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9日，东盟峰会流产一周之后，泰国总理阿披实宣布了修宪建议，期望通过各方协商的方式来解决泰国面临的政治危机。至此，历时三年的泰国政治运动终于触及了泰国政治最为隐秘的核心，不仅关乎泰国宪法237条，而是泰国的民主体制在普密蓬国王的威权统治下到底还有多少合法性的问题。由此延伸，可以看到，几乎整个大东亚地区的政权，都因此面临这同样的考验，一个表面的民主到底还能维持多久。

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并不容易，三年来泰国的街头政治也具相当的迷惑性。首先，必须厘清泰国政治体制的基本现状，有关普通泰国国民与政治的关系，这是他们轮番走上街头的背景。

凌驾民主的普密蓬

今年1月19日，一名曾经生活在泰国的澳大利亚人Harry Nicolaides，被泰国法庭以“冒犯国王”的罪名判处三年徒刑。Nicolaides是一名原希腊裔塞浦路斯人，2003到2005年期间生活在泰国的清莱。2005年曾经出版了一本小说，其中有一段103个字的段落被泰国法庭认定“使用了对国王粗鲁无礼的词句”。而这本小说只印刷了50本，卖出了7本，且在2005年出版前，Nicolaides还曾向泰国的大学和审查机构寄出了样书。按照泰国法律，Nicolaides所触犯的“不敬罪”可面临最高达15年的监禁。他在2008年8月31日被泰警方逮捕，庭审时，Nicolaides主动认罪获得三年的从轻处罚，最后在国际舆论和澳大利亚政府的压力下，于2月17日获“国王特赦”得以离开泰国的噩梦之地。

但是，Nicolaides并非独立个案，只是为媒体广泛报道而获致国际社会关注的一桩。同样在去年4月，一位年轻的社会活动分子因拒绝在电影屏幕前播放王室歌曲(国歌)时起立被起诉；11月，SulakSivaraksa，一位75岁的学者，在半夜被警方逮捕并带往450公里之遥的警局，被控他曾在前一年的大学课堂上发表了对王室以及“不敬罪”的批评。

这些案件表明，泰国的君主立宪体制下，公民的基本权利并未得到保障，民众对国王的普遍拥戴和尊敬掩盖了人权问题背后的民主体制缺陷和社会分裂，过去三年的街头政治正是这一问题的充分暴露。一个不受民主体制约束的国王，只能使用恐怖对付异议分子、用民粹主义统治大众、依靠传统利益集团间的平衡来巩固其威权地位。这一特征不仅代表泰国民主政治的缺陷和症结，也暗合大东亚地区诸多政权的本质。

如果说过去半个多世纪里每隔两年多便来一次政变的历史尚不足以说明这一问题，“黄衫军”上街反对他信及其颂猜内阁也只停留在社会运动的层次，那么，此次反独联“红衫军”冲进帕塔亚东盟峰会会场以及随后的政治发展，就已经直指泰国的国王统治合法性。这在泰国历史上空前的，其中的民主意义非比寻常。

他信对泰式资本主义的挑战

透析执政的阿披实政府，不难发现，亲他信的颂差内阁倒台后，他的执政基础是泰国的军方、官僚集团和华人资本所代表的传统泰式资本主义，这同时正是泰国国王在泰国扎根已久的基础所在。

这一传统的泰式资本主义受益于越南战争期间的美军驻扎所带来的国际化，在成功孕育了亚洲“四小龙”之一的经济腾飞的同时，保持着最低限度的民主政治、公民自由和平行的官僚腐败、屡屡干预政局的军阀势力和停留在中世纪的监狱制度。而阿披实所在的民主党，1992年那场大规模抗议导致终结军事统治的受益者，在泰国政治体制内长期扮演军方力量的反对者，与新加坡政权内的反对党几乎如出一辙，恰如其分地表演着泰国有限民主的角色，其合法性来自普密蓬国王，即最高威权本身，而不是民主选举。

正因为此，流亡在外的他信始终提醒着国际社会，他是一名民选总理，具有被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正当性。但是，他的失败却在于对传统利益集团政治的挑战，一个新兴电信产业大亨对泰式资本主义的颠覆，而且，最致命的，他同样运用了民粹主义手段建立起牢固的选民基础，即广大贫困农村的农民。

散居在农村中的泰国农民，似乎与繁荣的自由经济脱节，陷入长期贫困中，只能通过子女卖淫等方式来纾缓，造成亚洲最大的卖春市场之一，以及泰国严重的社会分裂。这一分裂，当三年前市民为主体的黄衫军发起反对他信-颂猜政权的社会运动以来，演成了城市中产阶级与农村贫民的对立和冲突。而这一冲突的严重程度，恰恰暴露了泰国现有民主政治的有限性，已经无法容纳或者满足社会各阶层、各群体的利益表达，特别是2006年泰国宪法修订后的237条，排除了他信短期内重返政治竞技场的可能，也迫使他信所在的人民力量党除了诉诸社会运动或街头政治别无他途。

然后，外界观察到，泰国的穷苦农民们组织良好，学习着城市中产阶级擅长的社会运动方式，重演冲击政府机构。但是，与两、三年前泰国军方的消极应对不同，当时，诗琳通公主甚至亲临黄衫军的一名女死难者的葬礼，表明了王室立场；此次泰国军方的反应却是强烈的，为避免失控，“红衫军”及时组织了撤退。

1976：冲突的根源

作为亚洲社会运动和非政府组织最为发达地区之一的泰国，议会政治凋敝，代之以街头政治并形成常态，固然表明其民主的欠发育和脆弱，就像拉美的经验，威权政权是以一定程度的公民社会为伴生，共同维持一个形式民主的存在；但是，对泰国来说，军方与国王的联合威权形态太过强大，已经阻碍着第三波民主运动以来的民主发展和巩固。

从中，外界甚至可以发现泰国社会运动的根源，就在威权政权内部——如同韩国1980年光州事变的意义，1976年，泰国军方粗暴镇压了国立法政大学的学生运动。出身泰国精英阶层的法政大学学生们，发起和组织了1970年代泰国激进的左翼学生运动，在镇压后有的进入丛林，有的转入商界，还有的，则成为后来社会运动的主力。只是，进入21世纪后，这批运动的精英早已分裂为反对他信和支持他信的两派力量，并且轮流主导着过去三年的泰国街头政治。

在这意义上，只要泰国军方不彻底退出政治，“junta”不受到真正约束，泰国的民主政治就不可能真正运作——将国王纳入民主政治，实现虚君或者共和——那么，泰国的街头运动就不会结束，每隔两三年就来一次的政变、兵变也会继续重演。

“4.12”行动前后，他信在海外第一次向普密蓬国王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国际社会再一次关注起泰国的共和前景。一个新兴产业大亨有意无意间为泰国的民主进步做出了一次实质性贡献，这不能不说是新兴市场国家密集的东南亚地区的一个极为可喜的先例，为该地区的民主转型走出了一条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