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化被动为主动，是大陆对台系统重新检视得失的当务之急。

陈水扁这次?出公投制宪的政治议题，检视了泛绿阵营的动员力，试探了美国以及大陆在公投制宪问题上的容忍底线，并将持续地利用公投法的防御性公投，继续内部政治选举议题的炒作，继续刺激和挑逗大陆，为自己竞选连任争取更多选民支持认同，并且不断实践“玩火但避免自焚”、“踩线但不踩红线”的偏锋边缘政治游戏。这种直接采取正面冲突的战略佯攻，给北京的对台政策因应和运作带来相当程度的被动和困扰。

表面上，陈水扁当局在公投制宪问题上似乎受到了挫折，但实质上，泛绿阵营在这次危机中，获得了一次新的力量整合。美国方面在对台政策原则上只是重申立场，美台之间的实质关系并没有受到本质影响。台湾国防部副部长林中斌在今次危机逐渐平息之后，即刻率领一个高阶代表团前往华府，在五角大楼和美国军方就台海未来可能发生的军事和其它形式的冲突进行前所未见的沙盘演练。这个军事交流以及针对性极强的军事沙盘演练显示，陈水扁当局并没有因为今次的公投制宪危机真正失去美国的信任，北京只是获得美国在政策层面上的“积极敷衍”。

这次的台海政治危机，最大的吊诡之处在于，台湾政治民主化的过程中，政权本土化以及民主化、 “台独”分离主张和诉求，已经紧紧捆绑在一起。如何在错综复杂的台湾政局千变万化过程中，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正确看待台湾的本土化的发展，正确理解和透视台湾政权本土化的趋势和其中合理的成份，正确面对和客观评价台湾人民当家作主的意愿，对北京的对台政策实际上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陈水扁当局选择此时此刻主动寻找刺激北京对台容忍底线，试探大陆在公投制宪问题上的各种应对形式，试探美国对民进党以及台湾朝野政治势力的支持程度，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有三点启示：

一是中国大陆的综合国力目前正处于历史上最鼎盛的上升时期。两岸关系自1979之后、1987年以来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人员往来远远超过2000万人次，台湾经济对大陆的依存度与日俱增，台湾社会对大陆的了解程度远远超过了历史任何一个时期，但为什么 “台独”的诉求还能够继续在台湾蔓延，拥有相当的认受？主张分离的政治势力还能够占据台湾的政治话语霸权，这一切政治现象，除了将之视为是某种台独焦虑症之外，似乎还应该作出更加客观的检视和解读。

其次，以往的数十年间，北京在两岸互动过程中，总是站在一个战略高度上，不断提出对台政策诉求，站在一个主动和主导的地位，但在李登辉、陈水扁上台后，这种战略态势似乎出现一些逆转。似乎总是台北?出政治议题，而北京只能作出一些后发制人的响应，多多少少让外界有些被动应对。在今次台海危机之后，如何化被动为主动，应是对台系统重新检视得失的当务之急。

最后，同1995、1996年的台海危机相似，此次北京在对待台湾内部政局发展演变以及两岸政治互动出现的危机事件，给外界一种处理危机的随机性特点相当明显，被动应对的另一个潜台词是对台政策运作和决策过程的危机处理环节还未臻成熟。

台湾媒体对中共新一届领导群体的对台政策有以下解读：

第一，从区域安全的角度来审视台湾问题，今次在处理台湾公投引发的危机问题时，除了文攻之外，已以说帖方式对国际社会强调和阐述了北京的决心和作为。在处理台湾问题时，胡温体制更注意国际社会的反应。

第二，对美国的态度比较强硬，在促统上排除美国干预，在反独上以美压台。

第三，重视两岸经济、文化交流与合作：两岸在政治上毫无推进的可能时，以利益导向来指导两岸的交流，必然是对台工作主要内涵。

第四，落实更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方针：胡在接任对台工作领导小组长之时，就曾对以往过分重视台湾当局提出反省，特别是在台湾当局倾向分裂时，更应该把工作转向台湾人民。

海外媒体则分析，北京的对台政策运作，在战略上重塑统一政策，使统一政策与现代化以及和平、反霸的任务有机联合起来；在如何面对中华民国，似乎流露出正在重新思考、构想在一中原则下两岸和平共处方案；加强如何管理两岸危机思考，特别是针对台独对中共政权合法性挑战的因应之道，包括对美外交、武力整备、对亚洲各国的说明和安抚的方法；在对美外交的涉台斗争上，绝不可能以美国的口头承诺为自满，而必须认真地创造结果影响美国，提出统一方案的和平方案来引导国际舆论，塑造有利于中国和平管理两岸危机的环境；在对台认知上，思考如何因应台湾每4年一次的政治变局与台湾民心。全面掌控、分析和理解台湾的政治人物；同时在面对选举上加强预防性研究，如对明年的选举，已委托不同的学研机构，针对不同的候选人当选之后的大陆政策作预判，拟订新对策因应。

如果这些研判准确的话，则显示北京已经开始意识到在对台政策决策领域里的“补缺补漏”，正在具有针对性地调整和检视现时的危机处理机制，行之有效地稳定两岸关系，争取最终的和平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