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中国在经济上的崛起，爱国主义在神州大地已成为强大而广泛的意识形态。90年前的五四运动，也被教科书和主流媒体定格为一场爱国主义的集体记忆。然而，翻阅故纸堆，却发现了另外一些声音。

傅斯年是五四游行的总指挥，他在运动后不久这样说：“若说这五四运动单是爱国运动，我便不赞一词了：我对这五四运动所以重视的，为它的出发点是直接行动，是唤起公众责任心的运动。”另一位学生领袖罗家伦也在“五四”一周年时总结道：“当‘五四运动’最激烈的时候，大家都在叫‘爱国’、‘卖国’的声浪，我就以为我们‘五四运动’的真精神并不在此。”他将五四精神概括为“学生牺牲的精神”、“社会制裁的精神”和“民众自决的精神”。被毛泽东誉为五四运动“总司令”的陈独秀竟然也有相似的看法，认为五四运动虽是爱国救国运动，但与以前的爱国运动不同，有其独特的精神，乃“直接行动”和“牺牲精神”。当事人竟然都不以“五四”是爱国运动为然，难道是当局者迷，后见者明？

世界主义是那个时代的新潮流

“五四”不是简单的爱国运动，其背后有更宏大理想支撑着的爱国信念，这就是当时最流行的世界主义。清末民初是民族主义狂飙的时代，除了国家主义之外，最流行的是工商救国，二者合起来便是杨度所提倡的富民强国的“金铁主义”。然而，欧战的爆发与惨烈，让中国知识分子从物质主义与国家主义这两个梦幻中惊醒。欧战之后，梁启超游历欧洲，发现过去的富庶之地，如今一片废墟，他感慨道：“一百年物质的进步，比从前三千年所得还加几倍，我们人类不惟没有得着幸福，倒反带来许多灾难。”

在列强竞争的险恶环境中，中国自不能不讲国家主义，但国家主义却是一把双刃剑，不仅有可能病变为帝国主义，也会伤害自身。然而，在欧战刚刚结束、列强虎视眈眈的1910年代，抛弃国家主义专讲世界主义是否显得过于浪漫天真？在世界主义大潮汹涌而来的五四时期，有不少知识分子提出这样的疑惑。梁启超承认：“我们须知世界大同为期尚早，国家一时断不能消灭”，他试图将国家主义与世界主义结合起来，建设一种“世界主义的国家”。这种新的国家主义与以往的民族国家至上的爱国主义不同：“我们的爱国，一面不能知有国家不知有个人，一面不能知有国家不知有世界。我们是要托庇在这国家底下，将国内各个人的天赋能力尽量发挥，向世界人类全体文明大大的有所贡献。”

五四时期的爱国主义，是一种坚守个人本位、寻求人类文明进步的爱国主义。个人与人类是最真实的，国家作为中介物，作为列国竞争时期必要的手段和工具，只有在促进个性发展、推动人类文明的目标下才有其自身的意义。傅斯年明确地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并不仅仅是一国的人，则是世界的市民。在现代的时代论来，世界的团结，还要以民族为单位。”正是五四运动前夕对欧战的反思所产生的“世界主义的国家”观念，使得一场抗议西方强权的爱国运动，超越了狭隘的民族国家立场，具有了普世性的正义价值和理想目标。

在五四时期，世界主义压倒国家主义，被认为是“新世纪”中的“新潮流”。这并非梁启超、陈独秀、傅斯年等个别人的理念，而是当时普遍的思想现象。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北京大学一批具有爱国主义情怀的学生创办《国民杂志》，蔡元培校长大表支持，不仅予以经费援助，并且亲自为之作序。他肯定学生的爱国热忱，但又提醒说，比较起国家，有更高的世界主义标准：“所谓国民者，亦同时为全世界人类之一分子，苟倡绝对的国家主义，而置人道主义于不顾，则虽以德意之强而终不免于失败，况其他乎？愿《国民杂志》勿提倡利己的国家主义。”蔡元培的忠告影响了一代年青人，五四时期的北大学生胸怀是宽广的，他们将人类的利益视为比国家利益更高的价值。1920年初创刊的《北京大学学生周刊》在《发刊词》上明确宣布：“中国是世界的单位……所以应该明白宣布‘凡有利于一国而不利于世界者不为’。”五四时期的青年人就是这样不以一国一域为沟壑，而以世界主义的胸怀、以全人类的视野作为自己的理想目标，投身救国运动和社会文化的改造。

当作为个人与世界的中介物的国家淡化之后，“五四”的个人主义与世界主义便发生了直接的沟通。以提倡“人的文学”而出名的周作人说：“这文学是人类的，也是个人的，却不是种族的、国家的、乡土的及家族的。”他将人类与个人之间所有的中介物，从民族、国家到乡土、家族，通通视为虚幻的偶像，唯一真实的只有个人与人类。五四时期所特有的“大我”与“小我”的关系是：个人无法独善其身，自证其人生意义，个人（“小我”）只有在人类（“大我”）之中才能得以完善，实现自我之价值。五四时期的个人主义，不是“什么都行”的后现代主义，个性的背后有对人性的普遍理解，有天下大同的全球价值，即所谓“大同小异”的理想世界：“小我”不妨自由发展，却共享同一个世界、同一份价值和同一个“大我”。

那么，五四时期的世界主义究竟意味着什么？欧战结束之后，中国知识界、舆论界一片欢欣鼓舞，最流行的一句话便是“公理战胜了强权”——五四时期的世界主义不是空洞的口号，在其背后有公认的全球价值，那就是公理。公理作为一种代替了传统天理的近代世界观，在晚清民族主义狂潮的背景下，被更多地解释为物竞天择、优胜劣败的竞争进化论。到了五四时期，公理被重新赋予了与启蒙思想接轨的价值内涵。什么是公理？陈独秀在《每周评论》发刊词上一言而蔽之：“凡合乎平等自由的，就是公理。”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差距，不再是物质的实力或国力的强盛，而是文明的程度，是否建立了自由、平等的文化与制度。新文化运动所传播的这一启蒙价值观，深刻地根植到爱国学生的内心深处。当5月4日北京学生走上街头，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争取的不是狭隘的国家权益，而是普遍的公理，他们不仅为民族的利益外抗强权，同时也是为普世性的全球价值而抗争。

当抗议巴黎和会列强的爱国运动声浪日益高涨之际，陈独秀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我们究竟应不应当爱国》，延续5年前《爱国心与自觉心》的思路，提醒国人爱国不是盲目的、无条件的，要以理性作为感情冲动的基础。他说：“要问我们应当不应当爱国，先要问国家是什么……我们爱的是人民拿出爱国心抵抗被人压迫的国家，不是政府利用爱国心压迫别人的国家。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这种“理性爱国主义”背后所坚守的理性，正是以平等和自由为价值尺度的公理。

爱国狂飙始于五四时代的结束

“五四”是一个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的浪漫年代，知识分子们虽然屡经挫折但坚守公理，坚守那个时代的灵魂：世界大同的理想。他们相信一个“新纪元”、“新时代”、“新潮流”到来了。五四时期所追求的各种价值：自由、平等、民主、正义——条条道路通罗马，万条溪流奔大海，最后都归向了世界大同的最高理想境界。

当20世纪的中国深受革命乌托邦戕害，到世纪之末反思和批判乌托邦成为思想界主流的时候，我们虽然承认革命乌托邦的现代起源来自五四的各种理想主义、浪漫主义情怀，但不得不厘清：后来变质为冷酷残暴的革命乌托邦，与五四时期的世界主义乌托邦，全然不可同日而语。世界主义乌托邦一反强权政治的铁血规则，超越了国家主义的狭隘目标，内含不同种族、国家与人民所共同追求的全球价值。具有世界主义浪漫情怀的五四知识分子，他们的胸怀何其博大，不以一国一族的利益为沟壑，他们追求的是“世界主义的国家”，是以全球价值为依归的民族崛起。

不过，“五四”这种以世界主义为情怀的爱国主义犹如昙花一现，到1922年以后，世界主义乌托邦逐步幻灭，民族主义重新抬头。曾经占主流的“世界主义的国家”观念不再有市场，代之以反对帝国主义列强为号召的反抗型民族主义思潮。曾经一度低沉的孙中山借助第三国际的支持和国共合作的新局面，重新掌握了民族主义的话语主导权，他强烈批评五四时期流行一时的世界主义，将之等同于古代中国的天下主义，说清之所以征服中国，乃是明代的读书人接受了这套世界主义理想，暗示世界主义行之于今日会亡国灭种。孙中山所提倡的民族主义具有强烈的种族认同和国族文化色彩，与其倡导的民权主义在理论上存在着断裂和游离。不过这种诉诸种族与国粹的民族主义恰恰迎合了国内日益高涨的政治运动的需求，一场即将到来的大革命需要共同的敌人，也需要共同的立场，反抗型民族主义为整合各阶层的政治热忱提供了公共的意识形态。而1925年五卅惨案的发生，为国民大革命拉开了历史的序幕。

“五四”终于结束了，一个新的民族主义时代到来了。爱国狂飙如脱缰之野马，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奠定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历史的最终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