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武铉坠崖自杀，不仅震惊了韩国，也是让中国人对民主、法治的愿景有了多一重的思考，特别是还有海峡对面的陈水扁贪腐案作为背景。卢武铉因为腐败被检察院调查最终自杀的事件，在中国人心中产生了共鸣，他的悲剧昭示东亚文化与贪腐、与现代法治的宿命性的碰撞。

有西方学者概括：民主化之后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大都是不成功的，不是经济停滞，就是政治动荡。韩国和中国台湾的后威权化政治局面，似乎还是成功的。

卢武铉被视为草根阶层奋斗的楷模，29岁时靠自学通过有现代科举之称、合格率只有2%的韩国司法考试，之后毅然放弃法官职务，做起劳工和人权律师，一举成名。在韩国民主化的过程中，他做出贡献，赢得群众的支持，最终走进青瓦台。作为反威权政体的民权律师出身的政治家，这一切与扁太相似了，看着他们的一死一关，让人觉得有些吊诡——以廉洁反腐为政治起点的政治家，最终走向自己理想的反面。

在中日韩三国当中，日本经历了明治维新，中国有五四运动，唯一没有对原有儒家伦理社会进行改革的是韩国，“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人情社会的东方文化依然影响现代韩国，政商关系历来过于密切，政治献金大多流入党首账户。所以自全斗焕以来的韩国总统居然无一幸免于腐败——不是自己坐牢，就是亲属坐牢。前总统金泳三、金大中出于对家人经历苦难的补偿心理，对其受贿听之任之，而卢武铉的悲剧也基于此，陪着他度过准备司法考试那段痛苦日子正是他的夫人——权良淑，他需要补偿他的夫人，却是以腐败为代价。

以大历史角度看，威权体制之下的律师政治家，如何构建新的廉洁的政治体系？我觉得有一个“迷思”的存在，作为最大“民主样板”的美国，律师从政似乎保证了民主法治的正常运作。然则，美国的制度是建立在悠久的英国议会制和判例法系的基础上，司法独立于政治，政治制衡深入人心，缺乏“极端政治”的土壤，这些资源都是特殊的，不可复制的。所以“律师从政”绝不是保障民主、廉洁的一贴灵，李光耀、陈水扁、卢武铉就是明证。

亨廷顿的《第三波》认为，韩国民主化属于“移转”(transplacement)型——“民主化是由政府和反对派采取的联合行动产生的”，在威权政府内部，全斗焕为首的强硬派倾向于压制民主化运动，卢泰愚为首的温和派则反对。在反对阵营内部，金泳三为首的温和派主张谈判，金大中则是激进派，最后，双方阵营选择了“政治和解”(politicalcompromise)。这个过程没有相对成熟的政党制度、选举制度产生，没有对复杂政企关系进行改造，造成民主化之后，政企之间不正常的利益输送机制还在发挥作用。政界腐败的典型是：号称“普通人先生”的卢泰愚因为秘密政治资金丑闻(5000亿韩元，约6.5亿美元)而在下台后被捕。

同样，在台湾的民主化进程之中，拆得多，建得少，对国民党原有威权统治否定有余，而对于建立民主、廉洁制度则不足，比如现代政党制度、理性的民主诉求、理顺政商关系，甚至默认地接受了腐败的政治环境。

此外卢武铉的自杀，在某种程度上赢得了中国人的“尊敬”——基于对贪腐的羞耻感而自杀，相对于中国贪官频频落马，几乎没有以死明志的，却在法庭上摆功卖好、出乖露丑，甚至讲出“让我活着做反面教材”之类令人不齿的话来。这恐怕还得回到韩国保留完好的儒家伦理上来说明，明礼义，识羞耻，一直是东亚儒家道德观，但解放以来，对官员的廉政教育改用另一套话语系统，“羞耻观”无疑成为盲点。值得心慰的是，近几年中央提出的“八荣八耻”教育，也算是过往的固有儒家廉耻观的回归认同。

任何一种理论都是灰色的，一个民族创造自己的民主法治化道理，而是理论家则是创造民主法治的学说。卢武铉的悲剧将作为东亚政治的一个断面，让人们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