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3日清晨，韩国前总统卢武铉在登山时避开警卫视线跳崖自杀。因涉嫌受贿而接受调查，卢武铉坚定地纵身一跃，让世人看到了一个政治家的勇气。

对于兄长的问题，他认为自己不可能什么都管。在妻子的问题上，他说“是夫人干的，我不知道”。

这位“庶民政治家”曾被誉为“廉洁先生”，当他的政治理想主义随着总统任期的终结而消散殆尽的时候，金钱方面的清清白白几乎成了他最堪回味的东西。卢武铉的个人羞耻感，让他用生命为代价选择了担当。

个人的清白很难代表一种真正的清白。如果身边人受贿的问题属实，即便到了“遥远的未来”，历史仍然无法抹去卢武铉身上的污点。

不过，人们同情卢武铉并非是要原谅腐败，而是要认可和鼓励一种官员应有的道德感。在中国，卢武铉事件热度惊人，隐喻了公众对腐败分子的卢武铉式幻想——腐败分子最好都学习卢氏好榜样。

但是政治仅仅是基于道德吗？从台湾地区前领导人陈水扁的身陷囹圄到韩国前总统卢武铉的突然自杀，亚洲地区民主转型过程中的腐败问题，再次深刻暴露了出来。

对卢武铉悲剧及其发生机制的检讨，则将作为沉重的一课，在未来民主政治的操练中，被长久地谈论。

黑金政治撞了民主的腰

如果将目光扩大到民主化转型中的亚洲，类似的现象比比皆是，这是人类无法医治的痼疾，还是经济起飞与政治改革脱节而新产生的癌症？

在台湾，蒋经国早期扶助民间经济，一批家族涌现，创造了“台湾钱淹脚目”的经济奇迹。此时，政界与民间商贾之间更多是互助共建的关系。尹仲容、李国鼎、孙运璇三位高官被誉为“经济发展三杰”，是台湾经济腾飞的奠基人，卸职后的生活可以说是穷困潦倒。

到蒋经国后期，商界大佬纷纷从政，王又曾等巨贾更是担任国民党中常委等要职，政商开始出现合流的趋势。到了李登辉时代，政商密切勾结合流。黑金政治正式登台。而这与民主选举时代的到来竟莫不相关。

台湾地区党禁、报禁解除后，长期一党独大曾让国民党形象败坏，在民主选举中优势不断减少，为了赢得选举，国民党开始扶持有黑道背景的商界大佬，而商界大佬则通过捐政治献金、贿赂的方式报答国民党。在李登辉任内，“黑金政治”达到了极致。

2000年台湾“总统大选”，“百年老店”国民党失去政权，除了因党内分裂外，“黑金政治”导致形象崩坏也是重要原因。而获得选举胜利的正是长期以追打“黑金政治”闻名的陈水扁。

和陈水扁一样，卢武铉正是正确把握了“反腐败”的民心脉动和群体诉求，营造了“同过去的腐败一刀两断”的政治幻想，才走到了政治最高位，人生的最颠峰。

作为韩国民主转型后由民选产生的第三任总统，卢武铉曾以“平民政治家”的当选改写了韩国的现代政治史。

当初卢武铉跻身政坛，其最吸引人的特点便是“与腐败无缘”。2002年举行总统选举时，候选人卢武铉给竞争对手贴上了“腐败”的标签，并说自己是依靠“小猪存钱罐”参加选举。

卢武铉草根出身的背景，更让人们对此充满了希望。人们希望在西式“民主”制度下的卢武铉，能够使政府摆脱与利益集团的联姻。

在此之前，韩国离任总统似乎都摆脱不了贪腐指控的困扰。韩国正是在朴正熙时代实现了经济起飞，而国家权力与大企业的结合，恰是韩国经济起飞的原因之一。因此，在社会转型后，如何从制度上抑制由此而产生的裙带之风、金钱政治、政商勾结、黑箱操作，便成为韩国政治生活中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不过，无论是陈水扁还是卢武铉，都让自己的支持者失望了。给对手贴上“腐败”标签的卢武铉，不得不在卸任后，为说明“是自己直接收受还是家人和亲信瞒着自己收受”的问题走向检察机关大楼；而给对手贴上“黑金政治”标签的陈水扁呢，自己则成了“黑金政治”的最大代表。

这真是亚洲民主的多事之秋——印度正在举行最大规模的民主选举，但是看看《金融时报》专栏作家吉迪恩-拉赫曼近日发表《印度民主丑陋的一面》一文：

“上届印度议会的543名成员中，有128人曾面临刑事指控或调查，其中83人涉及谋杀。在一个贫困社会，黑帮分子能够凭借武力和金钱进入议会，而他们也的确这样做了。”

对经济人而言，“无利不起早”是个永恒的定律。亚洲不少地区的新富阶层也开始走上政治前台，为获得相应的政治地位，有的新阶层人物便会去寻租权力或进行贿选——于是就有了腐败，红色民主被“黑金政治”撞腰现象时有发生。

什么才能靠得住？

面对权力的诱惑时，领导人也是靠不住的。因此一个健全的社会，首先就是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

说起陈水扁，他与卢武铉有不少相似之处。两人都出身贫寒，都是从基层逐级进入最高层的，都曾暴得大名。

卢武铉以“人权律师”起家，在竞选中高举“实现新旧交替，打破旧政治和特权政治”的大旗，上台之初标榜清廉 。而陈水扁由“三级贫民”家庭走进台湾大学法律系，由律师步入政坛，在“美丽岛事件”中崭露头角，“反黑金”的口号所向披靡，年轻人视陈水扁为偶像。

如果再将韩国与中国台湾地区作一比较，不难看到卢、陈两人所处的历史背景也颇相同——都是“东亚四小龙”，在独裁统治中实现经济起飞，政商勾结，钱权交易盛行。尽管都摆脱了独裁，政党纷争却从未停息，政治领袖也走不出盛极而衰的轮回。

卢、陈都是从他们的下属或亲友的案子打开缺口，才逼近他们本人——从这一现象中，我们也能看到东亚的血缘传统在政治生态中的作用，似乎一涉及到亲人的利益，领导人的责任感和道德感就崩溃了。

都是通过选举上台的，他们执政的每一天都面对着反对党和充分享受新闻自由的媒体——对卢、陈的争议和指控都开始于他们在任时，但都是在他们卸任后才受到查处。

那么，说到底，问题的症结之处， 还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为什么监督在亚洲地区就难以实行？

这似乎印证了亨廷顿的民主观点——第三世界国家实现现代民主的过程中存在的最大问题是，一旦公权力实现比较开放的竞争之后，对权力自身实行有效的监督，往往就成了最为棘手的问题。

客观地说，卢武铉的自杀在揭示了韩国民主有待完善的某些软肋外，同时也昭示了民主的益处——假设韩国依然继续全斗焕时代的集权方式，经济依然发展，那么，从全斗焕、卢泰愚到卢武铉的黑金腐败会暴露吗？应该不会暴露在司法调查下，最多暴露在民众的嘴巴上。

“卢武铉门”所涉嫌的问题金额，充其量是600万美元，且来自名不见经传的制鞋商所贿，与过去那种源于大财阀、动辄数亿美元的政治黑金已有程度上的很大差别，但纵然如此，仍难逃舆论和法律的追究。

卢武铉自杀后，一些中国媒体在评论中谈到了道德压力，不少公众赞赏卢武铉表现出的知耻意识。看来这一事件引起中国民众的广泛关注，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由于卢武铉卷入了腐败案，而是他的自杀体现出的耻感文化。

更多的是，民众对官员道德压力的缺失深感担忧——卢武铉的个人羞耻感，让他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最高的代价，但是，当一个国家绝大多数人，甚至掌握权力的阶层，都缺失羞耻感的时候，仅仅是个别人的羞耻感有用吗？

韩国司法部门在卢自杀后又突然宣布停止调查——其人已逝，罪与非罪的法律之辩，或“保守”与“改革”之争，接下来也许会先让位于东方民族的义礼人情。

这似乎代表自杀可以换得尊严和宽恕。台湾地区的《中国时报》刊发了一篇评论称，肯定卢武铉自杀，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负面教育，我们探讨腐败的时候，应该集中关注于“如何透过公正的司法体制，将相关弊案厘清并予正确判决，让犯罪的人得到应有的惩罚，给人民一清楚的交待，还给人民公道”。

寄希望腐败分子的自我反省和良心不安，实在是一种无力的一厢情愿。治疗腐败的最好方剂还是法律和公开透明，这也是形成道德压力的最重要的基础。事实表明，仅仅靠道德压力而不是法律程序，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的。■来源：新民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