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每一个小学生都可能在四年级时碰到这一个题目，似乎每一个成年人都还觉得这是最可写的题目之一。不过这一个题目并不是容易写的，因为这对于执笔人具有无限温馨的题材，往往对别人却无非是些平凡小事。我在这里又挑上这一个题目来写一些琐碎的事，并不因为我妄想能突破这一难以避免的景况，只是因为这些别人心目中的小事，在我的生命中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以一般的传记笔法说，娘没有什么值得记下的事件，仔细算算她的过去，她似乎根本没有属于她自己的生活，她的生活就是爹和我们兄弟姊妹生活中的一部分。我不知道哪一位“立志”为别人服务的圣哲贤人曾经做到同样的地步。
娘是典型的中国妇女，讲究把感情深藏，但是我们尽可从她平凡的日常举止中觉察到她对子女的挚爱，无须乎用洋人的办法把感情流露尽致。然而，在危难时，她能有超越体力可能的行动，使人惊讶她究竟有多少潜能可以为了子女而发挥出来。
我们——我的孪生弟与我——是她最小的孩子，因此我们对她早年的生活及兄姊们的遭遇都只能得之长辈及兄姊们的口述。至少在我们懂事以后，我很少见娘有安乐的日子。在战时，她经常要携带着大小十余口奔波各地——往往由她一个人主持全局，爹多半时候留在相当接近前线的地方。一切似乎有了公式：我们在接近前线的地方与爹同住；日本人发动秋季攻势了，我们几个较幼的兄弟姊妹由娘率领着向安全地带撤退：日本人退了，我们又由娘率领着去找爹，迁回他的任所。抗战时期的交通情况之糟是众所周知的，每隔一两年举行一次大迁徙，她的艰苦就可想见了。
有一回，我们又撤退了，在一艘长江轮船的边上，我们搭了一只小木划转驳上大船，日本飞机在一次又一次的呼啸着扫射甲板上的平民及四周蚁附着的小划子。到现在，我还记得她在江风中披散了头发，把小孩一个个由小划子推进大船的船舱。大船正在行驶，小划子和大船之间唯一的联系只是一杆竹篙，她那时大概只想着把子女送到比较安全的大船上。她刚登轮，竟发现凌弟不见了，即刻又冲进人群，船头船尾寻找，把哭泣着的弟弟从另一层甲板找回来。大家坐定了，她又找来一壶开水，让每个人都喝一口，但是她自己竟没有分到一些余润。
万县的住处遭了炸弹，我们全家迁移到郊外山上的董家岩。全家安顿在半座茅屋里。下雨时，全屋只有一个角落是干燥的，她把小孩和祖母安置在干燥的地方睡，我还记得电光中只有她兀坐在床沿上。
表面上看去，她似乎不大过问我们的功课，也从不过问我们该学什么进什么系。事实上，她主张让我们各尽自己的能力，在兴趣范围内发展。她的方针是在密切注意下自由发展。大纲大目不差，小节是不计较的。这些大纲目中有最不能侵犯的一条——诚实；最必须注意培养的一条——对别人宽厚。至于馋一点，脏一点，都在容忍之列。为此，我们家的兄弟姊妹都有胖胖的体型，几分邋遢，爱躺着看书，但是快快活活，笑口常开，不大会发愁，更不会善感。我一直认为狂狷比乡愿可取，然而天幸我没有转变到浇薄的极端，大概还仰仗母教中“宽厚”二字的恕道。另一方面，我不肯说迁就现实的昧心话，也还仰赖母教中“诚实”二字的忠道。
爹与娘在总角时订的亲；男方二十岁，女方十九岁，娘就嫁过许家来了。据说，抗战前他们有过颇宽裕的生活。不过在我的记忆中，我家卖东两的时候多于买东两的时候。不止一次，爹在床上为家用长吁短叹，哼得一家愁云惨雾，娘只是委婉地安慰他。等到爹鼾声大作了，我们醒来还看见她正张着眼呢。女子大约比男子更为坚毅，有时我觉得“弱者”二字应改为“强者”作女性的称号。
爹不爱为杂志写文章，可是在他过世前一年多，他破例秘密地向《自由谈》投了一篇稿，纪念他们四十年的婚姻。发表后，我们才知道爹除了严整的论说文之外，还会写抒情文呢。文中他记述四十年来夫妇之间共享的欢乐和同熬过的艰辛。现在，爹去世已经九年，我知道娘的确常在梦中与爹聚会的。爹一辈子为沉重的家累牺牲了自己的志愿。两位老人家为了子女辛苦了一生，子女可是怎么报答呢。
五年前我离国渡洋，娘没有说一个“不”字。在基隆码头上，娘却不再送进去了，她是为了不愿让我在离别时有任何难过的机会。在行李里面，她替我塞进去许多小物件，其中包括一个针线盒。到了我要缝一两个扣子时，我才发现这盒子内容的丰富：剪刀，各种扣子，大小不等的针，以及各种颜色的线球。除了她替我补的衬衫上有密密的线痕外，她又把无限亲情，千丝万缕，都寄托在这些扯不尽的线团上了。因此在美国时，我最怕缝扣子和补破洞，一开针线盒定是弄得“闹情绪”。在异地做客，没事时神气充盈，一旦病倒，第一个进入脑筋的必定是娘。回来之后，每逢邮班，总发现她在等候在美的弟弟和姊姊来信，才知道自己在美时，偶尔脱一两天信期，该是犯了多大的罪！寄语在海外的朋友们，假如家有老母，别让她依阊久等，眼望着邮差过去。
娘不单为海外的子女寄东西，纵然那些东西在华埠都很容易找到：她也为在台南的姊姊寄些台北的东西去，纵然台北和台南的货品都出自一个厂家。我有时觉得好笑，但是等我看着她细细地挑选、细细地包扎，我领悟到：邮包寄去的不是一件一件实物，而是一片似海亲情。我才领悟到：自己在国外收到邮包时，复信所说“这些都可以买得到”，该是多残酷的话。
娘今年七十二岁了，幸而精神还好。家中大大小小的事仍旧非她老人家主持不可。我希望她有一些休息的时间，不要太忙。可是我也希望她还继续忙碌，有足够的精力忙碌。
心路历程
这里记述的不是邦国兴亡的大事，也不是社会变革的经过。在这里，我只是记述一些个人生命经历中足以回忆的片段，对别人也许没有意义；不过，假如有人不存着读掌故的心情读本文时，他也许会愿意看一看另一个人心灵经历的路程。
禅宗说教时，不重说理，而在点破禅机。就因为外面的一些感受往往可以使内心蓄积的水库开放闸门，造成水到渠成的局面。这也许就是所谓顿悟吧？记得十一二岁时，我读过一本名叫《文心》的书，其中有一段解释所谓“触发”的经验，也不外乎指出因外在感受触动内心的经验。在这里，我只想把几桩触发自己的事件叙述一下。
每一个孩子都曾经过浑浑噩噩的阶段，不过未必每一个人都曾经注意过在那一刹那他忽然发现自己面临不能再浑噩的情况。我在这里记下的片段回忆，也未必是促成我“顿悟”的因子，甚至未必是触发的机捩，但是至少在我的记忆中，这几个片段确实和自己的发展过程相联结，构成比较鲜明的印象。
在战争中长大的孩子大概比升平盛世的小孩较早接触到死亡。祖母去世时我第一次经验到亲人的死亡；但是她的弥留状态是在安详的气氛下慢慢转变，因此留给我的印象也不是剧烈激动的。在重庆遭遇大轰炸时，我们正在万县。记得万县第一次遭轰炸的晚上，我们一听见空袭警报就躲进洞去，进洞时在路上遇见二楼邻居家的一个大孩子，正在跑回家里去取一些东西。等到警报解除后，我们却发现了他的尸体。上午，他还和我们一起玩过；晚上，他已变成一堆模糊难认的残骸。这是第一次，我忽然发觉生与死之间的界限如此之易于跨过去，又如此的难以跨回来。这是第一次，我忽然发觉人是如此的没有保障。这也是第一次，我面对着一大堆尸体和烟尘弥漫的瓦砾场，心里不存一丝恐惧，却充满了迷惘。我曾经苦苦求索，那天一夜未曾阖眼；到后来，我似乎完全掉进了黑松林，不但找不着问题的答案，甚至找不出问题的线索了。
这一种困惑，此后经常侵入我的思想。在豫鄂边界的公路上，日本飞机用机枪扫射缓慢移动的难民群；轧轧的机声和哒哒的枪声交织成我脑子中一连串的问号。在青滩之滨岸时，目击过抢滩的木船突然断缆；那浩荡江声中的一片惊呼，也把一个大大的问号再次列入我的脑中。
在老河口，我们住的院子隔壁有一营工兵；他们豢养着不少骡马。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们发现马群中添了一头小小的淡黄马驹，它逐渐长成，变成一匹很帅的小马，遍体淡金，不夹一根杂毛。但是它的脾气猛而且劣，除去经常和它一起玩，喂它吃些东两的小孩子外，它不让别人靠近身边。我们和它一起玩，直到它太高了，我们还可以站在磨盘石上拍它的头颈，抓它的鬃毛。终于，有一天，工兵要捉住它，替它钉蹄铁和施阉，它挣扎着踢伤了好几个人。它自己也在终日带伤奔驰下，失血过多，倒毙在池塘边，离那一块磨盘石不过几步而已。这一具淡金色的巨大胴体，依然保持着想再站起来的半跪姿势，似乎还在向死亡作倔强的抗争。不知怎的，我看着它时，万县的那堆残肢又浮现在眼前。大约从这次以后，我不再把生与死的问题限于人类。那个经常出现的问号变得更大，更扰人了。
几年以后，我们又在大巴山脉的河谷中回环盘旋。有好几天，我们直对着一座大山前进，山顶那里似乎有一个巨大的洞穴，天天作为嘹望的目标。好不容易到了山脚，又花了一天工夫，我们走到半山，才看见那个洞穴实在是一大片悬岩，下面覆盖着一长条稍微收进去的山路。走到山顶时，已是下午四五点钟。山顶冰雪未消，矮矮的树上尽是冰琅雪圩，劲风袭人，轻微的睁琮敲击声里，树枝微晃，幻出闪动的点点彩色。四面一看，群山俯首，向阳的一面只有峰巅反射出夕阳；背阳的一面已是一片黑的丘陵，衬着一个红红的落日。当时几十个佚子都不期然驻足峰顶，但是谁也没有开一句腔，似乎都被这片真幻难分的奇丽镇慑住了。这是几天来日日祈盼的界牌垭，似乎下面的一个站头不足一提了。前几天蓄积了精力，似乎在一刹那间竟再也提不起劲来；再度出发时，大家都一语不发，蛮有些草草了事似的，赶到站头算数。
此后，我读了亚历山大东征时在印度河边痛哭的故事；此后，我读了阮籍猖狂穷途痛哭的故事。我逐渐明白界牌垭峰顶上众人的无名惆怅。这是一种经验，经验到一时可以有感触，但是必须在日后才逐渐了解其意义。
可是在那次以后，这种惆怅经常出现。出现在自己完成一篇稿子以后，出现在学期结束时，出现在学校结业时，出现在旅行归采时，出现在席终人散时。
我身带残疾，那时又不曾正式进过学校，这种种的感触造成我有一个时期相当抑郁的心情。
抗战末期，家里在重庆南岸的南山安定了好几年。兄姊们都在外求学，双亲又在重庆城里办公，我常常是独自在山上，与绕屋青松及百数鸽子为伍。父亲自己公余雅好阅读乙部及舆地，尤其喜欢读传记，因此家里多的是中外各式各样人物的传记。这些书籍成了我喂鸽子、看山光岚色之外的唯一消遣。当时我的国文水平不过小学程度，阅读文言的典籍颇有些困难。经过几度生吞活剥式的硬读，居然也渐能通其句读。大凡入传记的人物总有些可传之处，而他们共通之点大约往往可归纳为“历尽艰难，锲而不舍”八个大字。三年沉浸在这类的读物中，我的抑郁多多少少得到些调节，在自己心日中构建了一套做人的基本标准。
抗战胜利了，我也得到了正式入高中的机会。这是我第一次由自己面对真实的社会，面对竞争，面对考验。这些幸而与我在离群索居时期建立起的一套做人标准并不完全扦格不通，我得以逐渐获得信心。学校中竞争的空气又挑动了我争强好胜的脾气，每做一事都认认真真地用尽全力。我逐渐把自卑克服，逐渐测知了自己能力的极限；有一个时期，我相当的自满，觉得自己颇有从心所欲的乐趣。
这一个自满的时期，幸而为时很短暂。高三上学期，战乱逐渐逼近家乡，城脚下满是南来难民的草棚。我们学校响应了难民救济运动。一次一次难民区的访问，把我又拉回真实的人生。一具一具只有皮包骨头的活动骷髅，又唤回了抗战时留下的死亡印象。京沪车上像沙丁鱼似的人群也使我时时疑问到人的价值。
离开家乡前不久，学校中有过一次去乡下为难民工作。我编入一组充前哨的小组，搭了一艘快艇，在大队的几艘木船前面开路。驶出运河后，快艇如脱弦般驶离大队，直驶入三万六干顷的太湖。不到许久，茫茫水域，似乎只剩了这一只小船。在运河早卜卜作响的马达似乎忽然哑了，船后面的浪花似乎也不再翻滚得那么有劲了。刚出口时，同学们一个个披襟当风，大有不可一世之概。这时，大家又都静下来了。马达忽然停止，小船随波沉浮，四顾一片水光，方向莫辨。波光粼粼，寂然无声，界牌垭峰巅的惆怅突然又充塞在水天之间。
从那次以后，我做事仍旧尽力以赴，但是从来没有享到任何成就的快乐。任何小事告一段落时，惆怅往往把看到成果的喜悦冲淡，甚至完全取代。“尽力以赴”变成仅是习惯而已，我竟找不着可以支持这个习惯的理论基础。这一个时期，我尝试着从宗教中得到解答，但是我得到了吗？我还在继续追寻呢。
在美国读书时，由于住在神学院的宿舍，我颇得到些参“禅”说“理”的朋友。有一回在邻室书架上取了一本加缪的作品，竟花了一夜工夫读完那本书。这位存在主义的哲学家喜欢引用古希腊神话中西西弗的故事，作为人生的比喻。西西弗得罪了神，神罚他受永恒的责罚。每次他必须把石头推向山顶，而石头又会自动滚下来。但是倔强的西西弗每次又再走下山来，把巨石往山上推。加缪认为，当西西弗懊丧地在山顶坐下休息时，他已经承认了宿命的力量，但是，当西西弗再度站起举步向山下走去时，西西弗几乎已经与神平等，至少他在向神挑战。没有想到，这次偶然拾来的读物，竟解决了我心理上的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