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到中央组织部工作后，我同胡耀邦同志才开始直接往来。十二大前，我们一起在玉泉山住了几个月，有过单独谈话，主要是谈工作，感到他很平易近人，可以随便交谈。多年来，同党内居高位者接触颇多，使我有如此感觉的，除黄克诚外，耀邦是第二人。
1987年早春，我送他一本钱钟书的《谈艺录》，并在扉页题句：“是非公道在人心”（这是我题诗的末句，前三句为：“文章翻案岂常情，左右逢源不二门。黑白纹枰输后手”），希望他藉此移情养性。
耀邦突然去世那天晚上，我匆匆写了篇悼文（发表于《新观察》1989年第8期），其中主要谈近两年中，他同我有诗的交往。1987年夏秋间，我曾先后将我的《论三峡工程》（1985年出版）和旧诗词《龙胆紫集》送与他。关于三峡之事，他对我有过微词，不同意在报上发表此书的序言。两本书他都通读了。一次在人民大会堂散会时碰见，他特意告我，三峡的书他仔细看了。耀邦是一个非常喜欢读书且博览群书的人。他只读过一年初中，14岁便参加了革命。他的丰富学识，完全是长期自学和独立思考积累起来的。1987年后，他翻阅了自己10年中的全部文章和讲话等，通读了马列全集和《资治通鉴》，并对旧诗发生了浓厚兴趣。几年接触中，我深感他的学识才华来自勤奋、广交、乐群与深思。
1988年1月14日，我应邀到他家，从下午2点多谈到晚上8点多。他说，从《龙胆紫集》才较全面了解到我这个人。集中收录的300多首诗词，是“文革”时在秦城监狱8年中吟得的，内容包括两个方面：讴歌革命；回忆生平。关于在延安抢救运动时坐过牢，只有一首七绝涉及，想必他知其详。到中组部之前，我同耀邦并不熟识，但1978年我还在安徽流放时，得以先进医院治病，1979年1月回京复职，都是经过他亲自处理的。
1988年9月间，他让人送来3首诗，要我修改。一首七律《再登泰山》，另两首五言古风《赠李锐》、《戏题李锐<论三峡工程>》。3首诗我都作了些有关格律和文字的修改，写了些关于律诗的平仄、对仗、粘接等格律规矩的说明，并送他十来本旧诗词，其中有王力的《诗词格律》。随后一次谈话，他感慨地说道：几乎不敢再作旧诗了。现将他赠我的两首诗录下，前面是原稿，后面是改稿：
赠李锐同志（原稿）
延水创伤甚，
庐山复蒙羞。
犟劲终不悔，
雕虫度春秋。
狂歌妖雾扫，
拨乱兢同俦。
胸中浪潮涌，
笔下蛟龙游。
调反三峡坝，
言诤九派流。
潇湘一冷月，
青光耀斗牛。
赠李锐同志（改稿）
延水山洪猛，
庐山云雾愁。
强项悲日月，
铁栅度春秋。
长歌驱毒氛，
低唱觅同俦。
浪潮胸中涌，
蛟龙笔下游。
调翻三峡案，
言重百家流。
云破潇湘月，
青光耀斗牛。
戏题李锐《论三峡工程》（原稿）
妾本禹王女，
含怨侍楚王。
泪是巫山雨，
愁比江水长。
愁应随波去，
泪须飘远洋。
乞君莫作断流想，
流断永使妾哀伤。
戏题李锐《论三峡工程》（改稿）
妾本巫山女，
含怨侍楚王。
泪滴三春雨，
愁染六月霜。
泪愁应随东逝水，
乘风直下太平洋。
乞君莫作断流计，
天地灵药八千方。
石壁立，平湖望，
流断永使妾哀伤。
这两首诗，不知作者最后怎样定稿的。对照起来看，我的修改其实是多余的。第一首我强改为五言排律，除首两句外，都不如原作。“雕虫”自比“铁栅”贴切，点明《龙胆紫集》的由来。第二首作者借巫山神女之口，一气呵成，修改后反添了个要查出典的罗唆句（巫山据传为天地灵药之处，有灵药八橱）。大家知道，作旧诗需要一些旧学基础，这方面耀邦虽非行家，但从这两首诗来看，从意境、物象、情源到遣词、用韵，确是古风，读起来琅琅上口。有些老同志也喜欢作旧诗，但语多概念，缺乏诗意，不合格律倒是次要的，被称为“老干部体”。
我国的旧诗词源于民歌，《诗经》中的风、雅、颂，都是当时能弹唱的歌曲，即“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隋唐以后，诗渐与乐曲分开。
“诗言志”，但主要是“动于情”，没有需要喷发的感情，哪里来的诗歌呢？古今中外，一律如此。刘勰：“诗人什篇，为情而造文。”“繁采寡情，味之必厌。”白居易：“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深乎义。诗者：根情，苗言，华实，声义。”林语堂：“诗歌，那不过是渲染着感情的真理。”聂绀弩：“旧诗适合于表达某种感情，二十年来，我恰有此种感情，故发而为诗。”19世纪欧洲浪漫主义诗派：“诗乃泄情的管道。”别林斯基：“感情是诗情天性的动力之一；没有感情，就没有诗人，也没有诗歌。”
耀邦是一个富于感情的真诚的人（甚至可以说，是一个不失天真的人，他胸无城府，总是以善心待人）。1986年，我到过山东半岛尖端的成山头，相传秦始皇、汉武几次来游。耀邦1984年到此，题词“心潮澎湃”、“天尽头”，刻有石碑，可说诗情满怀，字亦豪放。1994年夏，中共组织史资料领导小组在荣成开会，我重游此地，见到新建的列队秦俑、秦始皇像等，重睹耀邦所题石碑，不禁感慨系之，吟得一绝：
澎湃心潮天尽头，
重来秦俑气纠纠。
八年修史事将毕，
鉴往方无后顾忧。
粉碎“四人帮”后，耀邦逐渐主政10年，拨乱反正最先做的两件大事，一是从意识形态上批判“两个凡是”，一是在干部人事问题上平反一切冤假错案。这需要何等气魄，何等胆识！他当时说过这样的话：“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不先办好这两件事，也不可能开辟改革开放的道路。回顾我们党、我们国家70多年走过的道路，能够从“红小鬼”的队伍中锻炼出一个胡耀邦，应当是中国历史的一种安慰，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一种安慰。
上述耀邦去世当夜我写的悼文中，写他于1988年到湖南、广西休息，到张家界时成千游人挤挤于道，争相握手，要求留影；到南宁后，他只好足不出户了。因此文末有这样四句悼诗：
天下奇冤已扫清，
神州莫再有冤灵。
此情此景张家界，
活在人心便永生。
（来源：《方法》杂志1996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