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卸任一年多一点的韩国前总统卢武铉，跳崖自尽，给身后的韩国和世界，留下了一个大大的问号。尽管很多韩国人对卢武铉的死感到悲痛，执政党甚至担心卢武铉的葬礼，会导致一场反对现总统李明博的骚乱。但是，卢武铉的死，还是跟其亲属接受商人不当钱财有关，无论卢武铉知情与否，有无政治追杀的情事，其家族的弊案，毕竟是存在的。回推上去，自打民主化以来，韩国卸任总统，无论左右，个个都逃不出家族弊案的牵连，前总统的悲剧，似乎成了韩国民主政治的某种宿命。再放眼望去，整个东亚和南亚，这样的事情比比皆是，菲律宾如此，印尼如此，印度和巴基斯坦似乎好不了哪去，台湾的前领导人陈水扁正在收押，其栽跟头，也是其妻子和儿子率先受贿。连号称具有比较成熟民主制度的日本，其家族政治，名声也不怎么样，弊案时有所闻。

关于中国政治，鲁迅先生有个猛人及其包围术的说法很有意思。他说，中国政坛上，经常会出现广东话所谓的猛人，即大人物。凡是猛人，必有包围者，一大群人围上去，直到把这个猛人围垮，然后再围下一个。他说，中国政治若想有所突破，必须破除包围术。其实，包围猛人的人，未必直接包围猛人本人，往往是连猛人的家族一起围。就算猛人自己操守不错，但一大家子人，总有意志薄弱者，不愁包围术不成功。直到今天，东方国度，只要有权而且权力比较大的人，其家人亲属都会被有心人精心搜索出来，然后以各种借口围上去，明里暗里给很多好处，最后的目的，自然是打有权者手中权力的主意，而且屡试不爽。

东方民族，是家族本位，家人和亲戚，在亲情伦理上，似乎理所当然可以分享有权者的权力，至少可以分享这个权力所带来的好处。如果一个人出息了，当了官，却不肯跟自己的家族分享好处，似乎伦理道德上就是有亏的。家族的概念，有时候会扩大，扩大到仆人和家丁，老师和幕僚。因此，古代的中国，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是百姓日常的道理，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一个人做官，实际上等于一大家子人在做官，分享只要不过分，皇帝也睁眼闭眼加以默许。反过来，只要过了线，皇帝加以惩罚的时候，只要你的家人，哪怕仅仅是管家仆人犯了法，当家人也会乖乖地认罚。实际上，很多情况下恶仆为非作歹，主人未必真的完全清楚。家族本位的政治，是包围术得以施展的基本条件。

当然，这种家族政治，跟儒家的修齐治平理想，还是有冲突的，中国比较有理想的士大夫，对付这种家族政治的办法，是高度的道德自律，自觉地追求圣人之境，像海瑞那样，自奉刻薄。连自己都不要一丝权力带来的好处，自然家人也就无从分润了（台湾马英九不沾锅作派，近似之）。显然，这样一种包围破解的办法，不是谁都可以施用的，历史上像海瑞这样的人像白乌鸦一样稀少，所以，包围者和包围术，始终都有用武之地。

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之后，东方多数国家都采用了民主政体。民主政体的本质是上个体本位的，但是东方国家，无论政客还是选民，都不排斥家族网络。政客会利用家族网络给自己扩大势力，而选民也会对特定的家族给予持续的支持。反过来，一旦政客当选，不仅要给自己的家族某些交代，而且包围者也会家族的空隙，乘虚而入，挡都挡不住。

事实上，只有家族政治的整体改观，类似卢武铉这样的悲剧，才能避免。但是，家族政治的削弱，却并非简单推行或者灌输某种政治文化可以实现的。信息技术的普及，媒体和社会第四权的发育和成熟，从历史上讲，是剥开家族政治阴霾最有效的利器，媒体越发达，越独立，社会的自由度就越大，家族政治的黑幕就越容易被揭露。这就意味着，东方国家要想摆脱家族政治的阴影，必须得持续地向前走，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前行，在这个过程中，让社会的力量越来越强大，盯住权力眼睛，越来越多，越来越尖，到那个时候，卢武铉们的权力有限了，而且被随时监视，也许就用不着跳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