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毛泽东晚年在思想方法、政治理念和道德情操等方面表现出来的社会心理缺陷，是与我们民族和人民的精神世界中的消极方面直接相关的．今天，有必要开展大规模地、深入地公民意识教育，发动群众参与解决当前最迫近的重大社会问题――腐败问题的斗争，认真地、坚定地把政治体制改革进行下去．
关键词：毛泽东 社会心理 公民意识
小序
从思想方法、政治理念和道德情操这三个方面，对毛泽东晚年社会心理进行评析，不但对于全面和深入认识毛泽东晚年错误会有所助益，而且对于客观和正确总结那一历史时期的经验教训，使新时期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沿着较少曲折的道路前进有积极意义．一个民族，只有真正了解过去，正视自己曾经走过的弯路，不讳疾忌医，才能以健康的社会心理，昂首阔步，真正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创造辉煌的未来！
马克思当年曾谈到法国的路易•波拿巴政变，使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伴演了英雄的角色，揭示了这场戏剧的某种历史必然性．毛泽东并不＂平庸而可笑＂，他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建立了卓越的功勋．但在晚年，竟又做出了一系列违背党章和宪法，侵犯人权，导致人道主义灾难的怪事，这必有其某种历史必然性．恩格斯当年曾谈到普鲁士王国的政治状况，指出国王的＂不中用＂，是与臣民的＂不中用＂相适应的．中国党的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并非＂不中用＂，曾创造出令世界瞩目的丰功伟绩．但对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竟无任何有力、有效的抵制，而自觉与不自觉地予以容忍和追随．民族传统文化中太多的历史重负和党的斗争历史中的某种精神之累，正是使毛泽东晚年社会心理中的主要方面――消极面得以形成和发展的因素．发生在１９５７年至１９７６年这二十年间中国大地上的几幕悲剧，既是毛泽东晚年错误之严重的表现，也是广大党的干部和人民群众之存在过失的反映．
（一）思想方法
（１）哲学家？
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就是一位＂爱智＂者和＂我思＂者，经常能够独出心裁，语惊四座．这一特点，即使到了晚年，也未曾改变．在三十年代后期陕甘宁根据地那种相对安定的环境中，毛泽东系统学习了刚从苏联翻译过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读本，并在１９３７年以＜辩证唯物论提纲＞为名，陆续给当时延安的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抗大）讲课．其中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就是人们熟知的两节．对比当时苏联的流行读本，应当说，毛泽东的＜提纲＞并无原则上的新意．当时苏联哲学界在讲到实践时，只限于认识论这一视角，而未及价值论这一视角，毛泽东的＜提纲＞也不例外．在讲到辩证法时，把恩格斯在＜反杜林＞和＜自然辩证法＞中的有关论述，概括为＂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和＂否定之否定＂这三大定律，毛泽东在＜提纲＞中也重复了这一点，并谦虚地说＂我这个讲义也是不好的＂．在一年后出版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斯大林把＂否定之否定＂排除在辩证法的四个＂基本特征＂之外，毛泽东对此未置可否．值得指出的是，毛泽东的＜提纲＞有两个不容忽视的优点，一是结合了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政治事例和当代中国的革命实践，一是语言的通俗化和大众化，易为当时大多数干部和知识分子所接受．一些听过毛泽东讲课的干部，后来常常回忆起自己受教育的情况．党的领导人陈云多次讲过，毛泽东曾要求他学好哲学，他认真地学习了毛泽东所讲述的哲学理论，对于改进自己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帮助很大．直到晚年，毛泽东还要求全党干部学点逻辑，学会处理他在论述对立统一规律时讲到的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并曾将对立统一规律通俗化为＂两点论＂，这都是有益的．他在１９５７年参加莫斯科会议期间，力主在＜宣言＞中加上学习和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内容，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活动家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毛泽东晚年正处于现代科学技术蓬勃发展和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的时代，但他对此知之甚少，对于以现代科学和现代社会为背景，而又具有丰富内涵的现代哲学的诸多流派几乎不知．二十世纪前三十年，在发达国家先后创立的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１９０５年）和广义相对论（１９１６年），海森堡（１９２７年）、玻尔（１９２９年）等人创立和解释的量子力学，使人们逐渐学会了根据主体实践的需要，设定观察客体的＂参考系＂的思维方法，以及正确认识客观事物中的＂测不准（不确定）关系＂，恰当地使两个似乎相对立的原理＂互补＂起来的思维方法．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引发了多值逻辑和模糊逻辑等新的逻辑学科的出现，推动了非线性科学（混沌理论、分形理论等）和现代系统科学（信息论等老三论、耗散结构理论等新三论）的产生，以及多向思维和发散式思维的广泛运用．毛泽东晚年的中国社会比较封闭，而曾与中国关系密切，并在哲学方法论上对中国影响较大的苏联的哲学家们，面对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成果，只在科学技术的意义上给予了肯定，却指责爱因斯坦、海森堡、玻尔等大科学家陷入了＂唯心主义＂，这对当时的中国哲学界发生了有害的影响．诚然，毛泽东晚年曾在＜庄子＞那里拾取了＂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这一思想，赞赏日本物理学家坂田昌一发表的关于物质无限可分的文章，并在与周培源等科学家交谈时，进一步阐述了＂基本粒子＂亦可分割的思想．以致在他去世后不久，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美国科学家格拉肖曾提议＂把构成物质的所有假设的组成部分命名为＇毛粒子＇＂．毛泽东晚年还提出辩证法只有＂对立统一＂这一个规律的思想，做为一家之说，他的这一思想，对于启发人们不拘泥于＂三大基本规律＂、＂四个基本特征＂的流行观点，是有益的．不过，关于＂毛粒子＂的提议，并未得到科学界的普遍响应．事实上，即使是运用单因果的线性思维方式，也是可以得出＂无限可分＂的结论的．至于＂一个规律＂之说，在毛泽东的解释和运用中，愈来愈突出了斗争性，走向了片面性和绝对化，造成了众所周知的危害．毛泽东晚年＂爱智＂与＂我思＂的品格，引起了许多非专业人士的尊重和钦佩，如政治家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就将毛泽东说成是哲学家，以致毛泽东在１９７２年与尼克松会面时，开口就说＂只谈哲学＂．国内外人士几乎一致认为毛泽东是位革命家、军事家、政治家和战略家，但正象当年刘少奇在中共七大报告中称毛泽东为科学家，未必贴切一样，今人称毛泽东为哲学家也未必贴切．在业内人士看来，毛泽东在哲学上未见有过重要的创见，更未在推动现代思维的发展上有过独到的贡献．当然，如果把凡以哲学为专业并有较为深入研究的学者和虽无专门研究却是智者的人，都称做哲学家的话，那么毛泽东也可称做哲学家．
（２）社会历史观
毛泽东在五四运动后，几经思考，终于选择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唯物主义历史观．这种社会历史观有两个主要观点．一是将社会划分为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两个部分，而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对此，马克思又进一步用盖房子做比喻，把经济关系――生产关系的总和说成是基础，而把政治法律――各种意识形式说成是上层建筑，而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当然，这里的比喻同任何比喻一样，都是有缺陷的．但是它的提出，对于传统以来的唯心史观是一个重大突破和改变．后来，恩格斯和考茨基对基础与上层建筑两者的含义及其辩证关系，做了重要的补充．再后来，包括毛泽东在内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包括M•韦伯在内的非马克思主义者，都做了进一步地阐述或补正．例如毛泽东就讲到了上层建筑对基础的反作用，M•韦伯就讲到了诸多因素的交互作用．毛泽东还把中国古代＜汉书＞中讲到的＂实事求是＂与唯物史观联系起来，甚至在他的晚年还曾要求全党同志按客观规律――经济规律办事，把革命精神与科学精神结合起来．二是指明了人民群众在创造社会历史中的决定作用．马克思在批评布•鲍威尔的英雄史观时，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扩大，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后来，恩格斯进一步论述了人民群众在历史变革中的决定作用，并谈到了个别人物可以起重要作用．普列哈诺夫和列宁又对个人、领袖的历史作用做过专门论述．在毛泽东那里，便简化为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我国已故历史学家黎澍又对此做了有见地地探讨，深入地论述了群众同个人在创造社会历史的过程中的相互关系和作用．毛泽东晚年在批判林彪――陈伯达的＂天才论＂时，提出了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创造历史的问题．虽然这种提问方式和用语未必确当，但他在理论上坚持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还是明确的．不过，在理论上相信唯物史观是一回事，在社会心理深处是否真的相信唯物史观又是一回事．毛泽东晚年从总体上背离了唯物史观的这两个主要原理．一方面，能否真正从社会存在这种客观事实出发，做到实事求是，是与人的主观世界的状态，即知识结构、认识图式、思维能力乃至主体需求直接相关的．一个主观世界状态不佳的人，即使真诚地想要做到实事求是，也难以达到目的．另一方面，能否正确地处理领袖人物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也是同领袖人物的世界观和总体素质有直接关系的．一个世界观愈来愈不正确，总体素质下滑的领袖人物，是不可能把群众当成社会历史的主人的，――甚至有可能把群众当成自己手中的工具而任意摆布．
毛泽东晚年已不能认真对中国社会实际情况这一＂社会存在＂进行调查研究了．他有时也离京到外地视察，但大多是走马观花，抒发感慨，赋诗言志，接受欢呼．在大跃进期间，面对已暴露出的严重问题，他所感到和见到的还是地方干部与群众大干社会主义的高昂热情，甚至是＂喜看稻菽千重浪＂（１９５９年），＂芙蓉国里尽朝暉＂（１９６１年）．这种景象，正同他的思想中这样的＂图式＂相吻合：＂六万万个穷棒子＂，正在画着最新最美的图画．他在路过武汉时，会见了老友李达．这位早年曾参与建党的哲学家，已注意到当时党的报刊和社会生活中的那些浮夸吹牛乃至弄虚作假的现象（＂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放卫星＂），希望党的领导人不要陷入唯心主义、唯意志主义．毛对此十分不满，认为必须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不能给干部和群众泼冷水．两人争执起来，最后是不欢而散．在这场争论中，李达自然成了＂失败者＂，以致种下了日后＂文革＂中被诬为＂反对毛主席＂而遭迫害至死的祸根．与此相关的是，毛泽东晚年在总体上陷入了英雄史观．十八世纪意大利社会学家维科认为，人类社会在经历了神祉时代后进入了英雄时代，而后将进入凡人时代，这种见解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这里的英雄时代相当于人们通常说的中世纪，在这样的时代，需要并必然出现少数在素质上和地位上大大高于普通人的英雄人物，他们中还会出现个别领袖人物，能带领群众去实现某种社会目标．毛泽东生长在旧中国，借用维科的说法，那个时代具有明显的英雄时代的特征．英雄欲和领袖欲是把双刃剑．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形成的英雄欲和领袖欲，促使他博览群书，积极思考，刻苦锻炼，＂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在中国革命中派上了大用场．但在晚年，他的英雄欲和领袖欲未经调整，导致了他的专制主义和个人专断．十八世纪法国大革命时期出版的＜巴黎革命＞日报上，有位作者写道：＂伟人之所以看起来伟大，只是因为我们自己在跪着．＂作者要求人们适应新的时代，即维科所说的凡人时代，勇敢地站起来！毛泽东晚年却反其道而行之，欣赏和鼓励人们在他那＂最高指示＂面前顶礼膜拜．他虽然讲过缺了谁地球也照常转的话，但在他内心深处，还是把自己的那些语录看得十分重要．直到＂文革＂后期，他还预言：在他去世后，人们会继续把他的那些话奉为圭臬，无非是他所谓的右派会利用他的一些话，他所谓的左派会利用他的另一些话，而左派终将打倒右派．很明显，在他看来，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似乎永远离不开他的那些＂语录＂，离不开他所框定的思想和轨道．他既高估了自己的权威和影响，又低估了群众的智慧和力量．然而他估计错了：在他去世后不到一个月，他所基本信用的＂四人帮＂就被粉碎了．中国的党和整个社会并没有发生所谓右派与左派的分裂，中国人民要真正成为历史的主人，不再靠＂语录＂过日子了，更谈不上打＂语录＂仗了．在经过短暂的徘徊之后，中华民族走上了新的复兴之路，这虽是一条艰难曲折之路，但从已取得的成就来看，这肯定是一条光明之路！
（３）斗争性与两极化
毛泽东在青年时代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同时，接受了辩证的思维观．这种辩证的思维观，在它的大师那里有着并不相同的面貌．在黑格尔那里，它是与绝对精神――上帝联系在一起的．黑格尔多次谈论＂对立统一＂，要求＂在统一中认识对立，在对立中认识统一＂，使之做为＂哲学思考之本质＂．但他站在保守的立场上，＂兴趣仅仅在于和解这一对立＂．（＜哲学史讲演录＞第４卷，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８年版第６页＝）这与黑格尔本人对普鲁士专制制度的辩护和赞赏这种态度直接相关．马克思则把黑格尔的＂倒立着＂的辩证法，即唯心主义的辩证法，正立为唯物主义的辩证法．他在批评普鲁东的＂思辨哲学的幻想＂时指出：＂两个相会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法的实质＂．这时，做为学者和刚刚踏上革命征途的马克思，并未突出斗争性．后来，在列宁那里，情况却发生了变化．列宁虽然也说过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但他强调的却是＂发展是对立面的斗争＂．他明确地说：＂对立面的统一（一致、同一、均势）是有条件的、暂时的、易逝的、相对的．相互排斥的对立面的斗争则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人们常说，运动之所以是绝对的，是因为它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但是，静止不也是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吗？爱因斯坦就不承认有所谓＂绝对运动＂，因为没有实验依据．（＜爱因斯坦文集＞第１卷，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７年版第１１７页＝）至于对立面的斗争，也是具有一定条件的，世界上不存在没有一定条件的＂斗争＂，对立面的统一，也是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在事物的存在和发展中，统一性与斗争性相比，毫无逊色．列宁过分强调斗争性这种片面性，是与他做为革命家的性格直接相关的，而这一点就被做为革命家的毛泽东继承了下来．毛泽东晚年又将此极致化为：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这是他在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后明确提出来的．在尔后不久的共产主义运动大论战中，他用这种斗争哲学批判了当时苏联共产党提出的＂三和＂（和平过渡、和平共处、和平竞赛＂）、＂两全＂（全民国家、全民党），这些至少比当时中共较为正确的理论和政策．这种批判，自然缺乏说服力，并使中共陷入了相当程度的孤立．至于在＂文革＂中，它所造成的斗争至上、乱斗一气，它所带来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不但为中共历史上所仅有，而且在人类历史上也罕见．然而，毛泽东晚年还声言，象＂文革＂一类的斗争，还要继续下去，甚至每七、八年就来一次．与毛泽东同时代的英国哲学家K•鲍波尔，在青年时代曾经赞成过马克思主义，后来却从马克思主义者斯大林、毛泽东等人的言行中得出结论说：＂马克思主义一开头就错了．马克思主义一直在找敌人，不是在找朋友．＂（＜二十世纪的教训＞，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５９页＝）其实，这里包含着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而毛泽东的斗争哲学则强化了这种误解．
这种斗争哲学，使毛泽东晚年往往陷入两极化思维观之中．在他将对立统一规律通俗化和简化为＂一分为二＂之后，竟不允许哲学家杨献珍用＂合二而一＂来补充．在他看来，要么一分为二，要么合二而一，两者绝不相容．为此，他发动了对合二而一理论和杨献珍本人的激烈批判，并演成了一场政治斗争和政治迫害．他在思想方法上习惯于要么无产阶级要么资产阶级，要么社会主义要么资本主义，要么马克思主义要么反马克思主义，要么是要么非，而忽视共同性、中间性、模糊性．他只重一元、一元化，不注重多元、多元化．他喜欢谈论＂谁战胜谁＂，你消我长，＂东风压倒西风＂，而不大喜欢谈论共存共荣，互补和谐，和平共处．毛泽东晚年并没有否定他在１９５６年完整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正确方针，但他把这一方针解释为放鲜花，灭毒草，是用马克思主义战胜一切＂反马克思主义＂，从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手段．在林彪、陈伯达、江青、张春桥等人的鼓噪下，毛泽东思想成了马克思主义的＂顶峰＂，毛本人的言论成了绝对真理，人们应当象中国封建时代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那样，以毛泽东的是非为是非．这正是＂文革＂时期，中国大地上出现百花凋零、万马齐喑的局面在思想方法上的原因．其实，马克思主义是在一个半世纪前由当时先进的思想家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理论，无疑具有高程度的真理性，至今仍有相当强的生命力和科学价值．但它同任何科学理论一样，都不可避免地具有某种局限性．它产生于大工业刚刚在欧美等先进国家占统治地位，工人阶级开始与资产阶级展开激烈斗争的时代；它又是具有鲜明倾向性的变革型的社会思想理论，是工人阶级进行解放斗争的精神武器．这样，它既不可能适用于一切时代，也不可能包罗万象，如毛泽东在延安时期说过的＂放之四海而皆准＂，＂包括物理学＂那样．在运用这一科学理论时，必须结合时代的变化和具体的社会实践，进行补正和发展．在二十世纪下半叶，一些先进国家开始进入后工业社会或信息社会，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大为缓和，世界也开始进入以和平、发展与合作为主潮的时代，调整马克思主义理论既有的叙述框架，并用较为科学的保守型的社会思想理论来加以补充，是完全必要的．毛泽东晚年不但没有认真研究正在发生的时代变化，而且没有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整体叙述框架．这样来＂发展＂马克思主义，只能走上歧途，愈是走上＂顶峰＂，错误便愈大，他的那个＂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就是如此．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一支――列宁主义（共产主义），他也常常是在固守某些已经僵化了的结论的基础上，加以极致化，如对于斗争性和两极化的过分强调，就是如此．至于对马克思主义的另一支――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则一概拒斥，并攻击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当然，正如恩格斯曾指出过的那样，旧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在一定的范围内，是有某种合理性和效力的，但超出了一定的范围，便显得不正确了．毛泽东晚年的斗争观和两极化，不能完全否定，但从总体上说，是片面的、消极的和有害的，这在他的政治理念中鲜明地表现了出来．
（二）政治理念
（１）革命理想主义？
毛泽东出生在灾难深重的旧中国，在青年时代就树立起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中国人民的富裕幸福而奋斗的理想，应该说，这种革命理想直至他的晚年也未曾改变，他终生都是一个革命的理想主义者．在为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斗争中，他率领人民先后同日本军国主义、美国霸权主义和苏联大国主义进行了胜利的或有成效的斗争，不愧是一位民族英雄．在为人民富裕幸福的斗争中，他率领人民推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解决了最大的民生问题――土地问题，并且荡涤了旧社会留下的匪患、吸毒、娼妓、封建把头等问题．很明显，在民主革命中，毛泽东是善于把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结合起来的．但是，随着共产党成为执政党，特别是到了晚年，毛泽东却逐渐把两者割裂开来，使革命理想主义演变成了绝对理想主义，甚至陷入了空想．本来，在抗战时期，毛泽东曾较为充分地论述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两者之间的区别和联系，批判了将两者＂毕其功于一役＂的左倾空谈主义，指明中国未来社会是＂新民主主义社会＂．只有在建设好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上，才能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中去．１９４９年建立新中国时制定的＜共同纲领＞，就没有谈论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而这是符合实际的．但在１９５２年秋全国土地改革即将完成时，毛泽东在一次中央书记处的会议上，提出了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问题，经过多次会议讨论，在１９５３年１２月最后形成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要求＂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此时，毛泽东已抛弃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提法．对此，党内是有不同意见的，刘少奇就认为建国后的一个时期中，应＂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但终因要尊重毛泽东、服从毛泽东，而赞同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此时，毛泽东还未完全陷入＂左＂的泥潭，但已表现出了＂加快＂的意向．从开始的十至十五年，不久就变为三至五年，果然在１９５５年至１９５６年即在农村和城市实现了合作化与公私合营，即完成了经济领域中的＂社会主义改造＂．此间，为了推行他的主张，先后批判了薄一波的＂新税制＂，邓子恢的＂小脚女人＂．被批评者照例进行检讨，最后还要歌颂毛泽东的英明正确．到了１９５７年的反右派斗争，毛泽东已从总体上陷入了左倾错误，开始了他晚年悲剧生涯的第一幕，而１９５８年的大跃进，便是他的悲剧生涯的第二幕！
在１９５８年５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期间，毛泽东提出要在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上，七年赶过英国，十五年赶过美国．不久又将赶英时间缩短为二至三年．这种跃进精神，同时也是多数党内外干部和群众的共同愿望．大炼钢铁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人民公社也在几个月内在全国各地办了起来．在此期间，除了充斥于报刊广播的那些浮夸报道外，张春桥的那篇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的文章，十分引人注目．他猜透了毛泽东绝对理想主义的社会心理，抓住了当年马克思的只言片语，攻击起包括按劳分配在内的诸多社会主义原则．这篇文章自然受到了毛泽东的赏识．在这种社会氛围中，农村人民公社＂吃饭不要钱＂开始在一些地方实行起来，城里的一些干部和工人也开始议论逐步取消工资制的问题，整个中国开始＂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但其结果是尽人皆知的：整个国家的经济生活遭到了严重破坏，国民财富遭到了巨大浪费，人民生活水平迅速下降，导致了未来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饿死上千万人的悲惨事件．毛泽东在这期间也曾做过＂纠左＂的工作，例如他在１９５８年１１月的郑州会议和随后召开的八届六中全会上就要求＂压缩空气＂，批判了浮夸风和共产风，下调了经济增长指标．但并未从根本上纠正大跃进的错误，特别是指导思想上的急躁冒进、主观蛮干的错误．八届六中全会公报所说的将不断革命论同革命发展的阶段论结合起来的提法，意在纠＂左＂，但这一提法是欠科学的．这里有一个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流行多年的误解：从托洛茨基到毛泽东等列宁主义者，以为不断革命论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原理．其实，＂不断革命＂的提法，是马克思在１８４８年革命失败后不久，曾期望革命高潮很快到来的一种意愿．后来，马克思认识到，＂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这两个要素互相矛盾的时候，这种革命才有可能＂．他和恩格斯在１８５０年８月同冒险主义者维利希――沙佩尔集团分裂后，就再没有谈论过＂不断革命＂．的确，革命既然是质变、突变，怎么可能是＂不断＂的呢？及至１９５９年的庐山会议，毛泽东发动了反对彭德怀、张闻天等＂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斗争，左倾错误进一步发展起来．这场党内斗争，不但颠倒了是非，而且打击了党内一大批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负责干部，破坏了党内曾经存在过的较为良好的组织原则和思想作风，是党的机体的一次伤筋动骨的重大损坏，也可以说是毛泽东晚年强制推行他的绝对理想主义所造成的悲剧的第三幕！然而，连同大跃进在一起的这两幕悲剧并没有使他醒悟，在对１９６０年的＂信阳事件＂的批示中，他将该专区八百万人口中有一百万人饿死的事件，说成是＂反革命复辟＂，责任在＂反革命＂．但经工作组几个月的调查，那里没有发现反革命分子在破坏，问题是在浮夸风、共产风的影响下，由一些官僚主义者和品质恶劣的干部胡作非为造成的．毛泽东晚年的绝对理想主义，转化成了一些学者所说的＂农业社会主义＂或＂乌托帮社会主义＂，并进一步酿成了＂文革＂这样的大悲剧！
（２）人性、阶级性与阶级斗争
毛泽东晚年在阶级斗争问题上所犯的众所周知的重大错误，是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还不够完备直接相关的．自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以来，＂阶级＂这一重要的社会现象就进入了思想家们的视野，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便创立了较为科学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这一理论的不足处，可列下两点．一是，他们对人性和阶级性的关系未做出充分的说明．本来，他们是承认一般人性的存在的，马克思早年就讲过＂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自觉的活动＂，＂需要即他们的本性＂，后来在＜资本论＞中又说＂首先要研究人的一般本性，然后要研究在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恩格斯后来也讲过，不同阶级之间具有＂共同的道德＂，而道德是会不断进步的．但他们生活在阶级大搏斗的时代，而自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主义者、民主主义者乃至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往往过分夸大了＂一般人性＂，忽视了阶级性，甚至与他们同时代的社会主义者格律恩和共产主义者克利盖等人也热衷于谈论＂一般人性＂．为了唤起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马克思和恩格斯便着意同这些思潮划清界限，突出了阶级性而很少谈论＂一般人性＂，这就不可避免地对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列宁主义者，发生了一定程度上的消极影响．二是，他们常常夸大了阶级之间的对立斗争这一方面，而忽视了阶级之间的协调合作这一方面，只讲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而不讲阶级合作也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这对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列宁主义者，也发生了某种消极影响．其实，在人类漫长的社会历史中，阶级社会只是其中的一个阶段，在这一阶段中，不同阶级之间面对自然界和社会生活中的诸多问题，通常要协调合作，才能使社会生存下去和发展起来．只是到了社会变革的关头，阶级矛盾激化起来的时期，阶级斗争才是社会发展的动力．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强调后者，是与在资本主义社会已暴露出不可克服的矛盾的情况下，需要发动和组织工人阶级开展向资产阶级的斗争，夺取政权，以建立社会主义的新社会这一历史背景直接相关的．毛泽东在建党后不久，就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的方法，对中国当时社会各阶级的状况和对革命的态度进行了较为科学的分析，并较为成功地指导了中国的民主革命．当然，他也表现出了某种片面性．在延安时期，他在谈到人性与阶级性的关系时，认为＂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其实，任何概念都既具有具体性又具有抽象性，人性和阶级性这两个概念也不例外．维也纳学派首领石里克说得好：＂一门科学所达到的抽象程度愈高，它洞察实在的本质就越深．＂（＜自然哲学＞，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４年版第７页＝）对于一个概念来说，也是如此．不能象多年来流行的那样，似乎某一概念只要被说成是抽象的，就成错误的了．（可参阅拙文＜从人道主义问题的争论到以人为本方针的提出＞http://www.tecn.cn2008.3.14和＜论真理具有抽象性＞http://www.tecn.cn2008.6.26＝＝）在建国前夕，他把＂大公无私＂这类高尚的道德赋予了工人阶级，认为这是工人阶级的阶级属性，但是甚至连首次科学论证了工人阶级伟大历史使命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也从来没有讲过工人阶级是大公无私的．当然，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突出阶级性，特别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性这一面是必要的和有益的．即使在建国后的１９５９年，面对西藏达赖集团的叛乱，也必须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指明其所代表的反动封建农奴主的利益这一根本点．从总体上看，毛泽东在认识上的片面性，随着民主革命的胜利，特别是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愈益显出了消极性．它不但表现在阶级斗争扩大化上，而且表现在把不属于阶级斗争的现象，说成是阶级斗争，并以此做为推行左倾错误路线和政策的理论依据．这从毛泽东晚年对待知识分子和党内众多领导干部的态度上，即可看出．
本来，知识分子做为阶级社会中的一个特殊群体，有着不同于按经济地位所划分的各个阶级具有的那些属性，不一定非要将其划入地主阶级或农民阶级，资产阶级或工人阶级，以及其它阶级中去．马克思当年就曾说过：＂医生和官吏也形成两个阶级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５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４年版第１００１页）所谓知识分子只能依附于某一阶级的＂皮毛理论＂，是缺乏根据的．在阶级斗争激烈的年代，按知识分子的经济收入和政治态度，在一定视角上将其或其中的某部分划入某一阶级，也是可以甚至是必要的．如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曾将＂小知识阶层＂划归＂小资产阶级＂，并做为革命阶级之一，就是有一定道理的．当然，他当时对于中等知识分子或大知识分子，未做阶级划分．从总体上说，他对知识分子在革命斗争中的作用是看重的．在延安时期，鉴于党内知识分子过少这种情况，毛泽东决定＂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众多知识分子纷纷从国统区和敌占区来到延安这一革命圣地．针对一些知识分子有轻视工农群众的弱点，毛泽东曾现身说法：过去自己曾认为世界上干净的人是知识分子，后来由于同工农兵一起生活和斗争，才认识到＂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这种说法是有一定道理并起到了有益作用的，但这种说法含有一定的片面性，即它导致了后来流传很广的一种偏见：知识分子在文化水平上高些，但在思想水平上低些；党内知识分子在工作能力上较强，但在政治立场上容易动摇．到了毛泽东晚年，这种片面观点就发展为：包括解放后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在内的广大新老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可参阅拙著＜当代知识分子社会心理分析＞序言，光明日报出版社２００８年１月版＝）
建国初期，党和国家面临一个重大矛盾：在三百多万党员中，约有百分之七十是文盲．除了在建国前已参加革命的少数知识分子在较高层次上掌握着党政大权外，一些地方和广大基层的领导人多为文化程度较低的＂工农干部＂，有的甚至是文盲或半文盲．而广大的知识分子基本上处于无权的地位，其中许多人具有参政议政意识，或好发表一些针贬时弊的议论．这就突出地表现为领导干部中普遍存在的三风，即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同知识分子的民主诉求的矛盾．认真研究这些＂工农干部＂的状况，不难看到，＂工农干部＂，特别是出身于农民的干部，当年之所以投身革命，或是因为不能忍受封建把头、恶霸地主的欺压，或是因为找寻生活出路，在遇到红军、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军时，便参加了．他们中的一些人，原来就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在革命斗争中受到了锻炼和考验，在党的教育下迅速成长起来．建国后，自然成了地方和基层的领导干部，个别的甚至成了中央领导人．他们与群众联系密切，与知识分子平等相待，无嫉妒心，不怕别人超过自己．但还有相当多的人，小农意识浓厚，私心较重，在革命道路上又未认真改造思想，只是因为作战勇敢，又学了一点文化，便被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他们认为＂我们打了天下就得坐天下、享天下＂，对普通老百姓的疾苦和需要，不大关心，特别是对知识分子心存疑惧，生怕看不起自己，常常是敬而远之．他们在掌权后，很容易沾染＂三风＂．还有极少数人，在参加革命前就是人性恶、品质劣的＂痞子＂，参加革命后习性不改，在红军时期的＂肃反＂中，他们常常充当杀害革命同志的刽子手，只是因为善于投机取巧，利用党内斗争钻空子，被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他们在掌权后，带头刮＂三风＂，以谋取私利．毛泽东对此是有所认识的，决定在１９５７年开展整风，解决＂三风＂问题．虽然毛泽东也注意到知识分子中存在着＂资产阶级思想＂，并会在＂鸣放＂中表现出来，但他当时认为解决＂三风＂问题是主要的．应当说，毛泽东发动群众整风，在开始时是真诚的，不是＂阴谋＂．只是在看到有人用尖刻的语言批评当时的社会制度、政治制度，并把矛头指向他本人时，便认为＂事情正在起变化＂，开始＂转向＂．他当时与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谈话时，将原来的＂资产阶级思想＂问题，改变为＂敌我＂问题．他要求把那些最激烈的言论公开登报，进一步鼓动＂大鸣大放＂，以便进行反击，这才开始了＂引蛇出洞＂．在反击中，毛泽东把多年不再提的＂左、中、右＂的词汇拿来，用于当前的这场斗争．李维汉原以为＂右派＂只是对人民内部中的一部分人的称谓，却不想毛泽东竟将＂右派＂定为阶级敌人，即＂资产阶级反动派＂．至于毛泽东所创造的＂阳谋＂一词，只是在击退＂右派＂后的一种自我辩护和自我张扬的乖戾用语而已！毛泽东的反右派决策之迅速取得＂胜利＂并扩大了＂战果＂，除了其它原因外，还与地方和基层领导干部的状况有直接关系．那些早就对好提批评意见的群众特别是知识分子心怀不满的人，在整顿＂三风＂时，他们只能强作虚心，忍受着刺耳的话语，当听说党中央决定＂反击右派＂，便正中下怀，立即行动起来，大打出手，造成了把五十余万知识分子打成＂右派＂的惨痛结果．当时流行所谓＂党的领导是具体的＂这一理论，为＂反对党委就是反党＂，甚至＂反对支部书记就是反党＂的说法和做法，提供了依据．此时，整顿＂三风＂，事实上已被抛到九霄云外了！反右派斗争之后，毛泽东又发现，对其左倾错误不满的党内负责干部，甚至是一些中央领导人，都可以用类似打击＂右派＂的办法，予以打击．于是，便出现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党内资产阶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咒语．毛泽东晚年所说的＂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灵＂在哪里？就是当把持不同看法和批评意见的人，不管你是知识分子，还是领导干部，一概说成是＂资产阶级＂，并将你与早已老实守法的地、富、反、坏扯在一起时，用不着讲出什么道理，你就要立即缴械投降．不服也得服，谁让你走资本主义道路呢！这就是＂灵＂了．可见，毛泽东晚年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重大错误，已不仅仅是陷入机械阶级论这一认识问题，而是把马克思主义阶级论歪曲为打击他所厌恶的一切人的最方便、最省力、最迅速、最有效的手段．不但那些被整对象必须老老实实，不能乱说乱动，就是那些有类似观点和言论的人，也都要哑口无言、不敢作声．这种把重大问题的思考交给领袖一人，服从领袖一人所形成的＂舆论一律＂的局面，正是毛泽东晚年推行极左路线所需要的，也是毛泽东晚年的决策带有轻视文化教育，贬低知识分子，厌恶肯于独立思考的干部的情绪，带有＂越是愚昧就越好领导＂的愚民性质的重要原因．
（３）组织、民主与自由
毛泽东晚年之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破坏社会政治生活中的法制，是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某些弊端相关的，也是同中共长期处于革命战争的环境直接相关的．人们知道，在１９０３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同马尔托夫在党的组织原则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在列宁看来，如果俄国工人阶级政党象当时西欧那些工人阶级政党一样，组织得很松散，就只能进行合法的议会斗争，而这在沙皇专制主义的俄国，是完全行不通的．列宁认为，必须实行无产阶级的集中制．而马尔托夫则套用西欧各国工人阶级政党的组织原则，认为只要是拥护社会主义的人，就可以＂自行列名入党＂，无需过组织生活，也无需严格的纪律．历史表明，列宁提出的组织原则，更适合俄国的社会现实，后来布尔什维克之战胜孟什维克，就证明了这一点．但列宁的观点是有缺陷的，即对党内民主的忽视．当时，曾与列宁一道反对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重要活动家卢森堡就说，工人阶级政党在＂各个时期和全部过程中都要依靠群众的组织和群众的直接的独立行动．＂她还指名批评列宁＂力图使充满希望的生气勃勃的工人运动通过无所不知的中央委员会的托管来防止失策．＂（卢森堡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第５０２、５１７页 ）她的这一批评或有偏颇之处，但对防止人们把集中制搞成独裁制是有意义的．不久后，列宁就在他所提出的＂集中制＂前面加上了＂民主＂一词，＂民主集中制＂终于成为两大派的共识，并在１９０６年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但是，在十月革命的前夕，列宁在提出将布尔什维克改名为共产党时又说，将民主这个词用在共产党身上，＂在科学上不正确＂，这就开了尔后各国列宁主义政党忽视民主的先河．不过，列宁仍将民主集中制做为共产党的组织原则，而这一原则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年后的１９２７年６月，由当时的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在残酷的革命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人形成了高度的组成性和铁的纪律性．正是这种优良的传统作风，成为战胜国内外敌人的法宝．
世界上没有绝对完满的事物，也没有绝对正确的原则．这种高度的组织纪律性，也有缺陷，这就是在＂服从组织＂与＂服从真理＂之间存在着悖论．如果一个组织、一个党的决策是错误的，要不要服从呢？扩展开来说，＂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但这命令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要不要服从呢？这是一个极其复杂而又极其困难的问题，迄今人们也没有找到一个不含任何矛盾的、令人满意的答案．再扩展开来说，人类总是相信自己＂有无限美好的未来＂，但自然科学却无可争辩地指明唯一适合人类生存的地球＂将在几十亿年后毁灭＂，在这里，人的生存观、价值观与人的求实观、科学观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而人类宁愿保留这一组矛盾的说法．对于如何解开这种悖论，现代物理学和现代数理逻辑学的某些成果，或许会给人以某种启发．爱因斯坦在提出狭义相对论时所作的“理想实验”揭示，在与光速接近的高速运动中，运动客体在观测主体看来，长度缩短（尺缩）和时间变慢（钟慢）的测量效应发生了。被测物体的时空对于观测者来说，具有依赖性。爱因斯坦在提出广义相对论时所提出的“等效原理”表明，时空的性质不仅取决于物质的运动，而且取决于物质的分布；“由于物质的惯性质量同引力质量相等”，就可以推断出，一个具有某种加速度的非惯性系，等效于含有均匀引力场的惯性系，只是观测主体设定了不同的时空座标。正如宇宙学上没有哪一种模型优越到可以消除一切矛盾一样，物理学上的惯性系也并不注定比其它座标系优越。爱因斯坦关于相对性的普遍性的原理，显示了一种重要的方法论原则：人的认识环境、条件不同，相对独立的主体与相对独立的客体的联系方式不同，亦即主体观察客体时所设定的参考系不同，做为对象的客体，对于做为观察者的主体来说，便会显现出不同的性质，因而，主体对客体所做的判断，便会有所不同。（可参阅拙文《论主体之设定参考系》，载《内蒙古社会科学》１９８８•５期）在被普遍认为是量子力学正统解释的哥本哈根学派中，海森堡提出的＂测不准（不确定）原理＂揭示了，一些微观客体的共轭物理量，在测定过程中出现了相悖性．如微观粒子的位置和动量就不能同时准确地测定，粒子的位置测定得越准确，粒子的动量测定得就越不准确．哥本哈根学派的首领玻尔在对此原理进行理论提升时，提出了与牛顿的线性因果观迥异的非线性因果观．他指出，在对微观现象的解释中存在着悖论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无论就粒子运动的时空描述和因果描述，波动图象和粒子图象来说，还是就两类共轭物理量，两种不同的实验安排来说，如将它们合成一种＂单一＂的述说，都将导致逻辑上的矛盾．出路在哪里？这位具有哲学头脑的物理学大师提出了著名的＂互补（并协）原理＂．他指出：用经典物理学概念来描述微观现象，不可能具有所要求那样的完备性；在运用一部分经典概念的同时，会排斥另一部分经典概念，但这被排斥的概念却是在另外条件下说明物理现象时所不可缺少的，可见，这些经典概念之间，并非绝对不相容，而能互相补充．物理学后来的发展表明，所谓＂量子行为＂，不仅仅限于微观领域，＂在宏观层次上又出现了＂（普利高津、斯唐热），甚至在人的思维过程中也表现了出来．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量子力学正统解释的完备性问题上，同玻尔进行长达二十余年争论的爱因斯坦，却在思维方法上与对手有一致之处．这位科学大师在晚年非常重视＂认识论同科学的关系＂，批评了致力于＂寻求一个明确体系的认识论者，一旦他要力求贯彻这样的体系，他就会倾向于按照他的体系的含义来解释科学的思想内容，同时排斥那些不适于他的体系的东西．＂爱因斯坦认为，一个真正有头脑的科学家，在这种有体系的人看来，＂必定象一个肆无忌惮的机会主义者：就他力求描述一个独立于知觉作用以外的世界而论，他象一个实在论者；就他把概念和理论看成是人的精神的自由发明（不能从经验所给的东西中逻辑地推导出来）而论，他象一个唯心主义者 ；就他认为他的概念和理论只有它们对感觉经验之间的关系提供出逻辑表示的限度内才能站得住脚而论，他象一个实证论者；就他认为逻辑简单性的观点是他的研究工作所不可缺少的有效工具而论，他甚至还可以象一个柏拉图主义者或者毕达哥拉斯主义者．＂（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７年版第４３０页）爱因斯坦的方法论，有助于打破思维的封闭性和单向性，催生了流行于二十世纪的发散式思维和多向思维．数理逻辑学家兼哲学家罗素在谈到十七世纪英国哲学家洛克的那种“牺牲了首尾一贯”的理论体系时，说了一段发人深思的话：“最富有结果的各派哲学向来包括着明显的自相矛盾，……没有任何理由设想一个自圆其说的体系就会比象洛克的那样显然有些错误的体系含有较多的真理。”（西方哲学史下卷，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６年版第１４３页）这与他的朋友、美籍奥地利数理逻辑学家哥德尔（Ｇodel）的“不完全定理”是相照应的。按照这种“不完全定理”，形式数论的系统一致性的证明，不可能在形式数论系统本身中实现，而要求助于其它系统．也就是说，就这一系统本身来说，它的相容性与完备性，不可能两全。看来，在＂服从组织＂与＂服从真理＂这两个存在着悖论的原则之间，有必要保持一定的弹性和张力，以便随具体时空条件的转化，从一个原则过渡到另一个原则．
不难看到，当＂服从组织＂这一原则同我们民族传统文化中的＂忠君＂思想结合起来时，必然产生政党崇拜和领袖个人崇拜，诚然这在一定条件下会带来信心和力量，并曾在革命斗争中发挥出了重大的功效，但其消极性也会逐渐显现出来．党的广大干部和党员产生了这样的心理：为了党的事业，就要听组织的，听领导人的，听领袖的．在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后，人们越来越把听毛泽东的话视为听党的话，而听党的话，是绝不会错的．进城以后，这种社会心理仍在延续．在１９５９年的庐山会议期间，一位正直的中央委员陶铸所说的一段话，很能代表人们的心理：＂对党忠诚等于旧社会一个女人嫁了人一样，一定要从一而终．＂而忠于党，在当时的表现就是忠于领袖毛泽东．此时的毛泽东，已不象过去曾有过的那样，尊重党的组织原则和广大干部、党员的民主权利了，而是在＂一元化领导＂的名义下，把大权揽于自己手中．在庐山会议后，他的权力进一步膨胀起来，即使是他在大跃进失败后做了自我批评，也未能动摇他的地位．经济形势稍有好转，他便又搞起＂斗争哲学＂来．在八届十中全会上，随意将习仲勋和谭政两位领导人打成＂反党分子＂．他的言谈更加不谨慎了，甚至是盛气凌人，不可一世，动辄责骂党内和政府的一切，曾经要求将文化部改名为＂帝王将相部＂或＂才子佳人部＂，而人们对这类揶揄式的戏言，又必须＂正确理解＂，从而认真地贯彻执行．及至＂文革＂，他的个人权力达到了顶点，他的每一句话，都成了超越党章和宪法的＂最高指示＂．他的一个表态，就可以决定一个干部的命运，他今天这么说，人们就得跟着他这么干，他明天那么说，人们又得跟着他那么干．运动开始不久，除军队系统外，全国各地区和各部门的党组织全面瘫痪，党员连交党费的地方都没有了．党的组织原则被破坏无余，党员的民主权利被剥夺殆尽．＂文革＂后期，他可以不参加党中央政治局会议，却在听取＂联络员＂毛远新的汇报后，决定是否批准政治局的决定．在这种情况下，他便能在会见埃及副总统沙非时，直言不讳地、毫无顾忌地以封建专制暴君秦始皇自称！这不但使林彪、江青等坏人投其所好，并打着他的旗号，害党害国，而且也使一些正派之士如周恩来、邓小平、胡耀帮等人，不得不时时揣摩他的心理，以便尽可能地为党和人民做些有益之事．周恩来在＂文革＂中未被打倒，是与他＂紧跟＂毛泽东的部署直接相关的，只是他在＂闻风而动＂的过程中，善于＂打擦边球＂，尽力保护干部和群众，减少＂文革＂造成的损失．邓小平在被软禁期间，得知林彪垮台的消息后，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出来工作，但表示＂永不翻案＂，以消除毛泽东最担心的＂否定文革＂．后来，邓便重返领导岗位，进行了力所能及的拨乱反正的工作．胡耀帮在被＂解放＂后，得知他的好友（当年同为红小鬼）陈丕显仍身陷囹圄，便捎信要陈直接给毛泽东写信，嘱咐他开始就要说想念毛泽东，后再谈求得＂解放＂等事．陈丕显的信果然奏效，不久即被释放，后又安排了工作．
党内民主既遭如此严重破坏，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也必几乎荡然无存．毛泽东晚年很少谈论他在民主革命时期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时经常谈论的＂自由＂，却不时地谈论＂民主＂，甚至是＂大民主＂．但那是民主吗？＂文革＂初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是伴随着对所谓刘少奇的＂驯服工具论＂的批判的．但这种批判是要人们从做刘少奇和各级党委的驯服工具转而做毛泽东和实际上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的驯服工具，它导致的结果，当然不是民众权利主体意识的确立和增强，而是对毛泽东个人迷信的加剧．这种＂四大＂带来的是铺天盖地的造谣中伤，精神摧残，人身迫害，却不能有只字对毛泽东和左倾路线的批评．如有批评，便立遭＂专政＂．有人只在书信、日记或不能公开发表的文章中批判了毛泽东的错误，便被专政机关处死，林昭、遇罗克、张志新就是例证．至于自由，那就更谈不上了．当代著名新自由主义大师哈耶克在＜自由主义＞一文中，从历史上古希腊时代的自由观考察起，批判地解读了近代英国辉格党人的自由观和法国启蒙主义者的自由观，直到评析了现代西方世界流行的自由观．从对历史到现实的考察、解读和评析中，他既担心＂无限制的民主会抛弃自由主义的原则去迎合那些旨在支持多数派的各种集团的歧视性措施＂，也担心＂抛弃了自由主义原则的民主是否能够生存下去＂．在＂文革＂中，广大群众失去了自由，冤狱遍于国中，坏人弹冠相庆，民主、大民主也就在事实上不存在了．毛泽东在＂文革＂初期一次接见红卫兵的活动中，站在高高的天安门城楼上，对身边的干部说：这次运动的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他不断地向被他发动起来的群众，发出＂最新指示＂．但他所发动起来的都是什么样的群众呢？除了年青无知，易上当受骗或感情冲动的红卫兵（大中学生特别是中学生）和随大流者外，还有这四种人：一是怀有强烈的革命主义情结，决心跟着毛泽东把革命事业进行到底，陷入了绝对理想主义和对毛泽东的真诚崇拜．一是平时就对一些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不满，受到了一些不当的批评和不公正的对待，此次借机参加＂造反＂，发泻一下心中的郁闷．一是惯于进行政治投机，看风使舵，企图在运动中得到某种好处，特别是在乱中夺取个人权力．一是品质恶劣，平日就到处借故整人，以损害别人为乐事，这次打着＂造反有理＂的旗号，在武斗中冲锋陷阵，取得了一些＂威信＂，便用手中的权力残害包括曾经是或被认为是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等无辜，许多命案、血案就是他们制造的．众多正派的人，在＂文革＂开始时就被打成了＂保守派＂，还有些不得不参加造反组织的人，一直对违反天良、灭绝人性的行径表示不满和进行抵制，并在可能的条件下保护好人和国家财产．可见，与其说＂文革＂是群众运动，不如说＂文革＂是运动群众．看来，毛泽东多年来倡导的群众观点、群众路线、群众运动，在他的晚年被他本人严重地扭曲了．毛泽东晚年在政治理念上的失误，是与他的道德情操上的缺陷直接联系在一起的．
（三）道德情操
（１）＂私我＂即＂为公＂？
毛泽东在长期的民主革命过程中和建国初期，是重视在个人同他人、集体、社会之间关系上的道德修养的．他用＂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老三篇＂，对全党全国人民进行了巨大的教育工作，并取得了一定成效，在国外也产生了积极影响．他在战争年代，能与广大干部和群众一起艰苦奋斗，这也是他受到广泛爱戴的重要原因．为了共和国的建立和巩固，他有六位亲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在全国革命胜利前夕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告诫全党同志警惕骄傲情绪，进城以后务必保持谦虚谨慎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他是以＂交好答卷＂的真诚愿望，走进北平的．在五十年代初，他发动了＂三反＂运动，依法处理了刘青山、张子善两个腐化变质分子，表明他基本上践屡了进城前的诺言和决心．直到晚年，他还用＂向雷锋同志学习＂、＂斗私＂来勉励过自己和别人．人们注意到，毛泽东在大跃进后的灾荒中，曾经＂不吃肉＂．他周围的工作人员和参观过他的居所的众多人员，也用一些一些事例，说明他在饮食起居上，是朴实节俭的．虽然人们有理由在＂稿费＂、＂出行＂、＂建房＂等事情上对他提出批评，但那属于小错．他的稿费，除了用来修建个人游泳池外，还用来接济生活困难的亲友和工作人员．他在出行时的兴师动众，并非经常．他在有的省份建房，主要责任在当地负责人，亦非过分铺张．问题在于，毛泽东晚年从总体上来说，放松了对自己的道德要求，其主要表现不是在＂物质生活＂上，而是在＂权势声望＂上．这是怎样出现的呢？
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个人愿望往往不如客观情势来得有力．尽管毛泽东对于进城后可能发生的腐化是充分警惕的．但在整个华夏大地，出现了对领袖的一连串的、大规模的、相当过分的、持续的歌颂，连当时对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持有一定异议的文艺理论家胡风，都在一首著名的长诗中真诚地把毛泽东歌颂为近乎天神般的英雄．这对毛泽东的社会心理逐渐发生了消积的影响．他由一开始的不习惯，到慢慢＂理解＂和接受，并将这种歌颂与他固有的英雄欲、领袖欲结合起来．在＂文革＂这场造神运动中，面对＂毛主席的幸福就是人民的幸福＂、＂毛主席热爱我热爱＂、＂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的欢呼声，他产生了这样的心理：自己做为伟大英明的领袖，是人民的代表，凡有利于领袖个人的，就必有利于人民，越是实现领袖个人的理想、愿望、爱好、健康，就越有利于人民，可见，领袖的私心，与领袖多年来宣传并正在宣传的＂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并不矛盾，领袖的＂私我＂就是＂为公＂，这样，领袖私心膨胀，便可心安理得了！在这里，封建君王的＂朕即国家＂，已经呼之欲出了！
人总是有私心的，一生下来，就有自我生存、自我发展这种＂类＂的天性．马克思当年就说过，对于各个个人来说，出发点总是他们自己．精神分析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弗洛依德在研究儿童心理后说：＂一个孩子总是先爱自己，┅┅由于自私，然后才学得如何爱人．＂（＜精神分析引论＞，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４年版第１５页＝） 但这种私心毕竟与公心不同，对于人类的良知来说，私必须促进公，至少不损害公，而在私与公发生矛盾时，私必须服从公．做为人民的领袖，应当带头遵循人类这一崇高的道德准则，而不能以所谓的＂党的利益＂、＂阶级的利益＂为借口肆意违反它．（可参阅拙文＜道德的普适性品格与市场经济＞http://www.tecn.2008.8.26＝）毛泽东晚年对自己的地位、名声、权势、威望过分重视，对于维护者或被认为是维护者，大胆提拔和信用，对于挑战者或被认为是挑战者，则予以压制和打击．他曾以嘲讽的口吻谈到，对于赫鲁晓夫来说，＂第一书记＂也是一种利益．毛泽东倒不很看重职位，拒绝了＂大元帅＂的军衔，辞去了＂共和国主席＂的职务．但他却要人们奉他为＂伟大的导师＂，并无条件地服从他．在１９５８年的成都会议上，他鼓动人们对他的个人崇拜，提出了所谓＂两种个人崇拜＂之说．看清毛泽东心理的中央委员柯庆施在会上响应说：＂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在两个月后的八届五中全会上，柯就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在１９６２年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在肯定大跃进的前提下，鼓起勇气就大跃进中的错误做了一点自我批评，刘、周、朱、陈、邓等常委也都在大会或小会上，以总结经验和自我批评的精神做了讲话、发言，惟独林彪与众不同．他竟然说，这几年的困难＂是由于我们没有照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才铸成的，接着又对毛泽东歌颂了一番．毛泽东对此十分赞赏，在一份关于下发林彪讲话的信件中说这＂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三年后，林便取代陈云而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又一年后，便取代刘少奇而为党中央的第二把手，并在中共九大党章中被定为毛的接班人．刘少奇的处境则每况愈下，他在会议期间和会后用＂一个大的马鞍形＂来批评大跃进，又提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观点，刺痛了毛的自尊心，这就是毛后来所说的＂１９６２年右倾＂．在＂四清＂前后，毛泽东愈来愈觉得刘少奇在挑战自己那无上权威．在一次由刘主持的中央会议上，在人们发言结束后，刘未特别让毛做＂最后指示＂，毛当场表示愤怒，竟举起＂宪法＂和＂党章＂，说自己有权讲话，弄得刘同与会人员摸不着头脑，刘少奇后来的悲惨遭遇，是人所共知的．毛泽东晚年的虚荣心，使他不可能做认真的自我批评．即使勉强做了自我批评，也给人以一种居高临下、自我表现、言不由衷之感．他在＂七千人大会＂上，埋怨许多地方没能＂传达＂他在去年小范围内做的自我批评．但人们是不敢轻易＂传达＂的，因为在几年前他就曾对大跃进中刮的共产风自责为＂冒失鬼＂，可是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那个＂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的不指名批评，却引起他极大的反感，彭因此而惹了大祸．毛泽东有时把自己的毛病故意说的很重，但别人即使说的很轻，他也受不了．原来，他的自我批评，常常是做给人看的，以博得＂富有自我批评精神＂的美名．果然，在得知毛在会上就大跃进中的错误做了自我批评的讲话后，民主人士张治中表示＂万分感动，万分钦佩＂，而这正是毛所期待的．
（二）有情与无情
毛泽东是一位有丰富情感的人民领袖．他在长期革命战争中，目睹身边的战友、战士倒在血泪中或贫病而亡，常常落下痛心的眼泪．他对犯了错误的同志常取宽容态度，在指出他们的问题的同时，还能团结他们一道工作．例如在中共七大上，他就力主选举王明、博古等人为中央委员，甚至在解放后的中共八大上，王明仍当选为中央委员．他对国内外反动派却毫不屈从，率领人民群众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对革命队伍内部的贪污浪费、腐化堕落，也深恶痛绝．建国后，他又通过思想教育和群众运动，对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中的官僚主义，做官当老爷，欺压百姓，多吃多占，做了有一定成效的斗争．毛泽东的＂平民情结＂在晚年，也有某种体现．他在中共九大、十大的代表组成上，强调增加工人、农民的人数，并使一些工人、农民当选为中央委员．他主张并实行了＂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派工人宣传队进驻被称为上层建筑的一些单位．他力主向农村派医疗队，为农民防病和医病．当他收到福建省一位小学教员李庆霖反映所受＂走后门＂之苦的信时，即回信，并寄三百元以示慰问．当然，这些措施，多带过分理想的色彩，并非完全切合实际，且非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
然而，毛泽东晚年从总体上说，他的＂有情＂与＂无情＂发生了重大变化．他愈来愈以个人的好恶，以拥护自己还是反对自己为标尺，来党同伐异．他对什么人＂有情＂呢？林彪惯于迎合他，在＂文革＂即将开始的时候，林彪在五、一八讲话中大讲政变经，这与马克思主义的任何一个原理也沾不上，连毛泽东在读后也有些愕然．但林在讲话中大肆吹捧毛，并说，在毛百年后，如有人象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做秘密报告反斯大林那样反毛，就要全党全国共诛共讨！毛便很欣赏，并令下发全党．在＂文革＂开始后不久，就＂接班人＂的条件，林彪提出了与毛泽东不久前提出的＂五条＂有别的＂三条＂，这是异乎寻常的，但这三条中的第一条便是＂是否拥护毛主席＂，毛不但加以容忍，而且在实际上正是这样做了．毛对林彪的＂有情＂，乃至＂爱＂，直到发现林彪一伙威胁到自己的权威，企图抢班夺权时，才转化为＂无情＂，乃至＂恨＂．毛泽东对江青等＂四人帮＂的＂有情＂乃至＂爱＂，可谓坚持始终．江青等人积极执行了毛泽东的左倾路线乃至具体部署，有时也出现小的偏离，遭到毛的训斥和唾骂，但那属于＂打是亲，骂是爱＂．他曾劝告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四人，眼界放开些，心胸广阔些，不只限于他们四个人，不要搞＂四人帮＂，而要拉上更多的高级干部，以更顺利地执行他的那些＂战略部署＂．他对什么人＂无情＂呢？在反右派斗争后，一些＂右派＂被弄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他却无动于衷．当１９６２年国家机关党委要求以冯雪峰等人为试点对＂右派＂进行甄别时，毛泽东竟然动怒，批示要当时的总书记邓小平调查＂此事是谁布置的？＂并说＂其性质可谓猖狂之至＂．这样，甄别的试点工作便不可能进行了．人们知道，冯雪峰这位参加过长征的老党员、老作家并未攻击过党，曾认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没有解决所有文艺问题，并与当时的文艺界领导人结怨．在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斗争中，有四百多万党员和干部因坚持实事求是原则而遭到批判，只是他们的问题＂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比＂右派分子＂的处境好些．在大跃进的错误已经明显暴露的１９６１年，这些同志开始被甄别平反，至１９６２年基得到解决．但是，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四人却未能平反，理由是他们被认为是＂反对毛主席＂，＂有野心＂，议论过诸如毛的晚年有点象斯大林、铁托等．其中张闻天的遭遇，更能表明毛泽东的＂无情＂．庐山会议期间，已被打败的张闻天给毛写了一封检讨信，毛在阅后复了信．这封复信开头便说：承蒙你看得起我┅┅．接下来，便以疟疾病患者为喻，对张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一场政治博弈中赢家的傲慢和得意，跃然纸上！在＂文革＂中，张被遣散离京，当张病重请求回京治疗并定居时，毛在批示中予以拒绝．这位曾在遵义会议上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并促使毛成为政治局常委的前党中央总负责人，终于病故于外地．在＂文革＂中，毛泽东的严重错误导致他自己说的＂打倒一切＂、＂全面内战＂．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地方和部门的领导干部被打倒或＂靠边＂，而据党的领导人叶剑英估计约有一亿人遭到迫害或被牵连．在侮辱、体罚、逼供信和派性武斗中，死伤者难以计数．李立三、阎红彦、张琴秋等一批高级干部被逼自杀，田家英、邓拓、吴晗、老舍、翦伯赞等一批党内外精英含冤去世，都未见毛有难过的表示．其中田家英是毛多年的秘书，曾对毛的一些做法表示过异议，遭毛的忌恨．毛在听说田自杀（？）后，说田＂自绝于人民＂．毛泽东在＂文革＂初期，曾为一红卫兵起名＂要武＂，而当时北京地区已普遍出现关压和毒打中学教师、校长的暴行．毛泽东在鼓动＂要武＂之后，打死教师、校长的事便发生了．后来又出现了大规模的派性武斗事件，四川等省的武斗，动用真枪真炮，死伤多人．毛泽东在中共九大期间谈起此情此景，态度平和泰然，并未谴责，且说＂是个训练＂，＂一次演习＂．毛泽东晚年对民命之漠视，由此可见一般．
（３）敏感与策略
毛泽东自青年时代起，就对社会、政治、文化乃至人与人之间关系，具有高度的敏感性，直至晚年未曾改变．他熟读中国古代典籍，对君王之间的争斗，君臣之间、君民之间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对各种谋略和权术，有较深的研究．他又善于对中国现实各种政治力量，各个军事集团，乃至一些重要人物，对于各个阶层的状况和心态，进行调查研究．这使他能在民主革命时期和建国初期，及时制定出较为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即使发生了突然事件，他也常能做到处惊不乱，应变自如，甚至可以在各种势力之间纵横捭阖，游刃有余．在西安事变后不久，他就敏感地看到，一个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要形成了．他制定了独立自主的正确方针，努力在抗日战争中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他制定了在同国民党顽固派斗争中，实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政策，以及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策略．他告诫全党同志：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万万不可粗心大意．而这正是在民主革命时期和建国初期，各项事业都取得重大胜利的重要保证．但是，到了晚年，随着他的地位的变化和思想感情的变化，他的敏感对象也发生了变化：由对人民利益的敏感转而为对自己权势的敏感――过分的敏感！这种过分的敏感，常常使他对人多疑，喜怒无常，决策多变．在１９５７年春的整风鸣放时期，他还曾高兴地对待一些批评意见，认为对于克服党内＂三风＂有利．但在发生＜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批评＂老和尚＂的发言和其它几个事情后，认为这是在攻击他本人，从而要推翻共产党的领导，便立即转向，开展了反右派斗争．在１９５９年春的上海会议期间，他针对大跃进中的强迫命令风，提出要发扬＂海瑞精神＂．这里，一方面是真诚地希望下级和群众帮助领导干部克服瞎指挥的毛病，另一方面是要表现自己具有虚怀若谷的宽广胸怀．但当彭德怀在夏季的庐山会议上批评大跃进中的左倾错误时，毛便把原定的＂纠左＂，改变为＂纠右＂．不但彭被罢了官，就连后来写了＜海瑞罢官＞而事实上与彭的＂罢官＂并无关系的历史学家吴晗，也被毛疑为＂替彭德怀翻案＂，含冤自杀．毛泽东晚年在辩护自己的错误时，还常常预设但书．例如他在制定＂接班人＂五条时，规定要善于团结反对自己又反对错了的人一道工作．但此点很容易让人想起不久前被罢官的彭德怀，善于把握人们心理的毛泽东，便在此条规定的后面加上了这样的但书：但要警惕野心家、阴谋家．意思是：你提团结彭德怀吗？但他是野心家、阴谋家！在林彪叛逃自取灭亡后，人们自然质疑：林彪不正是在打倒刘少奇的过程中被重用的吗？敏感的毛泽东立即想到了这一点，便用＂刘少奇一类骗子＂的说法，硬把两人扯在一起，说明打倒刘少奇是对的．他还在党内公布＂文革＂初期给江青的一封信，信中提到了林彪的那个政变经，似乎要表明自己早就不赞成林的讲话，意在减轻人们心中对毛＂错用林彪＂的暗责，防止对毛信任的流失．当然，这类辩解的效果如何，另当别论．毛泽东在临终前已觉察到＂文革＂之不得人心，他知道已不能象对大跃进那样用＂三七开＂、＂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来辩解了，便发明了＂四六开＂一说，竭力把＂文革＂说成＂成绩是主要的＂，并说这是自己一生做的两件大事之一．
毛泽东晚年把对敌斗争的策略，运用于对付自己的同志，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他在每一次打击持不同看法的同志时，都会利用该人同别人的矛盾，因而他总有些积极的、自觉的支持者．在批判彭德怀时，他知道彭在性格上有简单粗暴的弱点，有时骂下级（据说他不骂士兵和普通老百姓），又不大尊重上级（如刘少奇和周恩来），不大团结同级（如刘伯承和贺龙）．彭在１９５３年就与刘少奇闹别扭，在１９５８年就攻击过刘伯承的＂资产阶级军事教条主义＂．毛泽东在庐山会议期间批彭时，说到十位元帅中有九人对彭有意见，十位大将也多与彭不睦．看来，毛泽东早已对彭的人际关系做过调查研究，知道他一批彭，响应者必有不少．果然，贺龙元帅在批彭时将彭的问题上升到＂反党＂的高度，林彪元帅则点出了彭的＂要害＂：野心！罗瑞卿大将大会小会频频发言、质问．在这种情势下，彭便一举被击败．在打倒刘少奇之前，毛泽东深知主持一线工作的刘少奇对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等人的器重，他借故将四人分别打倒．他还注意到，周恩来的＂忠君＂思想浓厚，即使内心有不同意见，也会服从他、支持他．而与刘少奇合作得很好的邓小平，在１９６６年５月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表态，也使他放心．当时，在林彪发表了政变经后，邓表态说：林彪同志的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最高，是我们高级干部的榜样．接着就不指名地批评刘少奇：有人想当领袖，你不行就是不行嘛！这样，在八月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贴出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便如毛所料，刘立即陷入了四面楚歌之中．刘只是检讨、再检讨，甚至在十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要求下放劳动．后来，他在与夫人王光美诀别时，也只是悲愴地说了一句＂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这样一句有气无力的话！人们已经熟知国民党上层人物之间争权夺利、勾心斗角、互相倾压的种种事实，而当时的共产党上层则较少此类弊病，但在同一国度，同一文化背景下，一旦地位发生变化，共产党内就会出现此类弊端泛滥的现象．党内斗争不都是路线斗争，其中夹杂着以往的个人恩怨，存在着报复、嫉妒的情绪，以及从众心理，自保心理，巴结权势心理．毛泽东在进行党内斗争时，往往利用了这些情绪和心理．毛泽东不主张杀人，未见有县团级以上党内干部因提出批评意见而被杀的信息，据说因为人的脑袋不象韮菜，割掉后还可长出，这比斯大林和波尔布特肆意杀害昔日同伴要好．但他主张反复批斗，精神折磨．毛泽东有所谓＂彻底解决＂一说，意即那些被整者的亲友，密切接触者或被认为是密切接触者，都必须站稳立场，坚持无产阶级党性原则，与之划清界限．在批斗会上，常见这样的情景：在众目睽睽之下，在一片追问声中，人们或自觉或被迫相继起来揭发＂问题＂，表示自己＂立场坚定＂或＂已经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凡是在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都很容易回忆起，在大搞封建主义株连的氛围中，党性被歪曲为不要人性的冷冰冰的铁笼，个人间的交往和友情被囚在这一铁笼之中．带假面具，互相戒备，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成了当时流行的社会心态．而在＂忠于党＂、＂相信组织＂的名义下，鼓动告密，不但助长了品质恶劣者之横行肆虐，而且为众多正直之士乃至全社会带来难以癒合的精神创伤．这种精神创伤是一种无形的灾难，其危害性不亚于物质上的破坏．
尾语
毛泽东晚年错误所反映出的我们民族社会心理的缺憾表明，固然要看到传统文化中的优秀、积极的方面，以结合时代、社会的实际，予以弘扬，但更要看到传统文化中的不良、消极的方面，结合它在毛泽东时代和现时代的表现，进行严肃认真地清理和批判．不能忽视君君臣臣、尊卑有序、等级依附和＂半部论语治天下＂等封建思想的影响，也不能因为玻尔、李约瑟、普利高津等当代科学大师赞扬过中国传统文化，或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矫正西方传统文化之不足（哈贝马斯所批评的＂目的理性＂、＂技术文化＂，托夫勒所批评的＂机械论科学＂、＂拆零＂，以及季羡林所批评的＂征服自然＂、＂一分为二＂）而高估它．人们经常谈论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若言＂博大＂，乃有浩瀚典籍可证，但论＂精深＂，尚需认真推敲．建筑在前资本主义小生产基础上的宗法社会，是难有以资本主义大工业为基础的现代文明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权、法制的思想，中国至今仍显缺乏．恩格斯当年说过：＂只有在西方资本主义民族中存在的那种较高的＇个人主义＇发展阶段，我们才能看到这种智力的前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５年版第４５３页）这里的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不同于自私自利selfish，是指对个人的生命、财产、权利、尊严、名誉、奋斗的尊重和保护．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在一定视角上可以说是失去了这种＂尊重和保护＂．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应当把公民意识的教育放在十分突出的地位，并纳入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之中，这是我们民族用惨痛代价换来的教训．
培养公民意识，不但要使广大干部和群众养成＂义务＂意识，更要使广大干部和群众养成＂权利＂意识，不但要进行＂服从＂、＂热爱＂一类教育，更要进行＂监督＂、＂批评＂一类教育．这既是历史的教训，又是现实的昭示！很明显，如果当初党的广大干部和群众能以＂站立起来＂，抵制毛泽东晚年错误（且有八大党章和１９５４年宪法做依据），不允许毛搞专制主义，毛会有所收敛，或可在一定程度上改正错误，至少不致造成那样巨大的损失．如果今天党的广大干部和群众能以平等的姿态，勇于监督包括自己顶头上司在内的领导干部（且有众多的规章和制度做依据），不允许任何人搞特权，不对权贵阿谀奉承，不卷入或参与种种不正之风，官员中的腐败现象不会如此严重（多数官员虽不是腐败分子但却有程度不等的腐败行为，一尘不染者极少），以致出现＂法不责众＂的局面．当然，进行公民意识教育，不应限于＂开公民课＂，重要的是引导和发动群众参加维权、用权的实际斗争，例如反腐败的斗争，这是最实际、最有效的教育．这里，善于从总体上是错误的毛泽东晚年思想中，剥离出某种有价值的因素，如发动群众解决官僚主义问题的思想，是必要的．这就有可能找到现代民主自由思想与党的群众观点路线的契合处，使广泛的新闻监督自由与深厚的群众监督基础结合起来．人们几乎一致认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对于实现政治清明，建立民主政治的根本意义，必须认真地、坚定地进行下去，但对于＂如何进行＂，各方分歧很大，各种方案林立，很难统一起来．如果抓住＂契合处＂与＂结合起来＂，开展人们都在谈论而无人公开否定的反腐败等实际斗争，或许会探索出一条新的思路．（作者系呼伦贝尔市党校教授）
Analyses on Mao Zedong Social Psychology in His Later Years
Sun Fengwu
(Hulunbeier Colledge of the CPC, Inner-Mongolia, Zhalantun 162650, China)
Abstract: Mao Zedong social psychological defects in his later years, including ways of thinking, political senses negative aspects in the inner words of out nationalities and the people. Today, it is necessary to launch education on civil consciousness on a large scale and thoroughly. It’s also necessary to arouse the masses to involve in the fight against the pressing and vital social problem—corruption, and to carry on the political system reform conscientiously and firmly.
Key words: Mao Zedong; social psychology; civil consciousne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