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前总统卢武铉自杀后，一些中国媒体在评论中谈到了道德压力，也有不少网民留言赞赏卢武铉表现出的知耻意识。看来这一事件引起中国民众的广泛关注，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由于卢武铉卷入了腐败案，而是他的自杀体现出的耻感文化。
中国民众关注道德压力与中国的现实相关。近年来，一些中国腐败官员的丑陋言行，在社会上造成了很坏的影响。比如，广州一贪官在接受审查时竟称，“人家送钱给我是对我的尊重”；而另一贪官在家里藏了221万港元，竟大言不惭地说这是“个人爱好”。如此不知天下还有羞耻二字的内心表露，使民众对道德压力的缺失深感担忧。
但是，在东方文化中，基于耻感的道德压力是和面子文化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一书中有这样的分析：“真正的耻辱感文化靠外面的约束力来行善。耻辱感是对他人批评的一种反应，在任何一种情况下，耻辱感都将成为强大的约束力。但它要求有旁观者，至少是想象出来的旁观者。”
因此，在很多情况下，没有外部世界对面子形成强大压力，可能就不会有耻感。而外部世界的道德标准变化了，面子的压力减少了，也会引起耻感的变化。一旦丑事不丑，哪里还有什么耻感可言呢？
据韩国媒体报道，卢武铉的自杀与他的亲属卷入受贿案有关。案情公开后，韩国舆论极为关注，卢武铉本人在精神上受到巨大压力。尽管尚未有证据证实卢本人有意受贿，但事件发展到这一地步，已使卢武铉颜面尽失。从其遗嘱中可以看出，强烈的耻感一直在折磨着他。
不过，用本尼迪克特的分析来看，卢的精神压力主要也是来自于外部的压力。试想一想，如果不是韩国检查机关依法办事，严查深究？如果不是社会舆论形成巨大道德压力，卢还会选择自杀吗？此外，道德压力对有些人可能是有效的，但对于那些以耻为荣的人来说，可能是根本无效的。
治疗腐败的最好方剂还是法律和公开透明，这也是形成道德压力的最重要的基础。韩国司法部门在卢自杀后又突然宣布停止调查，就表明仅仅靠道德压力而不是法律程序，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的。
我们常说，市场经济既需要公开透明的监督机制，也需要道德压力，这两种约束缺一不可。但对于具有耻辱感文化传统，而不是原罪感文化传统的东方国家来说，如何建立更为透明公开的监督机制、如何使法律的执行更为严格完善可能更为重要。唯有如此，才有可能逐步转变整个社会的风气，最终在人们心中划出一道荣与耻的分界线，建立起一道道德约束的围墙。正所谓阳光照耀之处，才是腐败难以生存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