说它“独立行使职权”！
不必赘述，该文的每一论证，都只顾官话、套话意义上的自圆其说，在意识形态的幻象中玩得自得其乐，完全不顾学理意义上的反省，更置客观事实与社会问题于不顾。如果我们回到现实生活，面对现实问题时，我们只能说睁眼说瞎话。
命题的所指不明，或者与事实完全背离者，在“左潮”文中比比皆是。譬如某文（《环球时报》社评：《“宪政”是兜圈子否定中国发展之路》）断言：“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建设轰轰烈烈，与政治发展相协调”。第一，“轰轰烈烈”一词回避和遮蔽了对现实状况的具体分析。现在的问题不是承认还是否认建设，而是要具体化，检讨当下发展建设模式、方式、路径、价值导向等存在的问题。当然这个话题太大，简言之，时下的发展建设，下列问题越来越严重：不是完善市场机制，而是通过公权操控、寻租舞弊，搞乱市场机制；不是以技术创新和产业更新为主，而是以强拆强占的土地财政为主；不是让全体公民得实惠，而是以剥夺平民发展权、牺牲弱势群体为代价。“轰轰烈烈”等煽情的词汇却把这些需要深入和具体化的问题遮蔽了。第二，“与政治发展相协调”是何意思？如果是纯事实描述，即：时下糟糕的政治局面与糟糕的经济局面本质同一，那是事实，也是需要我们反省和改进的；如果是在“上层建筑适应并促进经济基础发展”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说法，显然不符合事实。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平等、自由、公开、公正，而政治体制反其道而行之。其实，邓小平早就觉察到：“总的说来，我们的体制不适应现代化，上层建筑不适应新的要求。”（冷溶、汪作玲《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617—618页）。“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同上，第1134页），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有了长足进步，但政治体制改革因各种原因一直没有迈开步子。文章竟说“相协调”，真不知作者何以如此无视事实！
意识形态话语离开客观事实和范式传统，原本含义清晰的概念也被它搞乱。典型例子是流行的且具有煽动性的说法：汉奸。这个词本指汉人（广言之：中国人）中吃里扒外、出卖国家领土和利益的奸人。用这个标准衡量，当下中国的确有不少汉奸。是谁，地球人都知道。可奇怪的是，“汉奸”这个概念现在变味了，经常用来指称那些针砭时弊，力主政改的学者，岂不莫名其妙？
最后，时下的意识形态话语，不是批判地反思惯常观念包含的误区，把思想理论推向前进，更不是回应日益严重的现实问题，为社会实践提供理论参考；相反，它把改革开放以来经过艰难反思和重新探索，本已推向前进的思想理论，又拉回到前改革开放时期的水平。
为阐述这个观点，我们需要稍说开点。
众所周知，现行意识形态话语系统，是中共早期领导人糅合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列宁主义的思想资源、中华文化传统包括宗法小生产和家长制传统，加以创造的。这套话语的基本假设妇孺皆知：资本主义=西方（美帝为首）=私有制=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多党制=虚伪民主=水深火热、气息奄奄=……；我们所处的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高一级的社会形态，它=公有制=计划经济=党（=领袖=无产阶级=人民）领导=人民民主专政=真正民主=蒸蒸日上、无限美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势不两立、社会主义终将取代资本主义，等。
计划体制时期，我们完全沉浸在这套意识形态话语虚构的幻象中，把它当做我们把握历史与现实、决定价值导向、制订战略策略等的基础。理论家们不断用“阶级”、“主义”、“制度”、“路线”、“领导”等意识形态话语，划出泾渭分明的界限，涂抹旗帜鲜明的色彩，不断把资本主义的方方面面描述得狰狞邪恶，以此来吓唬人民，避免我们误入万劫不复之境；同时不断想象和描述共产主义如何像人间天堂，以此引诱和激励人民，顽强地朝意识形态话语许诺的那个方向前进。当我们不是为了生活本身，而是为了迎合意识形态的规定尺度而奋斗时，我们得到的是普遍的贫穷、愚昧、没有尊严，是没完没了的内斗。共和国的奠基者们觉察到了理论与现实、应然与实然之间的巨大反差，但他们不是检讨话语本身，而是责备现实偏离了话语，偏离的原因是资本主义因素作祟。于是通过阶级斗争，强迫现实回归意识形态话语设置的普罗克拉斯提斯之床。
改革开放面临的最大冲击是“换脑筋”，是走出意识形态虚构的幻象，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用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当我们拨开意识形态迷雾，面对现实本身时，发现事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现实中的资本主义不是意识形态话语所描述的“资本主义”，现实中的社会主义也不是意识形态话语所说的“社会主义”。并且，话语与事实、应然与实然之间的巨大反差是全方位的，在每个问题上都显现出来。我们仿佛是历史的阿美利加：我们并不是到了传说中的印度，而是到了一个陌生的新大陆。它是一种另类工业文明模式，其前提是宗法小生产和家长制，以及根深蒂固的小农意识；其本质是高度集权化的社会组织，是对人和单位进行准军事化编制的基础上，以权力意志为手段发展工业文明的社会形态。如果我们想不再自欺地活着，就必须从新认识历史和现实，从新审视流行的意识形态话语。
当然，这个工作非常艰难。实践每走一步，都受到来自“左潮”的顽固抵抗，都有来自理论家劈头盖脸的棍子和帽子。他们可以把任何书本上没描绘的路都说成是资本主义邪路，并宁愿守着原教旨主义饿死也不允许尝试新的路子。邓小平对此因深有体会，据说他当年对“左”的东西深恶痛绝，对那些用大帽子吓唬人的“理论家”很是反感，说：“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转引自陈开枝：《邓小平对“左”深恶痛绝：“理论家”常拿大帽子吓唬人》，载《百年潮》2002年第3期。）他说：“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63页）。鉴此，他主张，先不要争论，做起来再说。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就已经证明，商品、市场，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管理模式和价值观等，与姓“资”姓“社”并无必然联系，它们都是工业文明发展的手段，是历史绕不过去的“槛”；资本主义因素也不是传说中的狰狞邪恶，我们完全可以借鉴和引进，为我所用。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我们不引进和改造“西方资本主义”因素，中国的发展强盛根本是不可能的。经济体制改革我们挺过来了，它的伟大成就也让大家明白：意识形态话语不是揭示现实和历史，而是遮蔽现实和历史真相；不是担保我们走康庄大道，而是逼迫我们钻死胡同。
在我国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同时，政治体制和法制的改革却一直迈不开实质性步伐。我们经济上接受了市场机制，却无条件拒斥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法律和价值观。个中原因，除了维护既得利益的考虑外，冠冕堂皇的借口仍是意识形态话语设置的雷池。这种“牛体马用”的局面一拖就是30多年，以致政治体制、思想观念与市场经济之间严重不相适应和极大的失衡。传统计划体制的系统性和完整性被解构，旧的自洽功能旋即丧失，新制度的建设工作却被拒于历史大门之外。面对日益严重的问题，某些人不是更新观念，而是“坚守意识形态的上甘岭”。在维护“制度”、“领导”的借口下，权力不受约束、公权私用的现象日益严重，公共秩序和规则日趋无序化，社会价值导向日益明显地倾向于惩善扬恶。体制的无序、道德的堕落、思想的矮化，三者相互影响和叠加，是社会动乱的真正根源。面对这种局面，有历史眼光，有社会责任感的学者，呼吁民主，呼吁宪政，呼吁普世价值，呼吁公民权利，试图借鉴这些文化元素来重建公共价值和秩序。我们不能说这些主张绝对正确，但它是大方向；我们不能说这些主张一定是救世良方，但它对滥用公权并导致社会无序的行为肯定有限制作用；我们不能担保无人利用这些主张实现其他目的，但这不是拒斥这些主张的理由，就像交通事故不是消灭汽车、医疗事故不是消灭医学的理由一样。这些理念和价值的确发轫于西方，但并不代表它必然姓“资”，必然“颠覆”、“取消”，就像马克思主义、电磁学、因特网也发轫于西方，却并不因此就颠覆我们一样。对西方文化元素，不存在哪些可借鉴哪些不可借鉴的问题，而是如何改造和再创造的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批判青年黑格尔派构建的意识形态，用抽象空洞的话语遮蔽现实，所以他们要“扬弃哲学”，要否定意识形态，转而从现实的历史前提出发。我们今天也有“扬弃理论”，超越意识形态幻象的任务。只不过这套意识形态不是青年黑格尔派的“实体”、“唯一者”、“自我意识”，而是不合逻辑、不顾事实的“主义”、“制度”、“阶级”、“领导”、“敌对势力”等理论大话和政治标签。拨开意识形态话语虚构的幻象，还原实际生活的本质和逻辑，才能把事情看实，把问题想实，把措施落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