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第一次与朱维铮先生见面是在一九八三年底或一九八四年初，那时我刚开始在哈佛读书不久，朱先生去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访问，大概回国途中顺便到哈佛，我们就在神学院路二号的哈佛燕京学社见面。那已经是三十年前的旧事了，那次谈话时间不长，朱先生留给我的印象是精力充沛，神采奕奕，博学而又善于谈吐，态度十分亲切。一九九八年我到香港工作以来，和朱先生见面就有更多机会。在香港见过很多次，每次我到上海，也一定会和他相见交谈。有几次他和我一起去看望王元化先生，还有几次我住在复旦的假日皇冠酒店，他骑脚踏车到旅馆来看我。每次见面都很愉快，最后一次则是在二O一一年十一月，我到复旦大学做光华人文系列讲座，和李天纲约好去见他。那天他刚好从医院回到家里，我们下午到他家时，见他精神很好，夫人王医生照料他坐在一把舒适的单人椅上，我们坐在旁边的沙发上，一面喝茶，一面聊天。后来有两位出版社的编辑来访，我们就告辞离开了。那时候绝没有想到，那竟是我和朱维铮先生最后一次见面。朱先生辞世时七十六岁，按现在平均年龄说来并不算得很高寿，但他患了致命的肺癌，也许他太喜欢抽烟、喝烈酒，就使病魔有机可乘，过早夺去了他可贵的生命，使中国学术界失去了一位重量级的史学家，一位关切社会、见解独到、谈锋犀利、敢于批评时政的知识分子。
朱维铮先生性格直率，对时下的许多人许多事都有自己的看法，无论社会上或学术界，对看不惯的事情，他总是快人快语，批评起来毫不留情。这一方面当然是他的性格使然，他想要批评的事情，就如鲤在喉，不吐不快。另一方面，这也恰好显出他热切的爱憎，尤其对大是大非，他总有自己鲜明的立场，独特的见解。这种耿直的性格也体现在他的文章里，因此他的文笔简洁而锋利，论说酣畅淋漓，绝不肯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例如他对许多人社侈谈“国学”，“国学大师”的美称满天飞，就颇嗤之以鼻，并且撰文批评新旧《辞海》溯源和解释都有误，“大师”二字最早见于《史记》而非《汉书》，而按司马迁原意，这两字“绝非指涉什么'有巨大成就而为人所宗仰'的人物，不过是些随抱残守缺的老伏生，对今文《尚书》能够分章析句，并可能跟着讲点伏生《尚书大传》的有关解说的经师而已”。他认为“文革”中侮辱知识分子，贬之为“臭老九”固然错误，但“时至新旧世纪之交，神州大地忽然冒出数不清的'大师'，而且已不满足于在专门领域内称作'大师'，非抬举为'国学大师'不可”，也实在荒唐(朱维铮《附记：也说“国学大师”之类》，《走出中世纪二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页148一149)。朱先生对很多著名人物，都直言不讳地批评，如说“自诩通人而命名己著论文集为《文史通义》的章学诚，其史识的夸张与史学史才的逼仄，适成反比”；后来“或自诩或公认的'通人'，如康有为、章炳麟者流，其所谓通识有哪一点不曾受到专门领域的学者的质疑或批判？至于此后仅仅在史学领域扬威立万的人物，如顾领刚、傅斯年、郭沫若、范文澜等，都可称大师，却都属于从未得到史界公认的某种观念支配的'小师'”。朱先生称钱穆为“史学大师”，拒绝人云亦云地称其为“国学大师”，并坦言“已属对他的过誉”。然而朱先生绝非恃才傲物，目中无人。他虽然对钱穆尊敬而不佩服，但他说：“自承钱穆的及门弟子，而后学问造诣胜于钱穆，如严耕望、余英时、逮耀东等，在我都是钦佩的。”他和钱穆是同乡，在别人纪念钱穆的会上作主题发言，却说这样不合时宜的话，当然会得罪人，也好像印证了他“爱骂人”的恶名。朱先生完全清楚这一点，但仍然说他心里的话而绝不避讳。他说：“我不能苟同家乡官员称其为百年来中国头号史家，也不能苟同若干昏官黯儒封其为'国学大师'。不消说，拙说在故乡也遭排斥，可谓自取其咎。”(同上，页150一151)这不仅表明他不肯世故圆滑地说假话、空话，而且以不怕说话得罪人而调侃自嘲，自得其乐。这就从一个方面显示了朱维铮先生做人和做学问的风格。
其实一个真情直率的人，除了锋芒毕露的一面，也往往有充满生活情趣的另一面，朱维铮先生也不例外。他喜欢谈酒和美食，说考验一个人会不会厨艺，最难的不是做一桌酒席，而是清炒一盘小白菜，因为那不用什么作料，全凭如何把握火候二。三年二月号·书城119和掌握最基本的油盐。他煮的盐茶蛋在朋友中颇有名；他还教我怎样吃鲥鱼，说细鱼的鳞脂肪丰富，所以应该咀嚼鱼的鳞片。他大概常与复旦的几位朋友一起喝酒，而他总说他的酒量大过章培恒先生。他几次到香港来讲学，都十分愉快，唯一抱怨就是不能在校园里抽烟，说香港的大学校园也太歧视吸烟的人，每次要抽一支烟，都得走老远到校园外面，弄得他很感痛苦。他对王元化先生非常尊重，王先生住院时，我们一起去医院探望，我见他对王先生的关切，就特别显出他对朋友和自己尊重的人那种深切的情谊。他也很关照他的学生，虽然不常夸赞他们，却也曾经对我提起他的几位学生，说他们的研究做得相当不错。
朱先生著述很多，而《走出中世纪》一书标题特别醒豁，引人注目，也应该是他自己很重视的一部书。此书初版于一九八七年，二十年后，复旦大学出版社又出了增订本，并且在二00八年出版了((走出中世纪二集})。所谓“中世纪”当然是借用西方的一个概念，但朱先生在初版序里讲得很清楚，他所谓走出中世纪，指的是“从晚明到晚清的思想文化的历史”(朱维铮《走出中世纪增订本》，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页6)。这概念与中国史学界在二十多年前有关所谓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有关。朱先生认为当年讨论的所谓“萌芽史，即中世纪向近代的过渡史”，既有引人注目的成绩，也有引人注目的缺陷，尤其把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等同起来，概念模糊而范围狭窄，只从商品和经济史中去寻答案，却最终得不出有说服力的总体结论来。他认为，“从文化史角度讨论中国走出中世纪的过程，不仅是为了填补研究的一个空白。研究历史同研究任何问题一样，有时只消变换一个角度，便能获得新的发展”(同上，页9、10)。他在书中的论述说明，所谓中世纪和过去所谓中国的封建时期相关，因为“如果熟悉学术界关于古史分期问题的争论，那就可知对于中世纪的时间开端，西周封建说同魏晋封建说的两种估计，差距竟达千年以上”。朱先生不同意魏晋封建说，而认为“中世纪的开端还要早些，应该从公元前二二一年秦朝统一诸国时正式起算”(《走出中世纪-从晚明至晚清的历史断想》，页l)。如果中世纪从秦灭六国而建立统一王朝算起，直到晚明至晚清才开始“走出”来，那么这个概念和欧洲的中世纪就绝不是一回事，而远比欧洲的中世纪漫长得多。他后来还明确说过，“当初我用'中世纪'一词，代替史学界习用的'封建时代'，无非由于读《资本论》，发现马克思、恩格斯所谓的'封建'，最多只可形容华夏的'先秦'或此后鲜卑、契丹、女真、蒙古及满洲相继人主中原的初期的历史实相，而在秦统一后的列朝主流，都非马克思所述的'封建'。”(朱维铮《我的书架没有秘密》，((走出中世纪二集》，页319)但另一方面，和欧洲历史一样，所谓中世纪都是与近代的概念相对而言才可能确立其意义，所以封建也好，中世纪也罢，都是近现代以前的历史，而朱先生在这个宽泛的概念之下，从他熟悉的经学史和古代至近代的历史出发，具体讨论了许多历史人物，评论了许多思想观念。
这样漫长的历史，当中不仅有不同朝代和时期的变化，而且有不同区域和不同民族地理和文化环境的差异，所以朱先生注重从时空连续性的角度去探讨中世纪的历史，尤其以历史的具体事实去探讨历史，而不是把不符合实际的抽象观念强加给历史。例如他讽刺以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进人近代史的开端，说“认定只有英国的大炮才将中国从中世纪的荒野打人近代文明的大门”，其结论就只能是“中国人没有能力自己迈进近代化，只可能'被近代化'”(《走出中世纪增订本》，页6)。他讨论龚自珍和晚清尽管不成功的所谓“自改革”，就是要表明中国走出中世纪既不是英国的大炮，更不是什么“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才把落后停滞的中国“打人近代文明的大门”。中国历史走出中世纪是一个艰难的历程，但那绝不是也不可能是“被近代化”的历程。于是朱先生从具体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出发，哪怕写出来的是一些随笔式的断想，却也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尽量展示出中国历史内部发展的过程和逻辑。同时他也指出，欧洲在进人近代化的过程中，在十七、十八世纪，“那些热衷于改变自身的中世纪的精神状态和政治制度的知名人物，那些启蒙思想家、理想主义者、重农主义者，那些反君主独裁、反教廷专制的人们，大都从不同角度从不同程度对中国发生过兴趣”。当时欧洲启蒙思想家们对中国的美化和赞赏“足令中国精神文明自古冠于全球论者欣喜若狂，也足令中国人面孔愈来愈丑陋论者气得发疯，但也足令认真的历史主义者由惊讶而沉思-难道不能从这里得到研讨中国如何走出中世纪的某种启迪么？”(同上，页11)虽然朱先生以讨论中国历史为主，但他也注重在全球历史的大环境中，看同一历史时期的欧洲和中国，认为那可以给我们提供更多面的视角，使我们得以更好地理解当时的历史，也理解我们自己。
朱先生以晚明为中国走出中世纪的开端，从思想文化史和经济社会史的角度都有他独到的见解。晚明王学在王阳明“致二。一三年二月号·书城121良知”的旗号下，反对程朱理学正统，其思想可以说“是由战国到南宋各种异端思想的变形”，他们打破正统，最后“必定走向撤除纲常名教的思想樊篱，包括所谓'夷夏大防'在内”(《十八世纪的汉学与西学》，同上，页141、142)。这就可以解释何以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能够在那时进人中国，在北京开始修建教堂，传播基督教；也可以解释何以在当时的士大夫中，首先对利玛窦介绍的欧洲学术和教义感兴趣，甚至阪依基督教者如李蛰、徐光启等人，有不少都是王学信徒。朱先生认为，“假如说，西学输入适逢王学盛行是偶然的话，那末这样的偶然性恰在晚明出现，不正说明那时的中国也同当时的欧洲一样，已经有走出中世纪的必然性在起作用？……正因如此，从中西文化交流史的角度来看，王学在明清之际并非只有负面意义，如王夫之、顾炎武等所指斥的那样”(同上，页142)。他由此而相当肯定王学在当时的作用，认为“王学藐视宋以来的礼教传统，在客观上创造了一种文化氛围，使近代意义的西学在中国得以立足，而王学系统的学者，在认知方面的特有平等观念，即王守仁所谓'良知良能，愚夫愚妇与圣人同'，在清代仍以隐晦的形式得到保存，实际上为汉学家们所汲取。这看来是悖论，然而却是事实”(同上，页144)。所以朱先生特别注意明末清初基督教传教士与中国士人的交往互动，而在研究基督教与明清史方面，他作出了许多贡献。他在一九九四年就主编了《基督教与近代文化》，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刊印，二00一年又编定《利玛窦中文著译集》，先后由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和复旦大学出版社印行。他在增订本的《走出中世纪》里，就增加了讨论利玛窦和徐光启的篇章。与之相应，朱先生也有许多篇幅讨论典型中世纪的专制政治和思想禁锢，评论排外仇外的狭隘保守和故步自封。他讨论汤若望与杨光先的一篇，还有几份“反洋教”揭帖的跋语，都明显表示出他的爱憎。
朱先生认为“君主专制，作为一种政治体制，犹如长在中世纪社会关系的躯体上面的一颗脑袋”。从秦朝末年到清朝中叶，这颗专制的脑袋长了两千多年，虽然动乱不断，朝代更迭，却像牛魔王的脑袋一样，“即使一再被割掉，仍然会从腔子里再长出一颗来”。朱先生总结说：“除非中世纪的社会关系已经发生质变，也即旧躯体已经或是濒临死亡，否则君主专制政体，也许会被整容，也许会有局部更新，却不可能完全的革除旧貌，换成新颜。”(《走出中世纪》，同上，页21)在政治专制之外，思想禁锢尤其是中国专制统治的一大特色，所以朱先生在不少地方讨论康、雍、乾三朝臭名昭著的文字狱，描述统治者如何利用理学传统，以“理”杀人。这种用深文周纳的手段来罗织罪名，钳制思想，实在是极端恶劣的恐怖统治。在这种恐怖统治下的读书人难免动辄得咎，朱先生用了一连串的排比来描绘当时情形说：“写诗用典，无非援古刺今；作文论史，必定影古射今；记游叙景，当然比物犯上；研字原训，可能背逆谤君。寻章摘句，吹毛求疵；穿凿比附，诛意攻心；探头探脑，告密成风；疑神疑鬼，保官为上；过犹不及，文网日密，宁严勿弛，株连日众。”(同上，页45)我们读到这里，不能不联想到这种情形其实离我们并不是那么遥远，朱先生在《跋几份“反洋教”揭帖》那篇文章开头，就明确指出了这种联系。他读这些充满无知偏见而且蛮横不讲理的“反洋教”揭帖，总觉得“似曾相识”。
约略回顾，始觉恍然，原来它们极像那个动乱岁月的大小字报。因为曾荣幸地被对立各派红卫兵贴大字报声讨致罪，所以很熟悉这类作品的风格，以为它们的思路情结很像，行文推理也很像。
于是，积疑胸中二十载的一个问题-何以那个岁月的开端会特别表彰上世纪末的义和团、红灯照？也顿然冰释，自以为窥见了历史与现实联系的某种消息。(《跋几份“反洋教”揭帖》，同上，页276)
朱先生极反感断章取义、歪曲历史、用历史为现实政治服务。他认为，“衡量历史作品的唯一尺度，就是实事求是，信而有征。做到很难，不仅需要抑制'古为今用'的冲动，而且需要抵制来自权势、金钱以及种种先人之见的干预。在这方面，假如真愿'以史为鉴'，那就首先不能忘记一九五八年陈伯达之流鼓吹'史学革命'，一路革到'文革'十年，以'夺取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始，到舆论一律赞颂秦始皇终”(《走出中世纪增订本·小引》，页2一3)。官方正统的“古为今用”无视历史事实而歪曲历史，但在正统大叙述之外，尊重历史，在对具体历史的探讨当中，却真能认识到历史与现实的联系。从这个角度看来，讨论中世纪一方面是认识从晚明到晚请那段历史，但另一方面也是帮助我们理解我们生活的现在。正像朱先生自己所说，他的书出版后，有许多读者来信，“似乎不约而同，提出拙著没有讨论的一个问题：中国有没有'走出中世纪'？”(同上，页2)那的确是他的书给我们提出的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是“走出中世纪”这一命题必然让我们去思考的问题。我们已经完全彻底走出了中世纪吗？在我们的思想意识和生活习俗当中，是否已经没有中世纪的因素而完全进人了现代？正当中国在飞速变化，世界的基本格局也在发生大变化的时刻，考虑这样几个基本问题，更有其特别重要的意义。
可惜朱维铮先生离开了我们，不可能再给我们明确的解答。不过也许他的解答就在他留下的著作里，在他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价当中。想起许多次与朱先生的交谈，头脑中浮现出他的音容笑貌，觉得他好像对我们的问题，只轻轻地点头，报以会心的微笑。
来源: 《书城》201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