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六七十年代所谓“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很多事情，现在的许多年轻学生大概都不大了解，但如果对那段时间的历史完全不了解，就不可能理解我们那整整一代人的经历和思想，也不可能理解80年代以来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对我说来，那段时间在我思想的发展和知识的积累中，都恰好极为关键，是我自学经历中十分重要的一段。
我1966年高中毕业，恰好赶上“文革”爆发，从小学到大学，中国的教育完全停顿，中学生全都上山下乡，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当时认为知识分子是“臭老九”，学生从老师们那里学到的不是革命知识，而是受了“封”、“资”、“修”的毒害，所以需要到工厂和农村去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从1969到1972年，我在四川南部插队落户，一面在田里种庄稼，干农活，另一面就自己看书自学，包括自学外语。在乡下自学外语，既没有老师，也没有任何机器，像电视机、录音机之类，也没有什么学习材料，当时学习确实纯粹是靠一种兴趣。乡下的生活非常艰苦，可是在物质生活非常艰苦的时候，也许人对精神的追求就变得更加重要。所以在当时对我来说，看书和学外语并不是一件苦事，而是一种精神的追求，是使生活有一点意义的快乐事情。当然，我那时候已经可以看英文书，能够欣赏英文文学作品文字的优美，已经不是很苦的初学阶段。但那时候书很少，我只有一位中学老师送的两部英文书，一部是希腊罗马文学的选本，另一部是从莎士比亚到赫胥黎的英国文学作品选段。那时候我读这些书，跟我一起下乡的同学都表示怀疑，说你现在看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呢？天天种田挖地，这就是我们在乡下生活的现实，而你读莎士比亚跟你的现实生活实在是隔得太远了。更不用说从政治上来讲，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别人知道你在学英文，这是美帝国主义的语言，你学了想干什么？不过在当时的我，这完全是一种兴趣和精神上的渴求，还有就是对文学艺术的爱好。我当时非常喜欢艺术，喜欢绘画和文学，虽然当时的宣传，用“封”、“资”、“修”三个字把世界上所有的文化都否定了，我却真的从心底里面不相信这些东西都是坏的。“封”就是封建主义，指所有属于中国古代的东西，“资”就是资本主义，指所有西方外来的东西，“修”就是修正主义，指苏联和东欧的东西。那基本上就否定了所有古代的和外国的文化，认为这些都是坏的，都是毒草，这是我从心底里没有办法接受的。所以我当时的学习，完全没有任何实用的打算，可以说当时连做梦也没有想到，后来自己会用英文在国外教书，用英文做研究和写作。当时的兴趣也可以说是精神生活的一种需要，所以对我来说看书不是一件苦事，而是一种享受，是唯一还能够得到的享受，而且是不需要花钱就可以得到的享受。
下乡三年，我基本上就是白天在田里干活，晚上看书。每天晚上读书都要读到十二点到一点才去睡觉。记得当时下乡的时候，我们自己垒土房子，有八个知青合住。我有一个小皮箱，放在自己钉好的木架上当一个小书桌，然后用一块小木板，钉在墙上当书架，上面大概就只有几本书，然后在书桌上放一个小油灯。我在乡下整整三年，每天晚上看书，三年后离开乡下到成都去工作，离开农村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我把那个用皮箱和原木架起来的书桌拆开，把油灯拿下来。把我当书架的小木板拿开的时候，墙上的油灯灰有那么老厚的一层。平时没有怎么注意，到那时一看，哇，这么厚的油灯灰（掌声），心里也颇有些触动。
我觉得在人生当中，机缘是很重要的。有些偶然的机缘是你完全没有办法控制，也没有办法预见的，但是有的时候这种机缘很重要。生活的发展当然有很多必然的因素，但是偶然的因素也很重要。在我来说，我在生活当中碰到很多的偶然事情对我后来一生的转折都非常重要。我回到成都当了学徒工，和我一起回成都工作的知青很快都知道我喜欢看英文书，他们给我取个外号叫“翻译”。有一个同工厂的学徒工就说：“唉，翻译，听说你英文很好，你有没有看过《莎士比亚全集》啊？”我说没有，根本没有看过。他说我可以给你拿一本来。我说你不要吹牛了。可是第二天他果然就拿来一本书，这是一本很好的精装本的《莎士比亚全集》里的《十四行诗集》。他说他一个中学同学的父亲藏了很多英文书，这也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因为“文革”抄家很厉害，能够把书藏起来，没有被抄掉的是很少的，可是居然有人保存了这么多英文书。这个朋友的同学的父亲就有很多这类书，当时这位老先生根本不相信现在还有年轻人可以看英文书，而且是莎士比亚的书。所以当他去借书的时候，那位老先生对他说：你说有个人要看这本书，我可以把书借给你，但是你让那个人把莎士比亚的诗给我翻译出一首来，拿回来给我看看，如果翻得好，你就把他带来，我就借书给他。他真的不相信。结果那位朋友把书带给我，我当然高兴极了，我看了以后，马上就译出一首，让他给书的主人，后来这位老先生叫他把我带去见面。这位老先生姓欧阳，叫欧阳子隽先生，我一直都很感激他。他前年才去世，80多岁。他曾经在国民党时候的《中央日报》做过记者，但是很早就已经退休。他的古文很好，也很喜欢外文，收藏了很多书，而且收藏的书都非常好。他收藏了很多重要的英文的文学和哲学名著。我去见他时是在一个非常小的房子里，他的书在“文革”时也被抄过，可是他在百货公司工作，当时已经退休了。百货公司把他的书抄走了以后，他就跑去，说你们如果真的把我的书抄走，我就只有死掉了。真的是这样，他爱书如命，所以他们看他也是个老头了，就把那些书又拉了回来。他一直就把书放在家里面，当时也没有人知道，所以“文革”之中他居然还有书保存着。我第一次去看他的时候，他非常感动，觉得现在居然还有这样的年轻人，要看他那些书，就对我说：我的书就是你的书，你要看什么书，随时都可以来拿。我在他那里第一次看了英文原著《莎士比亚全集》，看了所谓钦定版的《圣经》，这在英国语言和文学当中是有很大影响的书。也看了不少英国文学名著。当时看那些书，完全出于兴趣，而当时能看到那些书，也完全出于偶然。我比较系统地在欧阳先生那里读了很多英国文学的原著，决不是为了以后要考大学，那个时候也没有说要恢复高考，所以读书完全没有任何实用的目的。
从乡下回到城市后，我在工厂里面工作了五年。“文革”那时候上班是不正常的，上班时候常常是大家都在玩。所以我就每天背一包书去，有事情做我就做，只要一做完，马上把油污的手在碱水缸里一洗，就开始看书。别人打扑克、打毛线，我就看书。其实工人师傅对看书的人是很尊重的，我想那个时候如果我在大学里面，那个环境反而不行，因为大学里面都是知识分子，你要看书的话，大家都知道你看什么，你那个时候如果看莎士比亚，肯定是不允许的。如果知道是在看《圣经》，那就更不得了，因为是西方的宗教迷信，基督教的《圣经》，那可就不得了了。那时候反而在工厂里面没有人管你，也不知道你在看什么。我看《圣经》是把它作为西方文化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来了解，因为西方文化，尤其从文学和艺术来讲，有两个重要的背景，一个是希腊罗马神话，一个就是《圣经》，这是两个必须要看的东西，不然的话你对西方文化的基础，就不太能了解。我当时看那个书的时候，有人问我在看什么，我就说在看小说。你不能说看《圣经》，可是说在看小说也不算是撒谎，因为《圣经》的叙述在研究《圣经》的人来讲，就是一种叙述文学，所以把它当故事看是可以的。我当时看这些书的时候，工人们并没有太多的干预。我每天都背一包书去，像上学一样。所以每天上班的时候，有空闲就看书，我自学的过程就是这样的。
所以如果说要总结的话，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学习要有很强的自发的动力，要有自己的兴趣，而不是被逼着去学习。我觉得自学和在学校里学习都各有利弊。在学校里学习当然有非常好的环境，有很好的老师指导你去看书，跟你讲哪些书是重要的，你要学。例如你们是学医学、学科学的，老师们都会指导你说，哪些书是重要的，哪些是入门的，哪些是现在最尖端的研究等等，可以给你指点。学校也可以给你们提供各种各样的条件，有图书馆，有科学的仪器设备，有实验室等等，这些都是在大学里面，能够比较系统地受到专业训练的好条件。
但是自学呢，就没有这个条件。可是自学有一个好处，就是自学正因为没有这种很细的科、系的分别，你学到的知识就比较能够融会贯通。自学就是有兴趣你就去看，看了以后你就自己把学到的东西联系起来了。人所认识的世界，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一个整体的世界，没有说这是化学的世界，那是物理的世界。只是我们为了研究的需要，才把这个世界的现象分离出来，说这是化学研究的现象，这是物理研究的现象，这是生物研究的现象等等，但那都是人为的分别。当然，对于科学发展来讲这是必要的，你不分别的话，就没有办法仔细研究，非得要分得很细了以后，你才可能对一个问题研究得比较深入，钻研下去。现在科学的发展是分工越来越细，所以专业的分工是必要的，你也只能有个专业，成为某一个门类的专家。可是另外一个方面呢，你如果把这个分工看成是知识本身自然的状态，对于自己就没有什么好处。所以即使在科学的发展里面，也都有一个综合的趋势，比如说生物化学、生物物理，其实就是把本来被分开的学科综合在一起，因为本来这个世界上的现象就是综合在一起的，世界本来就是完整、统一的。那么自学呢，它基本上就没有这种分工的分门别类，没有系统，可是另一方面，在没有系统当中，在没有系统训练当中，又有一个比较完整的看法，所以这是自学的一个好处。自学者大概不会说我今天学的是物理的、明天学的是化学的，一般他不会这样。他一般都说，我对自然科学有兴趣，所以就对这方面的书看得比较多。如果我对人文学科有兴趣，我就不会说今天我学的是历史、明天学的是哲学的。在我看来，这些东西本来都是相互贯通的，所以我对这些东西都有广泛的兴趣。我后来在研究生阶段学的是文学，但我的兴趣从来是比较广泛的，从来不觉得文学只是局限于读诗歌、戏剧和小说就够了。我觉得这跟我自学的范围，跟自学的经历是有关系的。所以我阅读和研究的兴趣比较广，对于人文学科的文学、历史、哲学、宗教都有兴趣，从一个更广泛的文化的角度讲有兴趣。这是一个好处。
后来到了“文革”快要结束的时候，大概是1975年吧，当时我在成都。中国科学院在成都有个分院，下面有个生物研究所，当时生物研究所研究出了一种治冠心病的药，准备参加广交会。而要出口，冠心病药的说明书就要翻译成英文。当时他们自己没有人能翻得好，就找了很多人，包括四川医学院的教授，最后翻译得都不太满意。后来，他们找到一个认识我的人，也是四川省卫干院的一位老师，就交给我来翻。我当时是工厂里的一个学徒工，把说明书译出来以后他们很满意，就说要把我调过去在生物所做他们的翻译。后来一打听是一个学徒工，而学徒工要变成翻译可是比登天还难的，因为学徒工是劳动局管的，翻译是人事局管的，劳动局和人事局可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部门，要跨过去相当困难。所以他们弄了很长时间，一直到1977年，大概用了两三年时间，才把我调过去，调到中国科学院四川省分院生物研究所。所以我第一年的工作是跟科学有关的，我那时候接触了很多跟医学和生物有关的文献。我记得很清楚，我当时在那里工作的时候，有很多研究生物、生物医学这方面的专家，他们那些人专业都很好，但是外文不是很好。所以经常来问我一些英文文献的问题，不是问我专业，专业我是一窍不通的。可是他拿一本外文书来，问我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可以讲得很清楚，因为语法很简单。他们不懂的是语法结构，词句的前后关联，而不是专业，专业的术语他们都很清楚。我讲这个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的兴趣比较广泛，尤其是在外语方面，你如果要学好外文的话，你要掌握的是语言，而专业的词汇相对而言是比较简单的。我记得当时我用一本日本人编的医学英语词典，就是一本日文和英文的医学字典，我不懂日文，可是那部词典用的绝大部分字都是汉字，所以完全可以用那个字典，这是中国人占便宜的地方。你到日本去，也许一句话都讲不出来，可是日文书里面讲什么，大概的意思你却有可能知道。1977年我在生物所工作一年，出了两本翻译的书，所以我出版的头两本书跟文学一点关系也没有。第一本是从英文翻成中文的一本书，是1977年在生物研究所翻译的，出版则应该是在1978年，是中国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书，叫《蛇类》。那是一本从科学的角度来讲蛇的书，是大英博物馆负责管理两栖爬行类动物的专家写的，从科学方面来讲蛇，是一本非常有趣的书，里面讲了蛇的生活习性、生理解剖，还有很多跟蛇有关的神话传说。还有一本书则是从中文翻译成英文，后来在美国出版的，讲的就是我们四川的大熊猫。所以我最先翻译的两本书都是关于科学方面的书。
我到了生物研究所以后，1977年“文革”结束，马上就恢复了高考制度。大家知道，“文革”十年没有大学，当然中间有工农兵学员，那是比较少的，而且工农兵学员相对而言呢，不是以成绩来取，而是以政治标准推荐的。我不是说工农兵学员成绩都不好，我的意思是说当时进大学去的学员，本身不是恢复高考以后的情形。因为当时提的口号是“上大学，管大学，改大学”，所以工农兵学员进大学不仅是去学习，还要管理和改造大学，要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就是说工农兵学员到大学里是去当家做主的，比大学教授还要有地位，而大学里的教授和知识分子还都在接受批判，所以这是比较特殊的情形。
恢复高考制度是“文革”结束以后的事，是1977年，所以77届的学生是积累了十年，然后重新参加高考再入学的。当时我觉得自己的英文水平应该说还不错，而且我觉得我已经浪费了十年的时间，如果现在再要去读四年的本科，我实在赔不起那个时间了。所以我觉得我应该去念研究生。当时我在成都，成都有四川大学，我在“文革”当中曾经跟四川大学的几位教授有过接触，其中有一位非常好的英文教授，曾经做过川大的副校长，就是谢文炳先生。他是专门研究英美文学的，我在“文革”当中最初接触到他的时候，他非常沮丧，他当时受批判，完全灰心丧气。我当时学英国文学学得很有兴趣，自己翻译了很多英文诗给他看。他却说，年轻人啊，你看我学了一辈子，搞这个东西，现在成了这个地步，你还要去学这干什么呢？他实在很灰心，但我当时完全没有听他的，因为那时候我读英国文学完全是一种兴趣。后来恢复高考的时候，谢先生专门派一个人到我家里来，让我到他家去。我就去找他，谢先生说，你来考川大的研究生，我可以保证你考上。保证不是走后门的意思，他是说他了解情况，他在川大几十年，也了解川大外文系的情况，他说按你现在的水平，考川大外文系研究生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当时我就报考了川大外文系。但是呢，川大外文系招考研究生是研究语法，研究教学的，我自己兴趣完全是在文学方面，我也不想一辈子去研究语法，所以心里总觉得不安。语法只是个工具，懂了就好。当然我不是说研究语法不好，只是我的兴趣不在这里。
当时只有北大招收英美文学专业的研究生，有三位教授招收英美文学和美学专业的研究生，一位是朱光潜先生，一位是杨周翰先生，一位是李赋宁先生。这三位都是鼎鼎大名的教授，朱光潜先生的《西方美学史》我早就看过了，当然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但是去报考北大，我自己都很担心，觉得可能不行。我有很多中学的好朋友，到现在仍然是我的好朋友，我去成都的时候，大家还常常聚在一起的。我那些中学同学平时都好像很佩服我，说我不得了，英文那么好，可是我真的要考北大的时候，我那些朋友也说，算了吧你。你这个中学毕业生去考研究生，就已经跳一大步了，我们姑且认为你是不错的，可是你还要去考北大，全国最高学府，你这不是有点儿异想天开吗？我自己也觉得很犹豫。那时候有人告诉我，好像报上登过这样的消息，鼓励大家把自己平时写的习作寄到大学去，请大学教授评评看有没有把握。我当时听了这个就想去试试。我刚才说，在生活当中有很多偶然的因素很重要。这时候就有个偶然因素，现在想起来也非常感谢一些帮助过我的人。
我当时在生物研究所工作，四川科分院的院长是马识途，是一个作家。他抗战时候在昆明西南联大，是西南联大学生里的地下党负责人。他曾经发展过好几个党员，这些人后来都在各个大学工作，他就认识北大历史系的一位教授叫许师谦。因为我在生物研究所工作是科分院下面的，他曾经看到我写的文章。我曾经翻译过评论莎士比亚的论文，他看了以后觉得非常好。他说你可以去北大试试，写一篇文章，我帮你寄到北大我认识的一个历史系的教授那里，请他转交给西语系，请西语系的人看看。我很受鼓舞，但是我想，写什么样的文章呢？去考英美文学的研究生，当然最好是写一篇评论英国作家的论文，可是考虑到我的背景，我是一个中学毕业生，如果用英文写一篇评论英国作家的文章，别人一看，英国文学批评这种书很多啊，有《英国文学史》，也有很多论文集，可能会觉得你这个人只是中学毕业，是不是抄来的？别人可能不相信你。那我怎么办呢，于是我就想找一个不大可能是抄袭的题目。我自己对古典文学很有兴趣，我很喜欢唐诗宋词这类东西，所以我就用英文写了一篇专门评论英美人翻译李白、杜甫诗的文章，特别是讨论一些翻译当中错误的地方。我写好以后交给马识途，他就寄到北大去了。
当时我已经报名考川大。那时候报名的情形是这样，你报了哪个学校，就有指定的指导老师，指定的参考书。我当时就在按川大指定的参考书，准备研究生考试。都快要到结束报名的时候，突然有一天，我收到一份电报，就是北大历史系的许师谦教授给我发来的，说要我改考北大。当时我收到这个电报后，还是犹豫不决，我觉得虽然他这么鼓励我，但是万一考不上怎么办呢？在这件事上，我很感谢我姐姐和我的女朋友，也就是我现在的太太，她们都觉得我应该去考北大。当时我的女朋友鼓励我说，你去考嘛，你是中学毕业的，考不上明年还可以再考嘛。我想这个有点道理，因为比较起来，当时考研究生的大部分是“文革”以前念过大学，或者没有念完大学的，而我这样的中学毕业生去考研究生还不太多，所以年龄上我是占有优势的。但是使我真正改变想法，下定决心去考北大的，是许师谦先生在电报之后，给我写了一封快信，这封信就使我下定决心去改考北大。
许先生在这封信里说，北大西语系的系主任是李赋宁先生；在西南联大的时候，许先生曾经上过李先生的课，李先生算是他的老师，后来1952年院系调整以后，李先生在北大西语系，许先生在北大历史系，算是同事。许先生说，从50年代到70年代，李先生跟我在北大是同事，在校园里偶尔见面，也就点点头打个招呼，几十年里从来没上我家里来过。他说这一次我把你写的文章交给西语系，李先生看了以后亲自上我家里，这是二十多年第一次上我家里来，说要让四川这个学生报考北大。我看了这话以后，马上就冲到报名的地方，说我要改报北大。（掌声）报名处的人把我臭骂了一顿，说你这人疯了，报名就要结束了，这么长时间你按照川大研究生的考试准备，现在马上要开始考了，你却要改考北大，这不是发疯了吗？我说报名是我自己的事情，我考不上不要你负责。我坚持要改，最后当然还是给我改了。所以这些在关键的时刻关心我、帮助我的人，我真是非常感谢。李先生现在还在北京。当时我在北大时候那些老一辈的学者，现在大多已经不在了，李先生还健在，我非常感谢他。我改考了北大，当时考试初试在成都，全国各地当然有很多报考的人。我初试的成绩各科平均起来96分，取得了北大复试的资格。我觉得96分是很好的成绩，以为考得非常好，可是到北大去复试的时候，我才发现我还不是第一。
后来我到北大以后，才听老先生们讲，当时北大的教授们认为经过十年的“文革”，大概没有人懂什么英国文学，而且就是在“文革”以前，在中国的大学里面也并没有重视文学，尤其是英美文学的教育，所以包括以前老的大学生，文学方面也没有学得很多，再加上“文革”十年，更是一片空白。所以老先生们认为，现在的学生，你出考题太难了就根本没办法考。于是初试的考题相对来讲是比较简单的。可是中国的了不起就在这里，我们有这么大的地方，有这么多的人，哪怕有十年的“文革”，再折腾也还有很多人去念书。所以初试下来，就有40多人都是90分以上的。这一下这些老先生们就急了，说我们不可能收这么多人，我们只能收十多个，怎么办呢？所以到北大复试的时候，那些题就特别的难，也就把距离拉开了。你必须要拉开，不然的话40个人都收是决不可能的。所以最后考的题就比较难，那些考题到现在我还记得几道，当时据说是从牛津大学的考题里找来的。那种考试提问的方法是灵活的，就看你自己能答到哪一步，你的知识有多深入，就可以走到哪一步。比如说有这样一道题，说有哪个人在莎士比亚的剧本里面出现过两次？这是第一层问题，第二层呢，就问你能不能说出为什么？你如果对莎士比亚的戏剧有些了解，你就知道很有名的一个角色叫福斯塔夫，是一个喜剧人物，这个人在莎士比亚的两个剧本里出现过，一个是《亨利四世》，是一个历史剧，还有一个是喜剧，叫《温莎的快活的妇人们》。你如果能答出这个就已经很好了，如果你还能说出为什么福斯塔夫会出现两次，那就更好了。所以这个考题很灵活，你可以根据对文学史的了解，回答得更深一步。第一个问题我答对了，第二个问题我也答对了。福斯塔夫在第一个剧本《亨利四世》里是个非常滑稽的人物，据说当时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看了演出以后非常喜欢，就下令说要再写个剧本，里头还要有这个人物出现，所以莎士比亚在《温莎的快活的妇人们》里，又写了这个人物。要回答这个问题，你就要对文学史比较熟悉，不光是剧本，而且要对文学史熟悉，对莎士比亚的生平事迹比较熟悉。我只是举一个例子，其他还有类似的题目，就是每个题都有不同的层次，就看你能达到哪个层次。所以这种考题就比较有意思，不光是1+1=2，等于2就完了，而是比较活，比较有发挥的余地。我到北大去复试，很感谢李赋宁先生，所以第一天就去拜见了李先生。他跟我见面谈了几句话后，问我说：隆溪啊，你是不是在北京念的中学？我说我今天刚到。大概我的普通话讲得还可以，听不出四川的口音，所以李先生以为我在北京念的中学。然后他又问我，你在四川有没有见过吴宓先生？吴宓是一位非常有名的学者，但是吴宓在重庆，我在成都，我当然听说过吴宓先生，可是没有见过面。吴宓在五四时期曾经反对过白话文，办《学衡》杂志，鲁迅批评过他，所以他非常倒霉。当时他在重庆西南师范学院，在“文革”中反复受批斗，后来就死了。我们当时在北大复试，先考笔试，然后是口试。我记得很清楚，考完以后李赋宁先生就告诉我，说我得了第一名。我当然很高兴，在同一届研究生中，我的同学们都曾经念过大学，也有到过国外做过翻译的，都是非常优秀的同学，而我是唯一没有念过大学的一个考生，但复试以后，我是以第一名的成绩到北大西语系做研究生的。我很感欣慰，因为自己的自学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也得到了肯定。
到北京对我来说，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在北大我是跟杨周翰先生念英国文学，主要研究莎士比亚和文艺复兴时代的文学。后来毕业用英文写了一篇论文，专论莎士比亚悲剧，后来还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的英文版上。在北京的学术环境是非常好的，尤其是能够接触到很多非常有名的学者。所以不只是北大的教授，包括像北京外语学院的王佐良、许国璋、周珏良等几位老先生，我都非常熟。尤其是朱光潜先生，我跟他接触得非常多。虽然我自己不是朱先生直接指导的研究生，但是我对美学有兴趣，所以跟朱先生接触特别多。我在一篇文章里提到过，就是朱先生有个小孙子，那时候才几岁，不太懂事。朱先生因为80多岁了，身体也不太好，而找他的人又特别多，所以不是太熟的人，没有必要见的，他往往就避而不见。有人找他，他就叫他孙子说爷爷不在。可是我呢，却经常去见他。所以他的小孙子就很不理解，说为什么别人来了就说爷爷不在，张叔叔来了就可以直接上楼去呢？我当时常常向朱先生请教，对我有很大益处。另外在北京的时候，我跟钱锺书先生的关系也很密切，这也是个很偶然的机遇。你们都知道钱锺书吧？可是当时在“文革”中，我在去北京之前，就没有听说过钱锺书这个名字。你们现在可能会觉得可笑，怎么能没听说过钱锺书呢？你不是大傻瓜吗？不是，在“文革”的时候，我自己也算是很喜欢看书的人了，可是我就从来没有听说过钱锺书的名字。我也曾经考虑过是什么原因。我想，我们那个时候钱锺书先生在国内并没有大名的，国内也没有宣传过钱锺书，没有像后来有所谓钱学。那个时候是没有的，这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呢，钱锺书先生自己是不愿意张扬的，他从来不去宣扬自己。所以他就故意地要保持一个——用英文来讲a low profile，所以他不是有名的人。所以我在成都虽然喜欢看书，可是从来没有听说过钱锺书。
我到北大去以后，很偶然地在北大图书馆看见一本英文书，是一个外国人翻译苏东坡的赋，书前面有一篇序言是个中国人写的，是写得非常漂亮的英文。我当时还不知道这个人就是写《管锥编》的作者，后来《管锥编》出版了以后我才知道，钱锺书先生就是写那篇英文序的人，而且就在北京，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但是钱先生在社科院，我在北大，基本上没有什么关系，而且钱先生也不带研究生。我想，也许没有人够资格做他的研究生。我在北大，一般也没有机会见到钱先生，在这种时候，偶然机遇就很重要。这里又有一个偶然的机缘，就是当时有一个荷兰学者到北大访问，名叫佛克马，当时是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的副会长。他到北大访问的时候，我做他的陪同。那天我跟他一起和社科院文学所的人座谈，因为文学所研究中国文学的人大部分不会英文，所以我就成了他的翻译。佛克马对我的翻译很满意，他就说他明天要去见钱锺书先生，问我能不能做他的翻译。我想，钱先生是不需要翻译的，不过我很想见钱先生，我答应陪他去。很有趣的是，北大外事处的人听说这件事，就警告我说，钱先生是我们国家顶有名的学者，是第一流的学者，可是钱先生的脾气也是有名的。他脾气很怪，他如果不高兴，不喜欢一个人，脸上马上就会表现出来。他说我们可以让你去，如果半途你觉得气氛不对的话，最好你就先走。我听了这话以后大不以为然，心里很不舒服，因为我自己有一个很固执的信念，我觉得一个人学问越大是越谦虚的，那种凡是摆架子，觉得自己了不起的人，往往不是学问最大的人。我有这么一个看法，因为在北大的时候，像朱光潜先生就是很了不起的学者，可是朱先生从来不会有架子的，对人非常谦和。有人说他像个小学教员一样，那是真的。所以我想，钱锺书当然是很有学问的，可是不至于说还没有见面就把我踢出去吧，对不对？可是当时我也的确做了会被踢出去的准备，就跟佛克马去见钱先生。
见到钱锺书的时候，钱先生讲一口漂亮的牛津英文，当然是不需要翻译的，所以我就那么呆坐着，也没有说话。钱先生非常了不起，他对当代学术的发展非常了解，他看过很多当代的书。那位佛克马先生写过一本《20世纪文学批评理论》的书，钱先生很客气，说这本书写得很好，可是也问了一个问题，问佛克马说，你为什么没有提到加拿大一位重要的文学理论家弗莱？你讲当代文学批评理论，怎么没有提到他呢？佛克马就说在他看来，弗莱的批评理论有太多心理学的成分。我当时刚好看过弗莱一本很重要的书《批评的解剖》，觉得佛克马讲得不怎么对，我就说，我看过这本书，我不大同意佛克马的看法。我这么一说，钱先生这才注意这边上还有一个人，就转过身来对我说，现在中国大概还没有几个人看过这本书。那是真的，那本书当时在北大图书馆都没有，我那一本是我在美国的一个朋友寄给我的。当时钱先生问我有什么看法，我刚看过而且准备写一篇文章介绍弗莱的理论，所以我就说了一通。钱先生颇为赞赏我的意见。后来过了一会儿，钱先生把我拉到另外一个房间，因为他要把他的《旧文四篇》送给佛克马一本，还要送给我一本，他问我的名字怎么写，我就跟他讲了。他又问我在北大干什么？我说在北大西语系做研究生，他问我老师是谁，我说是杨周翰先生，他就说，啊，周翰从前是我的学生。我告诉钱先生，佛克马是让我来做翻译的，我知道您不需要翻译，可是我看您的著作真的很佩服，非常希望来看看您，所以就来了。钱先生很痛快，他马上就对杨绛先生说，季康，把我们家的电话号码写给隆溪。他又对我说，以后你要来，尽可以先打电话。以后我就经常和钱先生见面，而且有海外的人来见钱先生，从官方的渠道见不到的，通过我私人渠道见到的也有几位。
我回到北大后，觉得很高兴。尤其因为北大外事处的人曾经告诉我说，钱先生是脾气很怪的，可是事情的发展跟他们讲的恰恰相反，而跟我自己所抱的信念是符合的，就是一个有学问的人是决不会随便就瞧不起人，或者对人不好。对人不好也一定有原因，不是说见一个人就不喜欢一个人，不会无缘无故的傲慢。所以我觉得无缘无故傲慢的人不会是真正有学问的人，而真正有学问的人一定是很谦虚的。钱先生的为人证实了我的信念，所以我就特别感动。我记得回到北大那是个周末，我就恭恭敬敬地写了封信。那天钱先生跟佛克马谈话当中，佛克马称赞钱先生对比较文学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因为佛克马是世界比较文学学会的副会长，当时就讲到这个话题。钱先生当时就说，我这不是比较文学，不过是个折中主义的东西。折中主义不是一个很好的词，等于说你和稀泥，没有一个明确的立场。我当时给钱先生写信，说佛克马称赞您的时候，您很谦虚，说自己是折中主义。我礼拜一寄的信，礼拜三就收到了钱先生的回信。到现在我还保存着钱先生给我写的五十几封信，这第一封信，是写得很漂亮的毛笔字。钱先生说，我所谓折中主义是我“似谦实傲之词”，就是表面上看很谦虚，实际上是一种自傲的说法。为什么呢？他说自从19世纪以来，英文中折中主义（eclecticism）好像变成一个贬义词了，但是我用这个字是取18世纪启蒙哲学家尤其像伏尔泰、狄德罗这些人，就是法国大百科全书派的定义。那么这个定义是什么呢？就是敢于独立思考，不要去盲从一派，而能兼采众家之长。而且他还把敢于独立思考这几个字的法文原文引出来，写在信里。他说，我是在这个意义上来用这个词，可是佛克马先生好像对西方的经典不是很熟悉，“遂未加注意焉”。所以你看，钱锺书先生的确很渊博，每一句话里都有很多典故，很多学问在里头，如果你不能注意到的话，就说明你就不懂了。所以他说折中主义是他“似谦实傲之词”。
可是钱先生也说，因为这几十年以来各种各样的干扰，就是从50年代到70年代这么长一段时间，他计划中的著作“十未成一”，就是说他想写的书十本没有写出一本来，觉得很遗憾。钱先生在信中鼓励我要好好学习。我当时特别地感动，尤其因为钱先生对我那种亲切跟北大外事处那位先生的讲法如此相反，所以我礼拜三收到回信马上又写了一封信。因为钱先生问我在北大学习的情况，我就大概说我在北大研究英国文艺复兴时代的文学和莎士比亚戏剧。紧接着我礼拜五又收到钱先生一封信，是英文写的，用打字机打出来的。钱先生第二封是英文信，我也整整齐齐用打字机打了一封英文信寄回去。从那以后，我就和钱先生常常通信，包括我后来到美国去后。我1983年离开北大到哈佛，后来到加州大学教书，很长时间里钱先生一共给我写了50多封信。我觉得去北京是我一生中很大的转折，就在于在那里可以结识到很多那么好的学者。我想在我这么大年龄的一辈人当中，我可能是跟朱光潜跟钱锺书接触最多的一个人。钱先生自己不带学生，我跟他接触非常多，钱先生对我的帮助也非常大。例如当时在社科院要写一些介绍当代西方学术各方面情形的报告，有关西方文学理论的部分本来请钱先生写，或者请钱先生推荐一个人写，后来钱先生就推荐我来写。这就逼着我去读很多书，写出了一系列文章，这对我来说也是很大的提高。
在做学问的方面，我想我尤其受到钱锺书的影响。也许本来我是自学的，没有很狭窄的分科、分系的约束，兴趣非常广，我想这也许是我很喜欢钱先生文章的原因，因为钱先生写的东西是包罗万象的，他的《管锥编》可以说是无所不包，从语言学、文学、哲学、历史、经学，甚至科学等各个方面都讲到了。在做学问的方法方面，在很多方面我都受到他的影响。譬如他给我写的第一封信里面，说要敢于独立思考，不要受任何一派的束缚，要兼采众家之长。这对我来说，在后来的工作和学习当中都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另外呢，就是他在《谈艺录》序言里有一句话，说是“东海西海，名理本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就是说东西南北在学术的思想上都有可以互相融会贯通的地方，不能够截然地分成什么南派北派，东方西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如果大家去看《管锥编》第一册第一页，是讲什么呢？讲“易之三名”，就是《周易》这个易字有三种不同的意义，“易简一也”，第一层意思是简易的“易”；“变易二也”，第二层是变易的“易”；“不易三也”，第三层是“不易”的意思。你看，容易的“易”是用“易”字，不容易的意思也是用“易”字来表达，两个相反的意思可以用同一个字来表现。他讲这个话的道理在哪里呢？他是开篇第一段就批驳黑格尔。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曾经攻击和否定中国的语言，黑格尔认为只有德文和希腊文才具有哲学的思辨作用，才有哲学的辩证思想。他举中文为例，说中文这样的字是非常简单的，这种语言是不发达的，没有办法作为哲学思辨的语言。而黑格尔举的很重要的一个例子，就是德文里有个字叫Aufhebung，我们中文曾经音译为“奥伏赫变”，后来翻译成“扬弃”，就是哲学里讲的“扬弃”。“扬”是举起来，“弃”是抛弃，两个相反的意思在同一个字里面，黑格尔认为这个字就可以很好代表德国哲学的辩证法思想，所以最能表现德文的确是最适合思辨的。可是钱锺书在“论易之三名”一段里，用了很多中文的字，包括“易”字，论语的“论”字，都有很多不同的意思，包括相反的意思，都是用同一个字表现的，所以这是驳斥黑格尔的偏见。钱先生说黑格尔对中文无知，固然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是德国哲学家，你不能要求他懂中国古汉语。但是他无知而又说这样的大话，这就是使人觉得很惋惜的事情了。所以钱先生批驳了黑格尔这一点，就奠定了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基础，使我们在互相比较之间能够得到启发，对世界文学，对世界文化有一个更广泛的了解。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所以为什么《管锥编》开篇第一节就讲“易之三名”，由此来驳斥黑格尔的讲法。因为只有批驳了把东西方文化对立的偏见，才可能展开东海西海学问的汇通。大家知道《管锥编》是评十本中国古代典籍的，可是在几乎每一段里都同时引用了西方的各种各样的作品，有五六种不同的语言，包括英文、拉丁文、德文、法文、西班牙文和意大利文。钱先生引用这么多不同的西方文字的材料来跟中国传统的文字材料作比较，互相融会贯通，在对比之中讲学问，这是很重要的一点，而这种研究方法和这种眼界给了我极大的影响。虽然后来我到哈佛学习，我还是觉得非常怀念跟钱先生在一起，听他畅谈学问那个时候。而且我觉得，在哈佛的确是有很多非常了不起的学问家，有很多名教授，可是像钱锺书那样对东西方的经典和文化传统有那么深入了解的人，在哈佛也很难找得到，因为哈佛的汉学家们大多都不懂西方的东西，而懂西方的学问家又不懂中国的东西。和钱先生接触对我后来在学术研究上的帮助是非常大的，所以在北京的这一段对我非常重要。
我1983年到了哈佛，当然在哈佛大学有很好的条件，哈佛的图书馆是全世界最大的大学图书馆，我刚才也讲了，在哈佛有很多世界上有名的学者，所以在哈佛学习也得到了很好的训练。我在哈佛学的是比较文学，没有去修东亚系的课，因为我觉得我在中国跟钱锺书先生学，如果在哈佛再去学东亚系的课，那不是像上了大学再进小学吗？所以我基本上是学西方的东西。后来我在美国教书，开始在哈佛教，在加州大学教了十年，教的也都是西方文学理论和西方文学批评这类课程，一直到1998年我到了香港城市大学。到了香港以后，有很多机会到国内来。以前在美国离得比较远，回国往返一趟也比较困难。现在从香港回内地就很容易了，所以现在到国内就比较多。这次我是第一次到南京来，所以我很高兴能够有机会和大家见面，跟大家聊聊我学习的经过。我就讲到这里，大家有什么问题，希望可以提出来，我们一起来讨论。（热烈掌声）
现场提问选摘
问：您在美国和香港工作，这两个地方您更喜欢哪一个地方？
答：我喜欢美国，在美国学习和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最近几年在香港，也很喜欢香港。首先第一点，是香港回归以后，很多事情要重新开始，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第二呢，香港是个非常国际性的社会，他既是很传统的中国人的社会，同时又是非常国际化的社会，跟外面的交往，从外面来的信息非常多，而且大学的环境非常开放，非常自由，我自己觉得跟美国没有什么区别。我想我只能像这样回答你，这两个地方我都很喜欢。
问：张教授您好，我要问的是，据我所知，您早期的求学是在国内，然后您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并任教。那我想问在这个过程当中，您所发现和体会的中国和美国的文化差异在什么地方？当然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把它具体到就是您在执教的过程当中，您所发现的中国学生和美国学生在学习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区别？
答：对，我想可能第二个问题比较具体一点儿，如果说中美的文化差异，题目就比较大了。我自己到美国去，并没有什么不适应，但同时我也随时感觉到，我自己在中国生活的经验影响到我对很多问题的理解和看法，使我和一些美国同行的看法不一定一致。可是中美的学生确实有些区别，当然我指的是以前我在北大教书那两年的经验。我是1981年毕业以后，留在北大任教。其实我在毕业以前，就给77届的学生上过课。那个时候77届的学生思想非常活跃，他们想学西方文学批评。北大50年代朱光潜先生开过这样的课，后来就没有人开了。朱先生当时已经80多岁了，不可能再开这个课。77届的学生要求系里开这个课，当时虽然我还没有毕业，系里就让我给他们上西方文学批评史的课，所以我给77届的学生上过课，后来毕业以后我给78届也上过课。我的感觉是这样的，在北大其实同学们是非常用功的，他们的基础非常好，北大的学生素质是非常不错的，可是比较起来，中国的学生比较内在，内向一点，不太踊跃发言。我希望展开讨论，可能会有几分钟没人举手回答问题。但现在情形已经不一样，现在国内大学生们的变化很大。但总要有一个过程，一开始可能比较腼腆。可是美国学生不一样，在美国如果我讲完了问有没有问题，马上就有很多人举手，没有说再等一分钟，看谁先说。大家都是争着说的，这是一个很大的区别。另外我在香港感觉尤其如此。香港的同学也是，讨论是最困难的，就是大家都不敢说。当然我在香港上课是用英文的，因为我不会广东话，也听不懂广东话，我们在香港，学校里规定用英文上课。但是我觉得同学不发言，不是他们英文不好，因为下课的时候，他们都可以和我用英文单独交流的。那么这就还是一种文化上的观念的问题，总觉得怕自己的问题不是很深刻，不是很有意思，怕同学会笑话，会瞧不起自己。可能有这样的压力。所以中国的同学很内向，不是他们不懂，而是说他们不轻易发言。这个情形，我想也正在逐渐地改变，我最近在北京讲课，包括今天，我觉得同学还是很积极地提问题。以前好像比较被动一点，现在主动多了。而美国的学生一直都是比较主动的，他们有很多问题要问，有时候讲了很多话，其实也没有什么很深刻的东西要表达。我希望中国的跟美国的学生折中一下最好了，就是说既能够踊跃发言，又有很好的问题提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