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韩国前总统卢武铉面对个人、国家、民族的耻辱而自裁的事件，对韩国及“相似文化圈”中的民众、政界所引起的震动恐怕比紧接着发生的朝鲜地下核试验所引起的震动还要大，因为它可以引发世人以及政治家思考着甚多，本文不揣鄙陋，略陈一二。
第一，“君子”与“小人”之人格差异原来如此重要。“君子”与“小人”之分，这是东方文化，特别是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社会道德判断、人格评价的最基本而又最具有裁判力的概念，但是，相当长的一个时间内，东方文化遭到时变世衰的厄运，几至于世人模糊了“君子”与“小人”的界限，因而模糊了为人做官的人格底线。卢武铉总统的自裁，向世人昭示：“君子有所不为”。在卢武铉心中，总统的权利虽然是最大的，但是利用权力谋取私利是不能为的，是耻辱的！自己一旦做了——这可能是连他自己都永远说不清的“人性的弱点”——就必须改正。“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则能改之，是为君子，因为“君子不贰过”，决不再次犯同样的错误，决不文过饰非、推衍塞责。于是，卢武铉决心改正错误而且不留余地。结果呢？真是如孔子弟子子贡所说：“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这几天，韩国许多民众既对卢武铉的受贿行为惊讶惋惜，更对他勇于承担责任的精神深表敬佩。由此看来，卢武铉并非圣贤，但他确是一位“君子”。
“小人无所不为”。因为“小人喻于利”，则凡可以个人得利之事，如坑蒙拐骗、明抢暗偷、杀人越货、强取豪夺，皆可不顾道义、不择手段，肆意为之。而一旦恶行败露，不是哭天抹泪、文过饰非、避重就轻、就地打滚儿，就是恼羞成怒、杀一儆百、丢卒保车、金蝉脱壳。如此等等，无所不为。本人自以为聪明得计，实际上世人尽知，指斥为“小人也”！如果一个人在人品上定位为“小人”（自我认定或被世人认定），他怎么可能成为民族英雄、国家领袖？而这样的小人一旦久居高位，执掌大权，恬不知耻，无所不为，则实为国家、民族之大不幸。
第二，“国之主”与“国之贼”的分水岭原来如此清晰。卢武铉的自裁向韩国民众昭示：总统背负着民族道德的十字架，应该用生命捍卫国家的政治清明。即便是退位总统，也曾经是总统，他代表着全民族、全国家的核心价值标准，这就是老子所说“受国之诟，方为天下主”的道理。作为一国之主，不但执掌一国大权，更肩负一国重任。国家兴旺进步之时，他理应受到尊敬赞誉之声；国家受损蒙羞之际，他首当承担诟骂抨击之辱，甚至以个人生命来捍卫国家利益、民族尊严。而“国之贼”的国家理念是窃国以自用，其成功秘诀是赌得“我家之花息”（汉高祖刘邦语），其道德准则是“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仁义存焉”（庄子语），而且我永远正确，你不许说！其行事技巧是贼喊捉贼，其应对最高信任危机的原则是“宁可我负天下人，决不可天下人负我”。
第三，大韩民族的勇气和成熟的进程原来如此真切。民族领袖犯了足以给民族带来耻辱的罪过和失望，就要面对，就要以自己生命为代价以洗刷耻辱，就要以决然自裁而谢罪天下，就要以形体的消灭唤起精神的重生。卢在接受法庭质询前告诉记者：“让人民失望，我要道歉”。卢武铉在遗书中说出了自己“酝酿了很久的想法”：“受惠于很多人，却让很多人因我而受难，往后将还有承受不完的痛苦。剩下的余生只会是别人的累赘。”可见，卢武铉对自己的错误一直在检讨和自责，这种检讨首先需要面对错误、承认错误的勇气；这种自责，需要拿出承担责任的实际行动。可能有人认为承担责任的方法不一定选择自裁，但是，他是卢武铉，他只能这样选择。如他在遗书中所说：“健康不很好，所以什么也不能做，就连书也读不下去，字也写不成。”他告诉家人：“不要太过于悲伤，生和死不都是自然的一个形象？不要道歉，也不要埋怨谁，都是命。火葬了吧。然后在家附近的地方立个碑就足够了。”这既是卢武铉站在地狱门口时对个人错误、耻辱的清醒认识和哲学反思，更是用这样的生命终结而意义永不终结的石碑记载国家、民族政治进步的进程，激发全体国民在反腐败道路上绝不动摇、妥协。这是全体国民的决心，而非少数政客的炫耀。区别在于从我做起，绝不例外，绝不给自己找理由开后门。由此自裁开始，它还告诫身后的总统们：道德高标首先是对倡导高标者的约束，权利腐败实质是权力掌控人自酿的毒酒。与此同时，全世界已经看到，韩国民众对前总统的受贿行为既表现出极大地震惊，也对其自责行为表现了理性的理解和政治心态的成熟。他们没有由此而认为总统可以在腐败责任问题上享受特例，也不会由此而停止推进政治文明的进程，更没有借机挑动党派之争，扰乱社会秩序和社会价值系统，而是面对惨痛教训进行全民族的反思，面对亡灵实现国家核心价值的提升。
当然，卢武铉自裁事件也有可能产生相反方向的思考。卢武铉身为总统，在位时力倡政治清明，坚定不移地惩治腐败，由此赢得了国民的尊重，也由此得罪了强大的利益集团，使他不体面地离开了权力顶峰，最终因为自己受贿行为的被质询而蒙羞自裁。这可能从一个消极面上应了孟子的那句话：“出乎尔者必反乎尔”，民间俗语叫做“木匠做枷，自作自受”，正如在有些人的眼中，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看到了最后把自己整下台这样一个“深刻的教训”一样。于是，从卢武铉之死，他们会更加坚信“成者王侯败者寇”的文化定律，更加倾向“宁可我负天下人，决不可天下人负我”的曹操式政治游戏规则，从而变本加厉地团结一致，把持权力，保护腐败，顽抗到底。果真那样的话，必将把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引向完全相反的道路，那就将使卢武铉个人的不幸酿成韩国或者其它“相似国”的大不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