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远秀，女，51岁，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但国家户籍系统中却没有这个人。她之所以被注销户口，只因为她是一个上访者。吴远秀在法律意义上的“消失”，为河北、湖北两地政府部门的“稳控”责任解了套。

吴远秀是湖北丹江口人，1982年嫁到河北泊头，但户口一直留在湖北。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之后，她被报上了河北的身份证，但出生日期都是错的。2006年，她又得到了湖北签发的二代身份证。

之后，因为一起民事官司的执行问题，吴远秀与丹江口市法院产生了矛盾，按她的说法，执行局的法官“用双手拧我脑袋，几次毒打我”，随后丈夫又遭遇车祸身亡，之后，她在河北的企业也倒闭了。从此，她走上了漫漫上访之路。

因为她在北京上访，“稳控”的任务落在户籍地河北头上。2011年7月，河北泊头市公安局对其做出治安处罚，称吴在北京“多次上访，不听劝离，严重扰乱了该地区的公共场所秩序”，对其处以行政拘留10日。不过，河北警方突然发现吴居然在湖北还有一套户口，于是就做吴的工作，让她把河北的户口注销了，为了能早点放出来，吴也就同意了。

2011年10月6日，吴又在北京上访，这次来“截访”的是湖北十堰市人员(丹江口属十堰市)。之后，十堰市马上向湖北省里报告，吴不归他们管：河北省泊头市采用“非正常手段”注销了吴远秀的户口，以达规避信访责任之目的。然后，又认定吴于2006年领的湖北身份证，是由村支书代写代办的，“这违反了办理程序和相关规定”，所以湖北方面“依法注销”了吴的户口。

就这样，一个活生生的公民，在国家的户籍系统里“失踪”了，而且河北、湖北两地警方都认为自己是“依法注销”。双方都讲得很冠冕。河北说吴是“自愿”注销河北户口的，虽然吴是在河北警方的关押下做的决定；湖北说吴当时代领湖北身份证程序违法，只是如果截访任务不落到自己头上，湖北方面会这么“严格执法”吗？

“稳控”成为一种负担，两地警方才会以邻为壑。“世上已无吴远秀”，的确让人背生凉意。但在扭曲的博弈关系中，身份注销原算不得最严厉的手段，不是还有千里截访的安元鼎黑保安，还有黑监狱吗？

公平地说，即便在法治发达的社会里，吴远秀上访的很多诉求也难得到法律支持。即便当初丹江口法官存在舞弊腐败问题，但之后吴的丈夫出车祸，厂子因此倒闭，这些悲剧与法官没有直接关联，而吴却要求政府“把我的企业给恢复了”。

但是，法治社会能将矛盾在公平、透明、可预期的平台上解决，让法律成为矛盾的终极解决手段，并且这种解决矛盾的程序得到普遍信任，对程序公正的信仰，超越了对实体结果的期待。而现实中的上访机制，却在一定程度上将结越系越死，既折磨着上访者，又折磨着“稳控”官员，双方都做着西西弗斯式的努力。

一方面，信访是《信访条例》里明确规定的公民权利；另一方面，控制上访又是地方政府的考核目标。在网上检索“信访纳入年终目标考评”，就会发现“一把手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层层签订信访目标责任书”的规定比比皆是。

在这种机制下，矛盾经过了“范式转换”，由个别公民对个别机关、官员的怨怼，变为访民与整个官员考核机制的对抗。对处理吴远秀的官员来说，她申诉的是非曲直已然不重要，重要的是“息访”“消号”。正像丹江口市公安局工作人员所说：“一次截访至少是好几万元。好多上访人员他所要求的钱或物，光地方截访的花费都比他要求的还要多。”不过，即使这样，也不能满足访民的诉求，“你如果一上访都解决了，那其他合理不合理的不都去上访了？”

在这么一个神奇的逻辑下，两地警方以邻为壑，“依法注销”访民吴远秀的户口，推卸自己的“稳控”责任，也就不奇怪了。托克维尔说：在美国，所有问题都会转化为法律问题。在中国，似乎很多问题，最后都转化为“稳控”问题。

(作者系法律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