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后，陈寅恪先生居广州，任岭南大学（后为中山大学）中文、历史两系教授。因其学术成就，当时，党内有些文人气的领导到穗后，一般都要看望他，如陈毅、胡乔木、周扬等。陈寅恪为一纯粹学人，对于这些位高权重的人一般都以礼相待，绝无攀缘之意，更无有求之举。即使是关于自己书稿的出版受阻，他也只不卑不亢地发问，只求知其然，知所以然。
陈寅恪谈自己的书稿出版事，是1962年初春胡乔木来访时。陈的弟子蒋天枢编《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中有记载：
（1962年）初春，陶铸同志陪同胡乔木同志到中大看先生，谈及旧稿重印事，虽已交付书局多年，但却迟迟不予出版。因言：“盖棺有期，出版无日。”胡笑答云：“出版有期，盖棺尚远”（蒋天枢编：《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159页）。
这里，陈寅恪所谈的“旧稿”是指那一部著作？蒋天枢没有说明。多数陈先生的研究者，均附会为《金明馆丛稿初编》。《金》书的确经历了磨难在陈“盖棺”后出版，但征诸史实，当时陈对胡所谈的“旧稿”，恐怕还不是《金》书。本文结合有关档案材料予以论述，并试图找出“旧稿”何所指的答案。
“旧稿”不可能是《金明馆丛稿初编》
上引《编年事辑》中的记载，多被陈的研究者所引用。陆键东著《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引述后，并未确指为《金》书，而是泛指为“他的著述”（360页），显示了作者的严谨。朱浩熙著《蒋天枢传》，则将“旧稿”确指为《金》书：
1956年，陈寅恪先生补订《元白诗笺证稿》的同时，也搜集部分昔年论文，编就《金明馆丛稿初编》一书，寄给蒋天枢，嘱送古典文学出版社。……蒋天枢接到《金明馆丛稿初编》书稿后，于1956年8月专赴北京，将书稿亲自送交古典文学出版社（今中华书局前身）编辑陈向平先生。……有关编辑提出，书稿中《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一文有“黄巾米贼”诸语，有伤农民起义形象，要求改动或删除。但是，陈寅恪喧声拒绝修改，坚持按原作刊行，文责自负，否则宁可不出。双方都不肯作出让步，谈不拢，致使这部论文集的出版日期一拖再拖，数年不能问世。……对这件事，陈寅恪先生颇有感触。1962年早春，昔日清华学子、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胡乔木来到广州，在广东省委书记陶铸陪同下，驱车康乐园看望先生。见面时，谈到《金明馆丛稿初编》出版遭遇尴尬，陈先生半是气愤、半是伤感地说：“盖棺有日，出版无期！”胡乔木半是歉意、半是劝慰地回应说：“出版有期，盖棺尚远！”（朱浩熙：《蒋天枢传》，作家出版社2002年版，151—152页）
朱浩熙所云《金》书为1956年编就交付出版社事，源出陈正宏《蒋天枢先生与<陈寅恪文集>》一文（载《中国典籍与文化》1996年第1期），但增加了蒋专程到北京交送书稿的内容。陈正宏根据何在，不得而知。事实上，《金》书是在1963年才编就交付出版社的。其证据有二：
一是有陈寅恪先生自己的“序言”为证。
《金》书序言云：“此旧稿不拘作成年月先后，亦不论其内容性质，但随手便利，略加补正，写成清本，即付梓人，以免再度散失，殊不足言著述也。一九六三年岁次揆卯陈寅恪识于广州金明馆。”陈浩熙也引述了陈这段文字，却视“一九六三年岁次揆卯”之语不见，坚指《编年事辑》1962年所言即为《金》书，实为不查。
二是新刊布的档案材料表明，《金》书的确是1963年编就交付出版社的。
高克勤《<陈寅恪文集>出版述略》一文（载《文汇报》2007年6月3日8版），根据藏于原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文革”后改称上海古籍出版社，以下简称“上编所”）的档案材料，揭示出“上编所”与陈寅恪就《金》书的编辑出版商讨的过程：
1958年，“上编所”向陈寅恪约稿，陈9月6日复函欣然允诺：“拙著拟名为‘金明馆丛稿初编’，若无特别事故，大约可在1959 年2月以后8月以前交稿。”但其后，由于陈“疾病缠绵”和“正写钱柳因缘诗释证稿”等原因，交稿一拖再拖，直至“1963 年3月，陈先生终于将整理好的《金明馆丛稿初编》寄给中华上编，内收文章二十篇。”“上编所”责成梅林、金性尧两位编辑先后审读。当年9 月，两人分别写出审读报告，就稿件中涉及少数民族称呼和邻国关系等问题提出处理意见。其后，“上编所”领导反复审读后，拟出意见，报上海市出版局，由他们决定是否出版，时为1966 年2月。
高克勤文没有说明“上编所”的审读意见，也不知这份意见也同时上报北京中华书局。
现根据北京中华书局所藏档案予以补充：1966年3月，中华书局领导内部传阅这份意见。意见中除了稿件中涉及少数民族称呼和邻国关系等问题外，还说：“作者从资产阶级唯心史观出发，完全无视封建时代被统治阶级对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所进行的斗争，而以婚姻集团、地域关系和宗教信仰作为历史演变的根据。”（中华书局总编室编《情况反映》）
此时，“文革”欲来，山雨风满楼，这样的评价自然可以理解。不过，也基本上判了《金》书的死刑。“文革”开始，稿件自然被搁置下来。
高克勤文材料丰富，所述《金》书从约稿到编辑过程甚祥，而其结论却无视所述过程，依然认定1962年初春陈、胡对话的书是《金》：
蒋天枢先生撰《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卷下载，1962 年春，陶铸陪胡乔木到中山大学看望陈寅恪先生时，陈先生谈及旧论文稿集起来重印事，虽已交付书局，但迟迟没有出版，感叹“盖棺有期，出版无日”。胡乔木笑答：“出版有期，盖棺尚远。”上述记载中提到的旧论文稿结集就是指的《金明馆丛稿初编》，书局就是指中华上编。
既然《金》书1963年3月才交稿，何来1962年陈“出版无日”的断言？作者显然失察。
杨荣国建议，中华书局拟出版陈寅恪论文集
陈寅恪是著名史学家，1949年后，虽然先后出版了《元白诗笺证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等专著，但其散见报刊的学术文章一直未曾结集出版，不免令学界遗憾。
1958年2月，在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倡导下，国务院成立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为加强古籍出版力量，齐燕铭将文化部出版局局长金灿然调任中华书局总经理兼总编辑，兼任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办公室主任。此后，中华书局出版业务有了转变，被确认为“古籍出版工作”的“据点”（《周扬同志在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会上的讲话》，1958年2月9日）。其主要任务是：“经中宣部同意出版文、史、哲的古籍及文、史、哲方面个人的研究著作。”（《齐燕铭同志的讲话》，1958年2月9日）
中华书局的业务明确以后，一些著名学者的论文集慢慢被纳入出版计划，有学者就提出了出版陈寅恪论文集的要求。这在中华书局所藏档案中，有明显的脉络。
1959年，中华书局将汤用彤先生著《印度哲学史略》纳入出版规划。8月20日，汤一介在为汤用彤的书稿给中华书局“哲学组同志”的信中，特意提出了一个与汤用彤书出版事项无关建议：
另，我个人有个意见，是否可把陈寅恪先生散见各杂志的论文编辑成书，出版？
8月22日，“哲学组”负责人严健羽将此信转给“灿然同志、历史一组”，并在信中写道：
把陈寅恪先生的论文编成书事，请历史一组考虑。
此其后的档案材料看，“历史一组”似并未作考虑。
1960年8月，中山大学历史系主任杨荣国先生来京公干，大约与中华书局的某人（也许就是与金灿然）见面，谈到了陈寅恪的情况，并提出了出版陈寅恪论文集的建议。金灿然致信齐燕铭请示：
燕铭同志：
杨荣国同志这次在京时曾谈到关于陈寅恪的两件事情，兹写上供您参考
（一）杨建议我们考虑印陈寅恪的文集（包括解放前后的论文）。杨说陈先生在被批判以后，表示不再教课。如印他的文集，一要不改，二要印快，三要稿酬高。
（二）陈研究《再生缘》后写成一部稿子，以书中主角自况。这部稿子曾经在广东油印，印数少。后来香港有人把这部稿子拿去出版，书前加了一篇序言，说象这样的书稿，在大陆上是不能出版的，等等。陈知道此事后心情很沉重。
陈的这部书我们已向香港方面去要了，要来后再给您送去。
金灿然 22/8（1960）
同一天，齐燕铭在金灿然信上批示：
陈文集要否印应请广东省委文教部门考虑。齐燕铭 22/8。
在“一要不改，二要印快，三要稿酬高”语下，齐燕铭下划线，批曰：“看内容再说”。
延宕了四个月，金灿然致信杨荣国：
荣国同志：
出版陈寅恪文集问题，广东省委的意见如何？最近我曾口头请示过周扬同志，周扬同志表示可以出，也曾问过郭沫若同志，郭老也认为可以出。如果广东省委同意出，请把你们对出版的要求和作法告诉我，以便正式向中宣部请示。又，陈寅恪先生最近的政治、思想情况如何？在香港出版了“论再生缘”以后他有什么反映？请写一书面材料，直接送给中宣部许立群同志或送给我转交都可以。
敬礼
金灿然 12/12
杨荣国回信：
金灿然同志：
两函均送来，关于陈的材料，写好后即直接寄许立群同志处，请释念！至于著作出版问题，中央同意，则由贵局和陈进行商酌如何？（关于渠之论文在整理中）。专此即复，并致
敬礼
杨荣国
21/12 1960
金灿然在信上批曰：
一，从“史学论文索引”中把陈的著作查出，开一目录（大体排列一下）给我。着史一组办，希望新年前能办完。
二，在上级未正式决定前，出版陈的论文集问题，不要在群众中宣传。
待历史一组查出陈寅恪的论文目录后，金灿然将目录送给齐燕铭，并附上一信：
燕铭同志：
关于出版陈寅恪论文集一事，我曾口头请示过周扬同志，他表示可以；也曾问过郭老，郭老赞成。最近接到杨荣国同志信，附上。为慎重起见，我们就手边的材料查了一下陈到底发表过那些文章，草目附上（不全）。请考虑可否正式向陈约稿。从争鸣上讲，似可以约稿，但据说他的稿子是不能动的，约了可能有麻烦。
陈关于隋唐史的两本书和一本元白诗笺证稿，解放后均已出版。目录中关于元白诗的文章，均已收入后一本书中。
敬礼
金灿然
6/1
这已经是1961年了。3月，齐燕铭在金的信后批示曰：
可由中华提出向陈约稿，只告他文中如有涉及兄弟国家和东南亚国家的（因中国古代史常有把这些国家做为藩属和文中带有污辱话的情形，今天发表容易引起对方不快），请其慎重处理，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此外问题随其任何论点均不必干涉（对少数民族似关系不大，因国内问题总好讲清楚，当然也要看讲话的分寸）。又约稿可否通过杨荣国与之面谈，比写信好。
从上述往来信件看：
第一，关于出版陈的论文集，金灿然言曾向周扬请示过，周扬同意。从1962年周扬的一个讲话中能得到佐证：这一年1月8日，周扬在与广东社联等座谈中指出：
研究机关对资料的收集整理、研究，应该担负具体的任务，应该提出整理、研究资料的具体计划。如梁启超的著作，解放后我们还未出版过，应该挑选出版。近代人物的著作，全国都要研究。需要注解、标点、说明。康有为、梁启超、朱执信的著作，应该出版，要作整理。对活着的人的著作也应该出版，如陈寅恪、陈垣的著作，就应该出版。只要有学术价值的，政治上不反动，不管观点如何，可以出，印数可以少一点。我们的遗产本来就不多，老艺人的艺术可以录音保留，老学者的学术著作也要保留，只要他们有一方面的成就，就要继承、不要抹煞（《周扬与广东社联座谈记录稿》，1962年1月8日）。
第二，出版陈寅恪论文集系杨荣国建议，中华书局主动约稿。从杨荣国信中“关于渠之论文在整理中”一语来推断：杨荣国当向陈寅恪透露了北京中华书局要出其论文集的想法（陈寅恪整理中的论文，或许就是给“上编所”的《金明馆丛稿初编》）。如此，中宣部领导周扬同意，中华书局积极，陈寅恪没有理由拒绝，出版陈寅恪的论文集也成定局了。
1961年11月，在“中华书局1962年编辑发稿计划（初稿）”中，谈到“1962年我局将加强学术著作的编辑和发稿工作”计划时，在“个人研究成果方面”，将陈寅恪的学术论文集的出版列入计划。
可是，此后，中华方面却再也未提出版陈寅恪论文集事，原因何在？中华书局所藏档案材料中没有答案。而高克勤文所提供“上编所”的档案材料或许可以解答：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是北京中华书局的一个分支机构，既然他们已于陈寅恪签订了出版协议，北京方面放弃也顺理成章。
不过，问题似乎还有另外一面。从北京方面提供的陈寅恪论文目录看来，尽管金灿然称之为“草目”，“不全”，但已经尽可能地搜罗了陈的重要论文。这份目录分“历史”、“文学”、“序跋”、“宗教及其它”四部分，囊括陈的论文69篇。而陈编定的《金》书仅收20篇，大多是文学论述。因此，即使有“上编所”的《金》书，中华书局还可把目录中《金》书已经收录的去掉，再出一本论文集的必要。可此后却无消息。
从这个角度讲，（1）中华书局放弃陈的论文集，或许另外隐情；（2）从现有材料看，既然中华书局放弃陈的论文集，陈除了尚在编辑中的《金》书外，没有其它书稿放在出版社等候出版，那么，他与胡乔木所谈“出版无日”的话就无来由。
但，陈、胡二人谈话则有史料根据，不好率意质疑与否定。“出版无日”既然定有所指，是哪一本呢？
“出版无日”是指《论<再生缘>》
前引中华书局所藏档案，在讨论陈寅恪论文集的出版过程中，陈寅恪所著《论<再生缘>》一书，一直为北京方面所关注。
1954年，《论再生缘》定稿后，陈寅恪油印若干册，并交存学校数册。不料，港台学者余英时在香港《人生》杂志1958年12月号上发表《陈寅恪先生〈论再生缘〉书后》一文，推断《论再生缘》“实是写‘兴止遗恨’为主旨，个人感怀身世，犹其次焉者矣！”第二年，香港友联出版社出版了《论再生缘》，在海外轰传一时，议论纷纭。1960年消息传到大陆，引起了广东和北京方面关注。
中山大学领导得到了一本香港出版的《论再生缘》，追查书稿如何流出境外，凡接触过书稿的人都在审查之列。这却难为了不知原委的陈寅恪。1956年8月间，章士钊经广州赴香港，专程来访，陈寅恪曾将油印本《论再生缘》相赠。夫人唐晓莹向校方反映，可能是章士钊带到香港。以章士钊的名位和声望，此事便不了了之。但香港友联出版社究竟如何得到《论再生缘》的稿本，还是一个谜。直到20年后，余英时在香港《明报月刊》发表《陈寅恪的学术精神和晚年心境》一文中，谈到他于1958年秋在美国麻省剑桥发现《论再生缘》油印本，交香港友联出版社出版。这才揭开了谜底。
而在北京，由于杨荣国来京的介绍，也引起了金灿然的注意。在前引1960年8月22日金致齐燕铭的信中专门提到，“陈的这部书我们已向香港方面去要了，要来后再给您送去。”
大约在1960年11月至12月初，北京方面得到了港版《论<再生缘>》。12月“初旬”，经金灿然介绍，郭沫若看了陈寅恪著《论<再生缘>》（王继权、童炜钢编：《郭沫若年谱》（下），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262页），由此引发了郭沫若对此书的兴趣。
自1961 年1 月至1962 年1 月，郭沫若反复通读4遍，得见三种版本，发表九篇文章；两次拜访陈寅恪，并成就一副流传至今的对联:“壬水庚金龙虎斗,郭聋陈瞽马牛风”，留下了一段意味深长的学术佳话。上述内容在《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陈述甚祥。
郭沫若何以对《再生缘》兴趣盎然？他自己的陈述是：读到陈寅恪《论〈再生缘〉》的排印本，对“陈寅恪的高度的评价”《再生缘》感到“高度的惊讶”，便“以补课的心情”来阅读，并想“检验一下：陈教授的评价究竟是否正确”。但事实恐怕并非如此。
与郭沫若有过交往的陈明远，在谈及此事说，1961年郭沫若研究《再生缘》，“也有上面的背景”（陈明远：《忘年交——我与郭沫若、田汉的交往》，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119页），隐约揭示出郭突然对《论再生缘》产生兴趣的深层原因。如果陈明远所言不虚，则郭沫若的研究实是负有使命。
这个使命是什么？虽然没有档案材料佐证，但我们可以做合理的推测：
按照我们一一贯之的意识形态管理体制，海外学者对大陆学者的作品如有涉及到政治层面上的非议，一般说来，大陆都会有文章作答。而这作答的文章，虽然是个人署名，但大致都有官方背景。陈寅恪《论<再生缘>》既已在香港出版，并有余英时以此对大陆意识形态管理体制的非议，自然会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杨荣国和中华书局（金灿然？）谈，金灿然要向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汇报，并把找来的港版送郭沫若；而郭沫若则就此事和康生交换意见。这一系列的酝酿后，由郭沫若以学者身份出面赞赏陈寅恪的研究，也就顺理成章了。这实际上是对余英时以此做文章的回应。否则，我们很难解释郭沫若会在一年之内排炮般地发表文章，因为如果是纯学术研究的话，以郭沫若职务众多、杂务缠身之况看，其精力很难达到。
从另一方面看，余英时在文章中认为，陈的这本书在大陆无法出版，在大陆方面看来，这是政治上的攻击。如果能出版陈的这部著作，实是对这种攻击最好的回答。杨荣国向中华书局谈这本书，金灿然派人找这本书，并送给郭沫若，当然是想看看能否出版这本书。
前引杨荣国1960年12月21日函可为上述推测佐证：函云：“至于著作出版问题，中央同意，则由贵局和陈进行商酌如何？（关于渠之论文在整理中）。”所谈的实际上是两本书的出版：即“著作”和“渠之论文”（他的论文）。如果中华书局出版陈的论文集，想来并不需要“中央同意”，这里所说的“著作出版问题”，只能是已经惊动齐燕铭、郭沫若、康生等中央领导人的陈的《论<再生缘>》了。
后来的事实表明，中华书局的确直接与陈“进行商酌”。1961年5月上旬，中华书局总经理金灿然到广州参加学术会议，曾专程去拜访了陈寅恪，提出请将《论再生缘》一稿修改后交中华书局出版（陆键东：《陈寅恪最后二十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320页）。后来出于某种考虑，陈寅恪的书转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前引的“中华书局1962年编辑发稿计划（初稿）”中，陈寅恪的《论再生缘》原也列入其中，但因其已列入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出版计划而被勾掉了。
与此同时，郭沫若应中华书局之约，开始编辑《再生缘》前十七卷校订本的校样。也就是说，陈寅恪和郭沫若的书要同时出。因此，《论<再生缘>》就是陈寅恪惟一一本交付出版社等待出版的书。
然而，事情并未如人愿。两人的书都没有获得出版，而这同样是来自于中央领导的看法。
有论者注意到这一事实，却把陈寅恪书不能出版怪罪于康生的狭隘，认为康生要见陈寅恪，陈未见，康一气之下把陈的新著《论<再生缘>》“枪毙了”。虽然康生的确批过《再生缘》，但此说也碍难讲通：如果事实真是如此的话，那郭沫若的书还是可以出版的。
关于康生批过《再生缘》，当年中宣部干部黎之有回忆：
有一次（那正是郭沫若与陈寅恪讨论《再生缘》作者陈端生的时候），周扬正在教育楼主持部分文艺领导人会议。康生突然进来，站着说：那个“孟丽君”（《再生缘》中的主人公）可不能再宣传了，那里面讲打高丽，朝鲜方面有意见。他讲完转身走了（黎之：《回忆与思考——从一月三日会议到六月批示》，《新文学史料》1998年第3期）。
事实上，不仅是康生，周恩来也为此表过态。据当年在《光明日报》工作的穆欣回忆：1962年初，周恩来总理曾经让人给他打招呼不要再在报纸上讨论《再生缘》，以免由此伤害中朝友谊，在国际上造成不良影响。郭沫若后来未再就此续写文章，从此在报纸上停止了这场讨论（穆欣：《郭沫若考证<再生缘>》，《世纪》2006年第5期）。
由此看来，陈和郭的书无法出版，关键的问题是因为《再生缘》中宣扬元朝皇帝“征讨朝鲜”的战事,“朝鲜方面有意见”，与康生的狭隘无关。
居住岭南的陈寅恪感受到这一事实，却不知背后的真相，故而才有1962年初春与胡乔木的那段对话。盖彼时，胡乔木尚在休养中，也不解其堂澳，故才有“出版有期，盖棺尚远”的许诺。
迁延至1964年冬，大概陈寅恪也明白了《论<再生缘>》的命运，只好为已经“写定之《论〈再生缘〉校补记》作序”。序中有云：“噫！所南心史，固非吴井之藏。孙盛阳秋，同是辽东之本。点佛第之额粉，久已先干。裹王娘之脚条，长则更臭。知我罪我，请俟来世。”
以“吴井之藏”、“孙盛阳秋”之典，表达对此书不能出版的遗憾之情。而“点佛第之额粉，久已先干”一语，典出《杂宝藏语》，盖暗喻1962年胡乔木来访时作过“出版有期，盖棺尚远”的承诺，有心无力，亦不能兑现；而自己所言“盖棺有期，出版无日”，竟成谶语，惟“怅望千秋泪湿巾”了。
