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開成都二十多年了，現在回想起來，覺得那是一個文風很淳厚的地方，而那文風之厚，尤其在艱難之際越發能顯出底蘊來。
然而對於求知而言，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後期到七十年代初卻是極為不利的一段。那時候說讀書無用好像理直氣壯，報紙上就經常有偉人宏論，說讀書越多越蠢，知識越多越反動，於是知識份子被名為臭老九，幾乎等同於階級敵人。
當時有幾個囊括一切的概念，否定了一切知識：凡中國古代屬封建主義，西方屬資本主義，蘇聯東歐屬修正主義，封資修都在破除之列，於是古今中外的文化知識無一不是毒草。
我們這個具有數千年深厚文化傳統的國家，一時間好像與一切文化為敵，要向古今中外的文化宣戰。我這個人沒有什麼地方觀念，也決不認為四川人有什麼特別，但我很小就聽大人們說過一句話，道是「天下未亂蜀先亂，天下已治蜀後治。」可以肯定的是，對當時那種狀態，多數人是反感的。
我那時候充滿了年輕人的反叛精神，對報紙上公開宣揚的讀書無用論和大肆吹捧的白卷英雄，都從心底裏反感、厭惡。我不相信杜甫那些優美而感人肺腑的詩句、莎士比亞那些深刻而動人的戲劇作品，居然是必須剷除的毒草！而且我發現在我周圍的同學朋友中，有我這樣想法的並不在少數。
一位中學老師黃遵儒，在那年頭名字就犯忌，而且屬於「牛鬼蛇神」之類，於是取魯迅詩句之意改名民牛。他在學校以長於書法有名，在我們這幫學生幾乎全數下鄉之際，他用極工整的楷書抄錄兩首魯迅的詩送給我，我珍藏至今。這些詩句表達的憂悶心情，對於我們當時的情形頗為貼切。
從 1969至 1972在農村插隊落戶的三年裏，有許多和我一樣的知青對書本和知識，都有如饑似渴的追求。我們互相傳閱僅有的幾本書，討論一些跟當時的生活現實沒有一絲關聯的問題。
我下鄉時，中學一位英文老師潘森林先生把抄家劫餘的兩本書送給我，一本是希臘羅馬文學的英譯，另一本是英美文學選讀。
山村裏沒有電，我只有一盞用墨水瓶做的煤油燈，每天晚上就著那如豆的微光，一直讀到深夜。雖然那時候物質生活很艱苦，或許恰恰因為物質生活艱苦，我們就完全沉浸在精神的世界裏，不僅讀文學，而且還特別喜愛哲學。知青們為了思想的交流，相隔再遠，也要時常來往。在那艱難的歲月裏，為了一夕清談，好像什麼都值得。記得曾與一位比我年稍長的朋友陳晶通信，每封信都寫好幾頁。我們談文學、美學和哲學，談普希金和托爾斯泰，談雪萊和華茲華斯，談魯迅和林語堂，也談柏拉圖、亞里斯多德和黑格爾。我們那時候的談論也許並非沒有一點深度，而那份真摯和熱忱更是絕對純粹的。
在鄉下的知青生活，看似單純，卻又很複雜。我們看見農村的貧困，農民生活的艱苦，既有深切的同情，卻又因為落戶在此，身處其中，而且是到農村來接受「再教育」，所以不是也不可能是那種居高臨下式的同情，而不過是自憐而憐人。又因為身不由己，不知將來會如何，完全不能把握自己的命運，所以隨時有受困而無奈的感覺。
1972年春天，我從四川德昌的山村被調回城市，在成都市汽車運輸公司的車隊當了五年修理工。那時候工間裏完全沒有正常作業，我每天都背一個書包去上班，一有空隙時間，立即到堿水池把油污的手洗一洗，在別人打牌或聊天的時候，就拿出一本書來讀。
我喜歡藝術，有一幫畫畫的朋友。其中一位叫朱成，現在已是頗有成就的藝術家，但那時和我同是運輸公司的工人。我和朱成在工廠認識後，他知道我懂英文，就問我有沒有見過原文的莎士比亞全集。我當然回答說，從來沒有見過，他就說可以替我找一本。
我以為他是在吹牛或者開玩笑，可是第二天，他果然拿來一本精裝書，正是多卷本莎士比亞全集收有十四行詩的一本。我大為驚訝，朱成才告訴我說，那是他一個朋友父親的藏書，老先生不相信現在居然還有年輕人能讀這樣的書，所以借出此書的條件是要看書的人翻譯一首詩，如果真能譯出一首來，他就可以再借其他的書。
我喜出望外，立即選譯了一首，交給朱成去複命。莎士比亞一百多首十四行詩，我已不記得譯的是哪一首，可是那首譯詩就像《天方夜譚》阿裏巴巴與四十大盜那個故事裏開門的咒語，為我打開了一個書籍的寶藏。
歐陽子雋先生曾在舊＜中央日報＞當過記者，喜歡讀古書，也喜歡英文，當年曾和在成都的外國人時常來往，收集了很多英文原版書。他後來在成都一個百貨公司做售貨員，為人謙和，與同事們和睦相處，在文革中居然把他最心愛的藏書保存了下來。
歐陽先生對文化受到摧殘感到痛心疾首，看見我譯的詩，發現居然有年輕人還能讀莎士比亞，高興異常，立即請我到他家裏去。記得我第一次到他的住處，在一個破舊的小院子裏，一間極簡陋的房子，但一走進去，就看見緊靠牆壁一排木板做成書架，密密層層放滿了各種舊書，其中大部分是英文書。
我們一見面，歐陽先生就慷慨地對我說：「我這些書就是你的書，你任何時候都可以來讀。」
在「破四舊」的一陣風暴裏，成都也到處有抄家、焚書的舉動，可是歐陽先生的書卻能保留下來，幾乎是個奇跡。這是否和這個城市古來的文風有一點關係呢？無論如何，由於一個偶然的機緣，我三十年前在成都居然找到了許多英文原版書，也出於純粹求知的興趣，比較系統地閱讀了英國文學的經典名著。
在歐陽先生那裏，我不僅第一次讀到莎士比亞全集，而且讀了從喬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彌爾頓的《失樂園》到十九世紀浪漫派詩人、小說家和散文家的主要作品。如果說下鄉三年，讀希臘羅馬文學有一點收穫，那麼在歐陽先生那裏，我就第一次讀到了對英國語言有很大影響的欽定本《聖經》，又稱詹姆斯王譯本（ The King James Bible）。我知道在西方文化中，希臘古典和《聖經》可以說是兩個主要的源頭，而欽定本《聖經》的英文有一種特別的魅力，有很高的文學價值，於是我把這本書從頭到尾讀了兩遍。
當時我讀得最勤，可能獲益也最大的是帕格瑞夫（ F. T. Palgrave）所編《金庫英詩選》（ The Golden Treasury）。這部詩選初版於 1861年，後來不斷補充再版，其流行程度很像我們的《唐詩三百首》。
我從這部選集裏翻譯了大概三百首詩，這在我是很好的練習，因為讀詩是獲得敏銳語感最佳的途徑。熟悉詩的語言可以幫助我們把握語言的音調節奏，輕重緩急，詞句和語意的平衡，在自己說話和寫作的時候，就知道如何組織篇章，遣詞造句。
英語和漢語在語句組織、節奏和表達方式上都很不相同，只有多讀英國文學經典，尤其是詩，才可能最好地獲得英語的語感，增強自己的信心，能夠把英語運用自如。與此同時，就像德國大詩人歌德說過的那樣，瞭解一種外語可以反過來幫助提高對自己母語的認識，也就會增強自己的語言能力。
七十年代初在成都相當特殊的環境裏，儘管沒有學校提供條件，沒有老師指點，我卻由於結識了歐陽子雋先生而讀了不少英國文學名著。我永遠感謝歐陽先生在最艱難的日子裏，為我打開書的寶藏，提供精神的食糧，這對於我後來的發展，的確起了關鍵作用。可是當時讀書完全出於興趣，絕沒有想到未來有任何發展，也沒有考慮知識有任何實際用處。可是正像《莊子．外物》所說，「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用與無用是一種辯證關係，知識的積累首先要有求知的欲望和純粹的興趣，文風的形成靠的不是實用，而是對知識文化本身的追求。
成都人所謂擺龍門陣，在互相瞭解的朋友之間，可以說無所不談。對當時否定文學和文化，對人類文化採取虛無主義的做法，我們是用讀書的實際來回應的。這倒不是有意為之，也更沒有任何實際的考慮，而是在成都這個有淳厚讀書風氣的地方，讀書人自然的反應。
說不定兩千多年前，秦始皇焚書坑儒的時候，讀書人大概也像這樣在下面議論，並且把舊書典籍藏起來，使中國文化傳統繼續存在。畢竟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在二十世紀的中國，要使文化知識完全斷絕，更是談何容易。
在三十多年前極為艱難的環境裏，成都這個地方使我能找到書籍，找到可以推心置腹交談的朋友，得以不斷自學，在書籍中找到自己的精神寄託和慰藉。這使我永遠感激我的故鄉，也對我們自己知識文化傳統的生命力，永遠充滿了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