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在著名的“问题与主义”之争中，胡适曾写下这样一段话：

“现在中国应该赶紧解决的问题真多得很。从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到大总统的权限问题，从卖淫问题到卖官卖国问题，从解散安福部问题到加入国际联盟问题，从女子解放问题到男子解放问题……哪一个不是火烧眉毛的紧急问题? ”

在此前后，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在“五四”知识分子当中曾引起相当的关注。1918年1月，胡适和沈尹默就在《新青年》发表过同题的新诗《人力车夫》，1920年4月，陈绵在《新青年》发表短剧《人力车夫》，鲁迅也曾写过《一件小事》，因为选入中学课本而广为人知。

如果说这些都只是文学作品，那么比他们更早，1915年，北京青年会下面一个社会实进会的服务团，就已经对北京的人力车夫做过一次较为细致的调查，调查的结果写了一份英文报告。根据这次调查，社会学家、北大教授也是《新青年》的重要撰稿人陶孟和写了一篇有分量的中文调查报告《北京人力车夫之生活情形》，当时北京一共有人力车夫2万多人，这是个庞大的群体，他们调查的只是其中302人，约占69分之一，调查项目包括年龄、婚姻状况、家庭的依赖情况、收入、赁车费、生活费、净收入或储蓄、工作时间、从事人力车业的年数、拉车前的职业等、识字情况等，其中识字的占半数，这个识字比例之高有点出人意外。他分析说，大多数车夫毫无储蓄，都说自己的收入不够用，每天交了赁车费，剩余的勉强支撑生活费。他对人力车夫也不是一味的同情，而是冷静地指出他们的问题所在，比如大部分车夫偶有储蓄常会流于怠惰，或去过不道德的生活，直到一点薄蓄荡尽。他观察人力车夫工作之余的消遣，最喜欢的是听戏或听说书，其次就是赌博，还有就是嫖妓，许多车夫没有妻室，有些车夫到私娼家借机休息，晾汗衣。汗衣穿在身上有大害，会引发各种病，所以他说：“自此点观之，车夫出费若干，即可在此种私娼家中休息，亦不能谓全有害也。此种嫖妓风果如何盛行，殆难测定。但无论如何，嫖妓实为恶俗”。

不仅人力车夫，知识分子也关注当时许多不同行业工人的生活和处境。《新青年》1920年5月1日的“劳动节纪念号”就是一次集中表现，这一期的题词有16人，其中除了蔡元培、吴稚晖、孙中山，其他都是工人，有大生纱厂、恒丰纱厂的打包工人，有先施公司大菜间工人，有南洋造船厂铁匠间的工人，有怡和纱厂不同车间的许多工人。这一期的主要内容即是对南京、唐山、上海、山西、北京、长沙、芜湖、无锡等地劳动状况所做的社会调查，上海的调查涉及了大部分的行业，非常细致。

“五四”知识分子不仅没有居高临下地看待人力车夫在内的体力劳动者，也不像有些人说的那样将他们神化的趋向，大致上还是保持了客观和平衡。陶孟和在那篇调查报告最后指出，从理想上说，人力车必须废止，社会中不能再容许有这样违背人道的运输工具，不过他又担心，将来如果电车、公共汽车取代了人力车，这几万人失业仍是重大的社会问题。所以，在采用新式交通前必须先谋人力车夫的生计，他设想要对他们实施教育计划，授予手艺和从事工业生产的技能，增进他们的知识和能力，并且给他们正当娱乐的机会。

“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可以说是从臣民向公民转型的一代，他们的公民意识、社会责任感，比如对人力车夫等弱势群体的关切，都应该放在这个尺度上来看待。他们不是一夜之间突然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晚清以来几十年的历史变革中逐渐孕育出来的，如果不是废科举、兴学堂、派留学，就不可能有这批新型知识分子出现，他们掌握了新知识、新价值，把眼光投射到更宽阔的社会，不仅关心自己的精神生活，而且开始注意体力劳动者的命运，这是以往没有的一个新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