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发写这样一本书的念头，是一个偶然事件促成的。
1999年，文艺界的老前辈黎辛先生在《纵横》发表了《文艺界平反冤假错案的我经我见》一文，以亲历者的身份谈到丁玲因“历史问题”而平反的艰难，但其中的原因却没有谈及，给我留下了何以如此的问号；而且，由于黎文大多是靠记忆和“近年随风飘来的”的“数据”（黎辛语），难免有一些不准确的地方。我忽然想到，我曾看到过当年为丁玲平反时中国作家协会所编印的有关丁玲“历史问题”的完整的材料，何不根据这些材料，对黎辛前辈的文章作点辨证和补充？于是，我写成了《丁玲历史问题结论何以反复——对〈文艺界平凡冤假错案的我经我见〉的辨证与补充》一文。《纵横》的编者本着学术民主的精神，将拙文稍作删节发表了。
不料，我这篇本意是作点“辨证与补充”的小文，却引起了始料不及的后果：时任《纵横》主编的汪新兄告诉我，黎辛先生对我的文章很有意见，准备写反驳的文章。我认为，这样没有什么不好，学术争鸣，百花齐放，我的小文能引起黎辛先生更多的回忆，对学术界也是好事。同时，出于对黎辛前辈的尊敬，我请求时任《纵横》编辑的张建立女士能带我去看看黎老前辈，先当面聆听他的教诲。黎老前辈同意了。
在张建立女士的陪同下，我聆听了黎老前辈一个多小时的教诲。黎老前辈大致给我讲了丁玲历史问题结论过程中的一些人事关系，的确使我很受教益。但是，他对我的文章的评价，却让我难以接受。他说，1、我的文章没有给读者一个合乎逻辑的引导。理由是，我没有着重强调1940年和1984年丁玲的历史问题结论。其潜台词是，是不是我对这两个结论有什么看法呀？2，对于一些特殊环境下留下的材料，是不是可以用？3、我这样写，客观上为周扬等人作了开脱。
现在想来，黎辛前辈大概把我看高了，以为我是一个很在行的文学史研究者；同时，认为我这篇文章似乎是受什么人指使。其实，那时我还是一个在这一领域门外探头探脑的人，处在为入门而苦读书和采访的准备阶段，对这一领域所能牵涉到的人和事没有丝毫戒备，更谈不上背后有人托着的问题——我倒是真希望有这么个人能给予我帮助的。所以，黎辛前辈才以耄耋之身，要继续写文章。
其实，我写文章进行“补充与辩证”，出发点很简单：我读到黎辛的文章后，第一感觉就是，丁玲历史问题的复杂，在于她给国民党写的那个字条，又不在于那个字条。因为，像1984年中央组织部给丁玲所做的结论所说，这个字条的确不算什么，构不成什么需要审查的问题；而为什么我又认为在于这个字条呢？因为是丁玲的做法把问题搞复杂化了。如果丁玲在1940年陈云、李富春代表中央来给她作结论时就把这个字条的事情向党交代清楚，不就什么事情也没有了吗？可是，当时丁玲有向组织交代后怕组织不信任的心态，就把此事有意隐瞒了，以至于到1943年审干时才补充交代，并做了那样上纲上线的自我批判。这样，事情就复杂了。复杂之处在于：对于有着严格组织纪律、对党忠诚的人来说——每个党员对组织忠诚是这个组织自始至终的要求，丁玲的做法就有了对党不忠诚的嫌疑。在中共的历史上，像丁玲这样做的人也还有一些，有的人甚至为此付出过代价，像在党内比丁玲地位高许多的潘汉年，在血与火的年代，为党出生入死，但因为没有向组织说出见过汪精卫的事情，后半生则在磨难中度日，以至于含冤谢世后才获得平反。应当说，丁玲也好，潘汉年也好，在当年的环境下铁的组织纪律面前有顾虑，也是可以理解的。在和平的环境下重新看待这一切，都不算什么——中央给两人平反的做法也证明了这一点；至于我本人，从不认为认为丁玲因为这么一点事情就应该受到那么大的磨难，同时，我也决没有不同意中央结论的想法（我那敢作如此之想）。所以，我写这篇小文，纯粹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出发。
后来，黎辛与我商榷的文章写出来，《纵横》的编者在发表之前也送给我看了。黎辛文章在铺排史实的同时，向读者传达的是这样一个意思：1984年中央为丁玲所做的结论是正确的，探讨这个结论的来源，就是对中央结论的否定。这可是一顶大帽子，我当然很重视。于是，我也给《纵横》编辑部写出了一个简短的声明，主要是强调一点：我所作的只是学术探讨，我是拥护中央对丁玲历史问题的结论的。《纵横》将黎辛的反驳文章和我的声明（作了删节）刊载在同一期上了。
与黎辛这场笔墨官司过后，我再一次研究了丁玲的有关材料。我认为，我与黎辛在总的方面并没有什么分歧：我们都认为中央给丁玲的历史问题结论是正确的。但从学术角度来说，中央为什么给丁玲再作一次结论，总得有个前因后果。因此，从学术探讨的角度来说，我并没有错——历史就是历史，谁也不是完人，如果非要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完人，弄巧成拙不说，最重要的是要愧对历史。同时，针对黎辛的批评，我觉得应该从正面阐述的方式写一篇文章来作答，把这一问题的来龙去脉都写出来。于是，2000年5月底，我完成了两万字的《丁玲历史问题结论的一波三折》一文。那时，我正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管、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主办的《百年潮》任社长助理兼编辑部主任，就把文章给了副主编韩钢兄。韩钢兄看后，认为很好，嘱我不要在其它地方发表，就发在《百年潮》。后经过主编及主管领导审阅，发在2000年第7期上。
不料，文章发表后却陡生风波。首先传来的消息是，与丁玲有过很深交往的杨桂欣先生对此文有意见，说我美化周扬，替周扬开脱。周扬与我非亲非故，我何以要为他开脱？再说，就是我想为他开脱，历史俱在，我开脱的了吗？我当然没有这个意思，就给他写了一封信予以解释。信中我凭记忆引用了恩格斯（其实是马克思）的一句话，大意是说一个人本来想进这个房间，却被引入了另外一个房间，我认为，杨桂欣的反应显然是走入了另一个房间。其次，稍后主编杨天石先生告诉我，中国丁玲研究会要为我这篇文章专门开一个讨论会。为我的一篇小文开讨论会，这倒让我一则一喜，一则一俱。喜的是，这篇小文引起那么大的重视；俱的是，从杨桂欣的反应来说，这个会不是一个批判会吧？但不管怎么说，既然是为我的文章开会，我当然愿意去听听，哪怕就是批判会也不能对我缺席批判，我毕竟可以明白自己到底错在哪里。于是，我主动要求参加这个会。经杨天石的联系，我被获准参加。
8月3日上午九点，会议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小会议室召开。关于会议的情况，我就不做描述，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看后来发表并被杨桂欣多次收录在书中的发言记录。这里，我只说一段小插曲：
那天我到得比较早。进门后见到一位矮小的老者在张罗会场，我向他确认会议是不是在这里召开。他问我是谁，我报上姓名同时问他贵姓。“陈明”。我赶忙恭敬地伸出手，不料，陈明却转身了，我伸出的手僵持在半空中，许久不知道怎么放下来。“这人怎么没有风度。”我暗暗地想着，然后讪讪地找个靠边的位置先坐下来。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陈明。在我来参加这个会之前，我的一位也作编辑的朋友警告我说，你不要不重视这件事，陈明特不好惹。王蒙写过一篇谈丁玲的文章，陈明组织了一批人写文章进行批驳；陈徒手也写过一篇丁玲的文章，也遭到了陈明的批驳。我说，你说的事情我知道一点，这无所谓的啦，不同的观点和看法进行交锋，对学术繁荣有利。朋友说，如果这样倒也没有什么，可是你不知道，陈明最爱做的一件事就是向上面告状。朋友举例说，她那里摘过一篇公开发表的黄秋耘回忆录中关于丁玲的一段回忆，陈明就兴师动众地给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写信，并附上自己的反驳文章，书记就批给他们，搞得编辑部很紧张。“我算是领教此人的厉害了。” 朋友愤愤不平地说，“其实，陈明直接把文章寄给我们，我们当然发，可是他偏偏采取这种方式。表面上显得自己有党性，其实一篇学术文章与党性何干？他这是倚老卖老，用关系找权力，然后以权压人。”朋友再一次警告我说：一定要把事情想的严重一些。我倒是满不在乎。我想象不出我这篇小文有什么可告的由头，还有，现在月朗天霁，政治与学术早就分成两锅了，即使告了又有何妨？
后来事情的发展，果然验证了朋友的警告：首先，8月3日的座谈会上，就是“作协党组委托”的会议——一般情况下这代表着组织上的行为，使我这个与会的小字辈不知该惊恐万状还是该受宠若惊。其次，陈明真的向中央领导写信了。陈明告状的由头让我非常吃惊。说这篇文章是“否定改革开放以来拨乱反正的伟大成果”云云（我没有看到原文，是当时领导传达的意思，从后来发表的座谈会冠以《拨乱反正的历史结论必须坚持——中国丁玲研究会针对<百年潮>杂志发表<丁玲历史问题结论的一波三折>一文召开的专题座谈会记录》的题目来看，也证明有这顶“帽子”的），这么大的帽子，亏他能想得出来。政治与学术不但放在一锅里煮，还能煮出“花”来！陈明果然厉害！我也因此被撤掉了社长助理兼编辑部主任的职位。这其中的曲折不说也罢。让我始终耿耿于怀的是，因为这篇文章，让《百年潮》的同仁、我的领导都很紧张。给他们添了这么大的麻烦，直至今天，我心里还是很内疚。
事情过后，我也基本上没有工作可做了，有了大把的时间，我倒真涌起了认真地研究周扬与丁玲关系的念头。本来，在我开始作周扬的研究时，我倒是把与周扬关系密切的毛泽东、鲁迅、胡乔木、冯雪峰、夏衍等人一一列出来，单立一个搜集材料的“活页夹”。我也知道丁玲与周扬关系更多一些，名单里之所以不列她，是因为她与周扬的关系牵涉了诸多的个人是非。而且，我也担心，面对着受了那么多磨难的丁玲（我始终不同意丁玲身边的人所说的这磨难是周扬给的说法），我要描述他们的关系会带着朦胧伤感的泪水给予丁玲一份同情，这就会让我无法冷静地直面历史。
现在，既然陈明给我戴了那么大的帽子，倒激起我进一步探究周、丁关系的勇气，我倒要看看在丁玲遭受磨难的过程中周扬到底起到多大作用。2003年，我完成了《周扬与冯雪峰》一书后，即开始《周扬与丁玲》的写作。2004年底，我决定把这一题目改为《“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冤案始末》，详细地描述这场冤案的曲折，并完成了初稿。其后，一直在修改，直到2007年1月正式交付出版社。
在这一过程中，我得到了诸多学人的鼎力帮助；
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华老师得知我的研究后，以渊博的学识助我，以兄长般的宽厚鼓励我，书稿完成后，他在百忙中通读全书并作序为之添彩。
著名学者朱正先生给我提供了诸多的数据。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助理主任熊景明女士、主任关信基博士，为我提供了一段难得的安静的写作时间。在受邀在中心作访问学者的时间里，中心丰富的藏书为我的研究提供了以往看不到的资料。本书的成稿正是在这一段时间里完成的。
本书引用了我对文坛老前辈们口述资料，他们的讲述，不但为学者留下了不可多得的数据，而且丰富了本书的内容。
我的朋友陈晓萍女士（《中国新闻周刊》主编助理）通读了书稿，不但当了义务校对，并提出了诸多建设性的意见。
萧今（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刘仰东（《人民政协报》高记编辑）、孟红（《纵横》杂志社）、罗静文（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史义军（自由撰稿人）等朋友在数据上提供了无私帮助。
书稿交付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后，审阅本书稿的学术委员会的专家学者们提出的修改意见，对于启发我的思路，重新梳理写作思路，有重要的贡献；出版社的陆国灿、伟强先生以及本书责任编辑张雅苗女士付出了辛苦的劳动。
在此，谨向他们表示最诚挚的谢意！
徐庆全
2007年5月30日于北京．乐忧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